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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学开始「卷」宿舍

人物 — Wed, 08 Apr 2026 01:00:00 GMT

从改造旧宿舍，修建新宿舍到租赁、购买存量房，为什么高校突然集体「卷」宿舍？

直接原因是高校扩招带来的供需矛盾。与此同时，学生对宿舍条件的要求有所变化。早期更多的问题是「有没有空调」「地面是瓷砖的还是水泥的」，逐渐转而关心「是不是智能门锁」「有没有电梯」。

文｜肉松

编辑｜楚明

搬进新宿舍

在书桌前坐下时，脚底可以直接触碰地毯，那种感觉让许薇感到「极度舒适」。那块仿剑麻的地毯是她搬进新宿舍后添置的生活好物之一，与她同届的董小阳也买了不少过去用不上的东西，比如台灯，可以容纳9双鞋的折叠式鞋架……

当下，她们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一，去年9月，住进了位于通州的新校区，是后者投入使用后的首批学生。

新宿舍是宽敞明亮的四人间，董小阳说，「窗户很大，采光、挑高都不错」，上床下桌是木质的，连接书桌和床铺的不再是细长、硌脚的梯子，而是贴着夜光防滑条的阶梯，「可以一节节走上去，本身也是抽屉」。许薇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床板底部安装了防撞海绵垫。

书桌的面积也很大，去图书馆借书时，不用再估算空间的余量，害怕把书架塞满。除了上床下桌自带的衣柜和抽屉，房间里还有两个四格储物柜。住了半年多，董小阳都没有把这些空间填满，刚住进来时，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利用它们。

此外，一进宿舍就是开放式的盥洗区，配了与洗手池同宽的镜子，上方是一排储物柜，对面是厕所。公共区域的设计也很周到：每层楼都有浴室，每个隔间都装了浴帘；不同区域提供的设备包括微波炉、冰箱、咖啡机、洗衣机、烘干机、洗鞋机、挂烫机、吹风机；还有一片单独的空间，放置了桌椅和晾衣架。

新宿舍让她们的身心舒展了许多，董小阳说，自己终于体会到了在宿舍边吃外卖边看剧的幸福感，「我是来这边才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她和许薇的本科同样就读于人大，但此前四年，一直忍受着中关村校区的旧宿舍。

中关村校区的宿舍分成三类：知行、品园和东风，许薇的宿舍在品园，是配了上床下桌的六人间，已经是校内公认条件最好的，但住起来仍有不顺心的地方：衣柜太小，买衣服前总是再三犹豫；上床下桌是铁艺的，「任何有硬度的东西一碰，就会发出不小的声响」，必须轻手轻脚。

让她尤其头疼的是浴室位置，尽管就在楼下二十多米处，但问题是必须「走出宿舍」。到了冬天，女生们要为此穿上厚重的外套，洗完澡，得排队把头发吹干，而不论哪个季节，都得注意路过的行人。

董小阳住在知行的六人间，最大的痛点是空间太小。

房间里，除了三个上下铺，还有三张桌子，「和高中课桌差不多大，两个人共用一张，只够放点杂物，偶尔吃个饭」。每个人的衣柜不到半米宽，被分隔成两部分，上面被董小阳用来挂日常在穿的衣服，近期穿不到的就堆放在下面，光叠起来是不够的，「必须要放压缩袋里抽真空，还放不下就塞进行李箱」。每到换季，整理衣服都是大工程，把挂着的衣服打包压缩，再把其他衣服拿出来挂着，「要单独抽出半天来完成」。

这些家具占据了绝大多数空间，平时在宿舍，唯一能久呆的地方就是床，所以她和舍友人手一个「床上书桌」。董小阳买的是折叠款，有的舍友想多放点东西，买了带架子的，睡觉时也放在床上。

在人大，条件最差的是部分东风楼，不仅同样是六人间、上下铺、没有楼内浴室，还有一个颇有时代感的元素：水泥地面，以至于学校内部有一个梗——「东风破」。

很长时间以来，在高校学生中，对宿舍条件的不满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就像许薇、董小阳所经历的，这种「苦」日子似乎正在离他们远去。

3月18日，人大研究生院的招生就业处宣布，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29个教学单位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将同时入驻通州校区。2025年5月，人大宣布，将投入约7000万元对中关村校区的品园5楼进行修缮。

去年至今，除了人大，很多高校都有所行动。比如，中南大学潇湘校区投入约7.7亿元建设学生宿舍，预计于2027年4月完工，新增超过7100个床位。湖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南大学等高校，计划购买或租赁存量商品房，作为学生宿舍。此外，北京大学发布公告，称将对燕园校区45-48号楼进行改造，投入金额为1.2亿元；清华大学宣布，将投资近7亿元维修改造紫荆学生公寓1-6、8-13号楼。

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新生宿舍，配备上床下桌图源公众号@温馨人大

扩招之下

从改造旧宿舍、修建新宿舍到租赁、购买存量房，为什么高校突然集体「卷」宿舍？

直接原因是高校扩招带来的供需矛盾。根据《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过去十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从3559万人增至4846万人。2024年初，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发文，鼓励高校通过「新建、改造、购买、租赁」的方式补充宿舍资源。不够住只是一方面，国内许多高校历史悠久，宿舍楼龄高达几十年。时间流逝下，楼宇和楼内设施不可避免地老化。

侯建在南方某高校基建处工作，入职不到两年，他听更资深的同事说，以前只有寒暑假忙，这几年则是一年从头忙到尾。各高校基建处的走动，也变得频繁起来，「互相取经、调研」。

与此同时，学生对宿舍条件的要求也有所变化。从本科到研究生，万杰在湖北大学生活了6年，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学校信息。过去几年，常有学生向他打听宿舍条件。在他的感知中，早期更多的问题是「有没有空调」「地面是瓷砖的还是水泥的」，逐渐转而关心「是不是智能门锁」「有没有电梯」。

这些细节说明，高校宿舍的硬件条件在逐步「升级」。侯建所在学校正同步推进宿舍的改造和新建项目，他说「新建宿舍的标准都比较高」。宿舍内部，上床下桌、瓷砖地、空调、智能门锁属于标配，也会按照居住人数，留出配置衣柜的空间。

卫浴的细节得到了改善，比如，盥洗区要安装镜子，大小取决于洗手池的个数；洗手池也开始提供随用随出的热水……难取舍的是卫浴的设置方式。一种方式是按楼层设置淋浴间，这样可以由保洁统一打扫卫生，「保证宿舍内部整洁，也减轻学生负担」，同时能给宿舍盥洗区留下更多空间，「比如增加一个洗手池，缓解学生早高峰拥挤的问题」。如果让淋浴也入户，这个空间很可能被挤掉，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是否三分离」，「分离之后，上厕所和洗脸互不干扰，也能减少排队」。

不同于新建宿舍，大部分需要改造的都是老楼，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升级。他举例，「很多老楼没有阳台，只能增设晾衣间，在室内进行集中晾晒」，为了弥补通风效果的不足，也会预留烘干机的位置。软装方面同样体现出升级中更加「人性化」的一面，宿舍门后的粘贴挂钩、遮光效果更好的窗帘、明亮但柔和的灯光……

当标准提高，南北地域差异的影响也被消弭了。为了提高南方生源的居住体验，越来越多的北方高校改成了独立卫浴，如果条件不允许，就在公共浴室里设置隔间。另一个相关的变化是，近年来，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东北高校纷纷装上了空调。

宿舍条件的升级也反映出趋势性变化，侯建表示，如今的高校更重视宿舍的综合性，希望通过公共区域的打造，让其承担更丰富的功能。所以在规划时，会设置自习室、阅览室、会客室、健身房这样的共享空间。

当然，这种「升级」并不局限于硬件设施，人际关系对居住体验的影响也在高校的考量范围内。

几位来自不同高校的学生都提到，大一入学前填过一份调查问卷，回答「平时几点起床和睡觉」「睡觉时打不打呼噜」「喜欢安静还是热闹」「有没有洁癖」……很显然，高校希望借此把偏好相近的学生分在一个宿舍，避免引发矛盾。

有些高校给了学生更大的自由度，严敏就读于河海大学，学校一共有三个校区，西康路和江宁校区位于南京，新校区位于常州。2023年正式投入使用之后，学生们要搬到新校区读大二，相当于四年内要搬两次校区。而每次换校区前，可以提前登陆学校系统，重新选择宿舍和舍友，「如果相处得好就继续当舍友，填一个宿舍号就行，觉得不满意，就自己再找」。

宿舍条件的好坏，对学生和高校产生了一种双向影响。在填报志愿时，除了常规因素，学生越发重视宿舍条件。而对于高校来说，这成为其招生时可展示的优势之一。

当初，石鹏以学校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北京某双一流、985高校，并没有过多纠结。但他记得，同学中有人特别看重宿舍条件，「他们不会因为条件好，而特别想去某所学校，只会因为条件不好，排除掉一些选项」。

严敏就是这么做的，她是江苏考生，高考考了611分，这个分数的可选范围包括「省内211和省外985」。填志愿前，她在网上搜索各学校，把相关信息放在收藏夹里，再拿出来反复对比。对比项之一是宿舍条件，她理想中的宿舍要拥有上床下桌、独立卫浴、瓷砖地，「面积最好大一些，有晾衣服的空间」，完全不能接受「上下铺、八人间、三连桌」。

她原本没考虑过河海大学，在招生咨询会上，老师向她保证，只要把河海放第二志愿就「保专业」，强调完学校的学科排名、省内竞争力、就业状况，又给她看学校图书馆和宿舍的照片。她「心动」了，觉得「简直就是梦想中的大学，跟偶像剧里演的一样」。大一开学后和同学们聊天时，很多人都开玩笑说是被招生老师展示的宿舍「骗」进来的。

在住进通州新校区的两年前，董小阳就知道新宿舍的情况了。当时，学校的党团实践活动组织过学生跨校区参观，也鼓励大家拍摄照片和视频分享在社交平台。她说，「学校也想宣传新校区，让更多人看到宿舍很新、设施很好，不是一件坏事。」

3月中旬，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针对高中生的「开放日」，向他们介绍、宣传本科生的培养模式「书院制」。各书院设置了不同类型的面对面交流，其中，紫荆书院选择的是「宿舍参观」，参观地点是南区6号楼——楼内宿舍是上床下桌的三人间，每层有公共浴室、盥洗区和厕所，还有一个单独的晾衣间，配置了洗衣机和烘干机。

图源剧集《二十不惑》

不可兼得

新宿舍大多位于新校区，这意味着，优越的宿舍条件和丰富便利的生活就像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

去年9月，大二的严敏搬到了位于金坛的常州校区。她在社交平台上发过一支记录宿舍的视频：四人间、上床下桌、干湿分离的卫浴、智能锁、24小时热水、阳台、不限电……「还不用交水费」，视频里的严敏边展示边说道，帖子评论区涌进1000多条留言。

但享受这种条件要付出「代价」，学校位置偏僻，她感叹自己住在「鸟不拉屎」的地方。周围的配套没有跟上，附近只有一家电影院、几家饭店和两个超市，旁边是个「村子」。在学校能点到的外卖也很有限——市区的店超过了配送距离，村子里有一些档口店，但卫生条件堪忧。

课余生活也由此变得单调，严敏发现，学校南门最近成了热门景点，因为那里是一片油菜花田，天气暖和后花开了，不少学生赶过去拍照。周末一刷朋友圈，能连着看到好几条同款打卡照片。

在「以购代建」的几所高校中，湖北大学是首个购买商品房作为宿舍的，也是目前唯一已经投入使用的。宿舍与阳逻校区一条马路之隔，与教学楼的步行距离只有10分钟，改造后的宿舍以两人间为主，「外卖可以直接送上门，不限电，也可以自己做饭」。

首批入住的学生是从武昌校区搬过去的研究生，但万杰说，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去的。与河海大学常州校区一样，阳逻校区的地理位置偏远，「出了门什么都没有」，去趟市中心要一个多小时。

万杰一直住在武昌校区，由于大二转专业，住过一段时间没有空调的宿舍——如今整栋楼都已被学校退租。留在本校读研可以优先挑宿舍，他选了一个有上床下桌、有空调和独卫的四人间，是可选范围内条件「最好」的，但现在他住在家里。

除了建设新校区，湖北大学也同步在武昌校区内新建宿舍，所以校园内正在施工。虽然施工时间符合标准，但武汉市规定，三环内，渣土车的运输时间是每晚8点至次日5点，夜间运送渣土的声音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刚开始，万杰买了耳塞，最近实在受不了了，只好搬走。

当下，与施工项目共存也成为很多学生校园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要忍受施工带来的粉尘和噪声，前者可以通过加外罩、喷水来缓解，但后者很难避免。侯建说，基建处经常接到学生对噪声的投诉，说「噪声太大」，这时候，能做的只有邀请学生参观，给他们展示和讲解效果图，「让大家克服一下，再过几个月，宿舍条件就会变得更好」。尽管所有人都清楚，被噪声影响过的学生也未必能住进新宿舍，「很可能忍受了它的坏处，但完全没有得到好处」。

但事情总是这样，有人享受，有人错过。

广州女生刘一心想留在省内上大学，她的第一志愿是广东财经大学，考虑到要住四年，提前打听过宿舍条件，是上床下桌四人间，没想到，以一分只差滑到了广州某二本高校。

录取结果一出来，她立刻上网搜索宿舍环境，发现自己所在专业的学生住在较新的校区，松了口气，「那边的宿舍又大又新，也是上床下桌四人间」。结果学姐告诉她，前几届是在新校区住两年，再回校本部，但她这届直接去校本部。刘一心再搜索后发现，等待自己的是上下铺六人间，让她郁闷的是，「它曾经是四人间」。

尽管2024年初的《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新建宿舍参照本科生四人间、硕士研究生两人间、博士研究生单人间的标准规划建设」，但它针对的只是「新建宿舍」。而扩招来得更早，2020年左右，在来不及新建宿舍的情况下，学校只能在现有宿舍增加床位，进行「四改六」，甚至「六改八」。

经历了短暂的「崩溃」，刘一心只能接受现实，转而搜索本校学生发布的收纳方法。入学后她发现，所在宿舍楼里既有四人间，也有六人间，她住在后者。大一结束时，她得知下一届的同专业新生也在本部，但分到了条件更好的宿舍，「她们那批宿舍是『八改六』，还改成了上床下桌」。与此同时，上个学期，她所在宿舍楼的住宿费从1500元降到了1200元。

在大部分高校里，宿舍条件本就存在差异，改造和新建宿舍又可能加剧这种差异。总有学生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不先解决条件最差的宿舍？

条件最差的宿舍通常是老楼，这涉及到改造。这时需要考虑两点。其一是学生的腾挪，侯建说，尽管有的楼已经很老了，但住的学生太多，没有合适的地方安置学生，就没法将改造计划提上日程，「甚至可能得等新楼建完」。其次要看这栋宿舍上一次改造的时间，这个年限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侯建所在学校的情况是，「一般近10年内修缮过的楼，就不会优先去动。」而这里的「修缮」是指涉及房屋结构、给排水系统的「大修」，如果只是重新粉刷墙壁、更换家具这类「小修」，通常会趁着寒暑假的时间快速完成。

图源剧集《小巷人家》

新宿舍时代

搬进新宿舍后，许薇和董小阳都变得更宅了。董小阳说，学校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但即使只能待在宿舍里，她至少可以在桌前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带着电脑爬到床上去」。许薇也有同感，宿舍条件的升级让她「有的选了」，本科时，如果要学习，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图书馆，现在则不同。

但很多学校正处于过渡期——旧宿舍还在排队改造、新宿舍尚未完工，学生的「苦」日子仍在继续，对于这样的日子，他们各有过法。

石鹏自认为并不是很看重宿舍条件，但大一报到时发现，情况低于预期，尤其是家具，「桌子的材质是合成板，边缘的胶封都脱落了，床板上的木渣子也很多」。

他住在朝南的宿舍，最困扰的是「阳台没有封上」。平时有各种鸟在窗台上拉屎，学校的树都很高，风大的日子，叶子旋转着飞进阳台，散落在地上；晾在外面的衣服经常落上灰，到夏天，很容易被过强的光线晒褪色。他有一件上衣不合身，在阳台多挂了一段时间，再拿回来时，「肩膀处的颜色从灰黑变米白了」。

住到大二，石鹏被晒得受不了，在北面找了一间宿舍搬进去。换宿舍的流程并不复杂，「和辅导员说一声，再办个手续就行」。离开前，他才告诉舍友，大家说「没问题」，又问「谁要住进来？会不会吵？」他解释道，「没事，那边是个空床铺。」

他和舍友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相处得轻松、客气，在换宿舍的过程中没有产生心理负担。这也意味着宿舍关系的一种变化：每个人的独立性更强了。石鹏在翻看朋友圈时也发现，2021年之前入学的学长学姐，还时常发一些和舍友出去玩的照片，毕业时也会发长段的小作文，但再往后，就很难看到这类的内容了。另一位学生也提到自己的观察，「和最好的朋友可能会每天都在微信上聊天，但和舍友不是这样，一旦放了寒暑假，没什么事的情况下，不会用任何社交软件联系对方。」

石鹏今年大四，即将直博，按学校现行制度，博一、博二相当于研究生，可能会被分在大家公认条件最差的一类宿舍。等到7月，他才会知道自己的去处，但已经想好，如果楼层低就算了，「反正每天就是回来睡个觉」，否则会考虑租房，「总不能水泥地和爬六楼都占着」。

与石鹏同校的研二学生何齐就住在这样的宿舍，他最大的困扰来自卫生条件。夏天时，浴室里会出现不知名的黑色小飞虫，「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向楼长反映后，会有人来喷药，喷完还是有，因为真正的问题是楼龄太老，潮热的浴室成为滋生小飞虫的沃土。

但相比本科，他没那么在乎宿舍条件了。区别在于，刚开始对大学生活有憧憬，还有心思在意细节，而在研究生阶段，「一切都变得非常就业导向」，更重要的事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

这也让舍友关系发生变化，他得出一个结论，「原子化程度会更重」。从入学之初，大部分时间就被花在求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相聚的时间会减少。同时，即使不会直接进行比较，但实习和找工作的顺利程度不同，也让气氛有些许「紧张」和「微妙」。

在研究生中，出于主动或被动，租房的情况变得更为普遍。何齐与其他读研的同学聊过，宿舍条件大多一般，「如果想住得好一点，就选择租房」。此外，很多人都在异地实习——实习单位与学校跨越不同区域，甚至城市，同样会选择租房。而近年来，多所头部高校宣布不再为专硕提供宿舍，这导致部分学生只能租房。

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在面对租房成本的问题。国内高校的住宿费普遍在每学年1000元左右，在二三线城市，一年住宿费与一个月房租相当，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一个月的房租是一年住宿费的数倍。何齐说，「学校附近最便宜的单间也要3500元左右，一居室都在5000元以上。」

至于是否要负担这个成本，除了学生个人，也关系到家长的支付能力和意愿。何齐觉得这两点，都在逐步提高，他常和父母说，自己读研没学到什么，只是为了向雇主发射信号。但他们的态度是，「这个研究生必须要读，即使毕业后找个普通的工作」。他觉得家长心中自有一笔账。如今，本科毕业后直接就业的人越来越少，考公考编之外，不在国内读研还剩什么选择？「出去读，成本都更高。」

他有时会想，等自己当了家长要怎么做。未来是未知的，至少在高校学生的住宿问题上，会出现新的变化。当下，高校改造、新建宿舍不仅是为了缓解扩招带来的空间压力。根据有关部门测算，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左右达到峰值，2040年左右，生源又将大幅下降。侯建说，到时一定会有新的应对方法，「可能四人间会改成两人间，或者，宿舍变成对社会出租的公寓」。

而在那之前，宿舍条件仍让在校生们投注心力、物力。

刘一心和舍友们选择自己动手改造。起因是宿舍条件简陋，需要手动接水冲厕所，也没有洗衣机。开学前，她联系上舍友，大家决定一起购入水盆等可以共用的必需品，又通过校园墙上的信息，花849元找人代购买了一台洗衣机。

入住后改造的地方就更多了。卫生间只有两个水龙头，其中一个要连接洗衣机，六个人总要排队洗漱，她们将其中一个改成了双头的；学校给每个宿舍配了饮水机，但其机身内部容易长青苔，她们买了一台婴儿用的冲奶器代替，「全透明的，还可以调节温度」。

她和舍友的生活费是每月2000元，有限的空间抑制了购物欲，平时最大的开销是吃饭。而她们都在勤工俭学，每月有500元的补贴打到饭卡里。所以花钱改造宿舍，也没有什么负担。她们甚至已经形成默契，有了稳定的分工。她们的桌子是备受学生嫌弃的「三连桌」——面积太小，且桌子之间距离太近，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但这带来一个好处，「头一转就能说话的距离」让商量事情变得方便。

宿舍里时常出现的画面是：一位舍友提出想法，大家一起讨论，边商量边打开购物软件，搜索、比价。她们还一起开设了自媒体账号，分享和测评适合「四改六、三连桌」宿舍的生活好物。在拥挤的六人间里，刘一心和舍友们建立起一种共患难式的友谊。当下，改造仍在继续。最新添置的物件是一个用来放书的三层铁皮柜，刘一心说，有舍友提出买个冰箱，「但没地方放了，还没想好要不要买。」

图源剧集《二十不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陈其钢和他的敌人

人物 — Tue, 07 Apr 2026 01:00:00 GMT

他是一个人，他忍受煎熬，保持战斗，用人的残破肉体和神迹般的心灵，活着。

文｜胡卉

编辑｜姚璐

图｜受访者提供

心的较量

陈其钢是个从不落败的人。数点一生，至今73年，26833天，他没有败绩。

一个星期二的早晨，陈其钢还在睡觉，妻子黎耘打来电话。一切都很日常，如果非说有什么特别的，那天他没有早醒。他睡眠障碍比较严重，有时一两点钟躺下，三四点就醒了。他睡工作室，贴着钢琴、电脑和书桌边，摆一条窄窄的单人床。做梦翻身，得有意识防备，不然人会滚落下去。工作室在巴黎第20区，平民区，规划出热门旅游景点拉雪兹神父公墓，安葬了上百万人。譬如作曲家同行肖邦、比才和罗西尼，法语学习材料的制作者普鲁斯特、巴尔扎克和莫里哀，流亡至此的爱讲俏皮话的英国人王尔德。尽管睡在同一块街区，但陈其钢没有哪个夜晚睡得像他们这么安宁，寂静，脑子里一片空白。

电话铃响得突兀，惊扰，一接通，妻子在那头哭喊，儿子出事了。陈雨黎去瑞士访友，在苏黎世的高速公路出了车祸。一个星期前，陈其钢61岁生日，儿子打来电话，祝老爸生日快乐，是父子最后一次联系。半年前，陈其钢动大手术，切除四成肺部，人从能量充沛的壮年一下子跌入脆弱不堪的老年，是儿子从北京飞来巴黎，贴身照护。这段日子，让个性独立的陈其钢第一次对人产生了依赖的心理。听说儿子没了，他「就像开水烫到身上，皮肤瞬间感到的不是灼热，而是冰凉」。

按日程表，这天中午十二点，他有个会议，向法国国家广播电台介绍中国的「青年作曲家计划」。他曾和国家大剧院时任院长陈平谈下设想，由剧院每年拨出一笔经费，扶持青年作曲家。严肃音乐的作曲是一门艰辛的职业，除了作曲本身的难度，还要完成「二次创作」。作曲家写出的乐谱需要被演奏，被聆听，不然就是一沓废纸。而被演奏又极其奢侈，一首管弦乐作品，需要近百位演奏家认可，一起同台完成。历史上有很多作曲家毕生得不到一次被演奏的机会，像著名的舒伯特，没有听过自己任何一部管弦乐作品的演奏。陈其钢成长为作品上演率极高的世界级作曲家，深深了解他挣脱过的困境和现实。他也了解，很多年轻的作曲家依然身陷其中，看不到出路。

妻子说，我们飞瑞士，然后去医院。

陈其钢看了一眼时间。还有时间完成会议。他的心里想起一个人，法国首任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一个烟不离手的高个子男人，眼睛特大，眼球凸出，衬得眼黑一点点，看人时，终生保持着睥睨的习惯。马尔罗在一场车祸中，同时失去两个儿子，当天晚上，他原本计划在法国国民会议上发言。马尔罗没有取消发言，嗓音没有颤抖，没有人听出他的身上正上演一起恐怖事件。

这一刻，陈其钢的心头浮现马尔罗，就好像已经过世36年的马尔罗突然现身，踩着他的心脏慢慢站起来，睥睨他，挑衅他，想要残忍地一决高下。陈其钢盯着房间的虚空，也盯着自己的心。他的心绞着疼，绞动着全身，每条毛细血管都疼起来，好像海上暴风雨中船舶的那台发动机，当它剧烈运转的时候，整个船身都因它而震动不止。陈其钢默然地对这颗心提出一个期待，一个要求，「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挂电话之前，他对妻子说，好不容易约好了的会，不能因为个人私事而取消。中午，他如约到场，成功谈下这场与他个人利益不相干的合作，然后抽身离去。没有人察觉他的命运正在急拐弯，也没有人看见他的心承载了什么。

1990年9月24号，陈其钢全家合影

一年之后，陈其钢受朋友之邀，搬到浙江黄泥岭村躬耕书院。在此之前，他在法国巴黎居住了30年。村子地处乌溪江上游，三面依山，一面傍水，水域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进出依靠渡船，颇有世外桃源的独立神秘。环境的改变，物理空间的隔离，对他疗愈破碎的心有好处。山林里不受污染的空气，对他高度敏感的残肺来说，也相对友善。不像在北京，他需要时时监测PM2.5，出门携带空气过滤器，小马达在胸前哒哒工作，时常会让他混淆心跳的声音。唯一要担心的，只有特定季节的花粉，板栗花开，粉雪似的团簇在枝头，散发出香甜的气味，他看着，嗅着，感到纠结。

陈其钢在村里住了10年。一年到头，只有在乐团排练的时候，出门几天。乐团排练，作曲家到场，这不是行规，是他的个人习惯。

他有不少个人习惯和一般人不一样。譬如，他在法国部长那儿不落败，与书院的保洁阿姨打交道，一样不服输。他不让保洁阿姨见到自己有什么不洁净的。他给阿姨积累出新鲜的工作经验：男性分两类，一类是陈其钢，另一类是其他男性。阿姨负责打扫陈其钢的居所十年，没见过他的马桶沾染一滴尿渍。他的盥洗台光洁锃亮，没有水渍，胡须，牙膏沫子。夏天，她摆开洗衣盆，铺开他的白衬衫，打算好好搓洗一番，却感到无从下手——领子和袖口洁白如新。「没见过这么干净的人。」她也没见过心思这么细腻的人。他不吸烟，也闻不得一丝烟味。然而，一次在戴高乐机场候机的时候，他怎么会想到走进免税商店，为她的丈夫带回来一条中华软壳香烟？

2013年，躬耕书院湖上

一开始，陈其钢住不惯这儿。他在法国单打独斗惯了的，独居，独处，独自承担生存的一切轻盈与沉重。而在这儿，洗衣做饭，拖地除尘，种种世俗的负担都被人分担走了。这似乎是低龄儿童才能享受的特权，他心里怪不自在。他看大厨和保洁阿姨的表情，到了对方眼里，反而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孩儿，有着令人费解的腼腆。

时间一长，与世隔绝的脱俗生活显出它优越性的一面。从2013年春天搬来山村，至2018年，陈其钢完成了《万年欢》《乱弹》《悲喜同源》《如戏人生》《江城子》和电影音乐《归来》，以及一系列改编作品。他成就了此生创作最为高效的时期。

这段时间，他也认识到自己做人、做音乐，都一样，一样较劲，较真，在精神和细节上完全迥异于人，因此，「给自己的折磨非常大」。

譬如，《万年欢》是他接受「英国小号女王」艾丽森的合作邀请，为她创作的一首小号协奏曲。像每一次创作，他慷慨地呈现自己的心灵地貌。有同样失去至爱的人，从《万年欢》气息悠长、持久不绝的高音区形成的巨大张力中，听见了陈其钢对去了另一个世界的儿子的祝福——那么充沛、剧烈而狂野的祝福。作曲完成以后，对演奏者来说，要命的局面开始了，艾丽森没法调动与之匹配的体能和爆发力，自然也失去了作品应有的表现力。排练时，她一到高音处就不吹，「该气吞山河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她建议陈其钢，将难点改得容易些。乐队的小号声部以权威姿态指责陈其钢不会写小号。陈其钢心中不悦，但方向很清晰，「心说，如果遇到点困难就退缩，那还是我吗！」他嘴上没说什么，继续看谱，排练。他有自己坚持的标准和追求。《逝去的时光》二胡版至今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能演奏，但他没有因此而改变。

他的坚持，即使是与他相识二十年、合作过多次的演奏家也无法理解，一个只剩三片肺叶的作曲家，怎么会对气息怀有那么高的期许，那么特别的想象。

十多年过去，《万年欢》成为了小号演奏领域的技术试金石，以它的生命力吸引新生一代跃跃欲试。陈其钢从法国、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的三位演奏家那里，听到了「无与伦比的技巧、能量和音乐感召力，心服口服」。

当外部没有阻力，或者说，外部的一切阻力都已克服，陈其钢还留有一个最难对付的敌手——他自己。

小号协奏曲《万年欢》首演前在伦敦与小号独奏家艾丽森

2016年，陈其钢受中国国家大剧院、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法国图卢兹国家交响乐团、巴黎爱乐音乐厅和南荷兰爱乐团联合委托，创作管弦乐作品《如戏人生》。在书院的工作人员眼中，陈其钢孕育作品的过程，比很多孕妇更加寝食难安。旁人只能眼睁睁地看他受苦，分担不了这活儿一点儿。往往是，一个上午的劳动过去了，厨师做好了他的饭，阿姨扫好了她的地，人人心中无碍，高高兴兴围拢桌子来吃饭。只见陈其钢从二楼名叫「寻音阁」的房间走下来，人人看得出，大师又是空忙，没有寻到一个音符。他端着饭碗，笑一笑，摇摇头。像昨天和前天一样，他告诉大家说，「太难了，太苦了。」

音乐无边无际，最为自由，最具有不确定性，像一阵风，让捕捉它的人既没有方向，也没有抓手。创作之前，陈其钢写大量的素材，大部分最终都用不上，但他需要很多看似的无用之物，去帮他寻找唯一心有灵犀的感觉。一段音乐十几秒，他可能不眠不休花了十几天来创作：曲子的高峰结构在哪个位置，该用怎样的演奏方法，每一个渐强音，每一个渐弱音，应该「渐」到什么程度，什么位置，是否准确而精雅。一旦他认为手头的创作和他的心灵没有吻合，再怎么苦心孤诣，也会被扔弃。一切推倒重来。就是这个过程，让他连着好多天在饭桌上和大家感慨难和苦。感慨完后，他不放下，不休息，不调节，而是返回寻音阁，继续在他深不见底的意识中寻找，挖掘。他也许是从自己身上想到了在暗无天日的深井中寻找蓝宝石的非洲矿工，才会送给饭搭子们一人一顶矿灯。送走一个死磕到底的白日，等到第二天用早饭，他会笑一笑，告诉大家，没睡到什么觉。还想起了人生里头吃过的创作之外的苦，「哭了」。时间一长，大家对这位顽石似的音乐大师，与其说是敬仰崇拜，不如说生发了一种对待苦孩子般的爱怜和同情。而能够照顾这个「苦孩子」，所有人都感到了「由衷的愉悦」。

他的《如戏人生》时长约22分钟，历时九个月写完。

这天，作品在北京正式排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一百来位演奏家聚集在排练厅。三天后北京首演，随后去美国巡演十天，海报贴出，门票已售罄。

陈其钢面向大家，坐在指挥的身后左侧，低头看手上的乐谱。他身型清瘦，穿灰色风衣，戴格子围巾，露出白衬衫的立领。光头，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眼神深邃炯炯，表情因极其专注而显得威严。一段奋进激越的鼓点声结束了。他拧开矿泉水，一口气喝了半瓶，然后用力拧好瓶盖，离开乐谱，向指挥走去。他的脚步利落有力。

「现在感觉不好。」他对指挥说。他想流露友善包容的笑容，但笑得很勉强，神情迅速恢复了严肃。

指挥把手掌放在这位作曲家的背部，想安抚，又收回。他扶了一下眼镜，不安地扬起手，做了一个表示程度轻微的手势。他的语气有些磕绊：「现在是这样，可能，演奏员自己还有点小小的……」

陈其钢斜睨了一眼指挥，不认为只存在小小的困难。他扫视着一堂演奏家，大提琴、单簧管和圆号依次在按谱子走。陈其钢感觉自己迷失在一个吵吵闹闹的迷宫，完全认不出这是自己设计的美妙园林。「根据我的经验啊——」他说着摇摇头，笑了一下，又摇摇头。他说不下去。

指挥示意大家停下来。

「现在感觉很不好。」陈其钢确认了自己，重复时声音大了许多。他把乐谱拿过来，笑容苦涩，「第一遍听完，我完全找不到北。真的，我自己完全找不着北了。」他走进人群，一米七八的个子，俯视着在座的所有人。

大家在他的笑容里坐立不安，小心地拿眼睛探索他，不确定这是自己犯了错，还是他的错。

他一时说不清问题出在哪里，但内心遭遇了重大挫败，这确定无疑。一如在黄泥岭村的那张饭桌上，这颗心想从他的身体里跑出来，裸奔到大家面前，告诉大家，它这是咋了。

「这是说实话。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心里非常忐忑。」他沉默了几秒，语速变得缓重，「因为我现在完全不知道这个曲子出来的结果怎么样，所以我希望陪伴大家一起，能够把这个孩子……能够生好。知道吗？谢谢。」

第一次排练还没有结束，他心里有了判断。他决定取消《如戏人生》的北京首演、美国和欧洲的巡演。他当场告诉大家，「这不是演奏的问题，是写作的问题，我的问题。」然后，他叫上乐队经理任小珑到休息室，通知对方他的决定，并商量所有的补偿措施。已经定下的演出场地，卖掉的门票，牵涉的行政责任，由他一方负责。委托方付给他的创作费用，如数退回，尽管这是他一年到头唯一的收入来源。除了经济压力，他再次扛起创作的压力。日思夜想创作出的乐谱，通通作废。他觉得，这是自己「做砸了」，要担责任，讲信誉。以一年为期，他必须践行承诺，完成一个全新的、他自己的心会认同的作品。

当然了，像以往一样，他没有落败。

一年后，陈其钢查出癌症中期。

陈其钢和儿子

抗癌的方式

陈其钢对待身体，如同对待他的时代机遇和思想困境，朝向自己的每一场改革，他是一个强硬的激进派。浙江医生建议保守治疗，留着那些癌细胞，控制它们的数量。理由是他已经68岁，是经不得伤筋动骨的老年人了。上手术台容易，下来以后，怎么办？陈其钢没有同意，似乎洁癖症上来，容不得一点坏东西的污染。又似乎被完美主义套牢，把朝夕相处的身体当作了一样朝夕相处的乐谱——多一个音符不行，多一个癌细胞也不行。他自己监测指标，琢磨前沿的医学论文，跑到北大一院，找年轻些的胆儿大的医生开了刀。七年前，在巴黎，他也是这么激进地对待他的肺，有两片发炎坏死，他就切掉了它们。

这次抗癌手术，没有肺部手术那么严重，却让他几乎一蹶不振。这是他碰到的没有过的一种心灵状态。原来，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是越来越坚强，而是越来越脆弱。一个脆弱的人在乎的事情，常常是极小的事情。不管那件小事是来自心理，身体，事业，人际交往，都会让人在半夜睁开眼一想起时，难以挣脱。他与极易感染的身体做斗争，也与高度焦虑的情绪做斗争，大体上且战且退，也在且战且退中接受教训，不断学习。在这过程中，出于对自身的珍重，对一生为之努力的创造力的惋惜，以及与他人不失联、不隔绝的向往，他有了一个此身何寄的新的焦虑，「就是你还剩多少时间，你不知道，但是，难道这部分时间——如果真的比较长的话，你要浪费吗？」

他对病中的自己没有足够的能量写音乐，感到强烈的气恼。有些人浮现在他的心头：肖邦，严重的肺结核，三十多岁的身体像一支风中的残烛，还能写出那么好的音乐。巴尔扎克，集胃病、头痛、高血压等等于一身，肥胖的身体像一个疾病博览馆，他却用它写出了91部小说。普鲁斯特，备受哮喘病困扰，久病不离床，完成了经典巨著《追忆似水年华》。还有尼采，不幸的精神病患者，伟大的哲学家。

他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人的身体受到禁锢以后，反而激发出惊人的创作能量，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心灵的激情。为什么「我就不行，这一发烧，我就不行了」。他的身体对一般的病毒细菌没有免疫力，很容易发烧。一旦烧起来，能烧一个多月。

但事实未必如他所说。抗癌这几年，他完成了不少事。换句话说，他抗癌的方式不一般。譬如，他写作出版了自传《悲喜同源》。他这第一本书很受欢迎，在短视频强势、出版行业低迷的大环境下，这本28万字的书印刷了十一次，受到十多万读者的喜爱。

在阅读平台上，一条广受认同的短评表达了这本书的独特价值：「这几年很让人害怕的一件事情是听不到当下的声音，能听到的都是官方的声音，自媒体烦嚣的声音，真想听点各领域顶尖的人对时代对事情的认真的思辨的思考，几乎是听不到的，大家都失语，或者就复制官方的声音，或者就讳莫如深，或者就是一通乱说了换流量换钱。但在陈其钢的《悲喜同源》里，能看到一个独立人格的思想家对时代对当下对人生对艺术发出的思考，很好。」

有些交流引人思考，有些引人发笑。比如，一位吉林读者说：「读完后，我有两个预言：1.此书在不久将来会进入豆瓣读书TOP250。2.此书在不久将来会被禁。」那天，在寻医问药的空隙，陈其钢看到这条评论，被幽默的回应逗得乐不可支。很多的年轻人，很多年轻的心，让他觉得可爱，想笑。这种笑和他如今常有的另一种笑显然不同（「无论多有影响力的人，我都看出笑话来。」），因为这是他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才收获的，是他终于遂了自己的心愿，意味着他的心灵没有被病痛压制，阻隔，没有失去与他人的联系——多么美妙的秘密结盟。

写书的过程，他用四个字形容，「兴致勃勃」。写音乐与写文字，差异像是捕捉一阵风与捕捉一只鸟，风的不可名状，来无影，去无踪，令人心生害怕；比较而言，词语的确定性和指向性带给他莫大的安全感。他觉得写文字相对容易，创作的乐趣不改，但难度降下来，刚好与他亏空的体能相匹配。不像作曲，他通过三四十年的进取达到一个难以自我超越的水准，给如今的自己树立了一个可怕的劲敌，但写文字，在他的创作谱系中，这不是第一回吗？他觉得上手很容易。自律，日程表，进度条，通通不需要。逢人说起这份独特的体验，他简直容光焕发，「但作家听了这话一定气得不得了，写文字容易一些，是吧？哈哈。」

中国古代音乐典籍《礼记·乐记》说：「唯乐不可以为伪。」他认同，并且在作曲时践行，呈现一个人在不同岁月的心灵状态。如果说，艺术玩的是裸露心灵的游戏，他作曲时习惯了这么玩，等到写书时，也驾轻就熟地这么玩。他玩得自由欢脱，像小时候在团结湖的冰面上滑冰，彻底忘记了，或是不屑于冰面下潜伏的危险。

抗癌期间，他的传记电影《隐者山河》也完成拍摄，在影院公映了。

2021年春天，陈其钢收到一封奇怪的邮件。对方说，他是制片人，叫郭旭锋，他想为中国各领域的每一位大师拍摄独立的传记影片。一开始，陈其钢以为是网络诈骗。他没听过这个人，也没听过这么雄心勃勃的拍摄计划。不过，他手上倒是有在巴黎、伦敦、纽约、墨尔本等地拍摄的海量影像资料。比如，央视一档音乐节目的导演别航程和他的团队在国外完成拍摄后，因为项目取消，资金中断，没有完成后续的剪辑工作，成果没有面世。后来，别航程把拍摄的影像通通送给了陈其钢，人便消失了，这些年陈其钢怎样也找不着他，「他是当和尚去了，还是怎么了」。手上这些影像如果只是年复一年地待在硬盘里，无疑白白浪费了。陈其钢一直想找一名剪辑师，完成整理工作，但是不太顺遂。

他让助理给郭旭锋回复了一封邮件，约好在黄泥岭村见面。

郭旭锋当时34岁，比较拘谨，面对有地位的「大人物」，还比较习惯性仰视——心灵平等的含义，平视的角度，是他后来从陈其钢那儿学会的。从贵州一所大学毕业后，他在北京做了多年「北漂」，谈不上有什么醒目的成绩。看着不像个导演，既没有钱，也没有人，凭空一份令人生疑的雄心。另有一份坚定柔韧的心性，一时无法看出。正因为没有拍过电影，他计划拍一百部，「一百个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中国人」。而陈其钢是他找的第一个人。

对于完善这部电影，陈其钢像当初写传记一样兴致盎然。他是郭旭锋的初创公司免费的主演和顾问。他接受了十多次访谈和拍摄，后期出来十多个版本，他一一过目，转给朋友们看，征求意见。意见不好听，由他重新措辞，转达导演。他提醒导演，这是你的作品，不要为了讨好传主而降低一部电影该有的水准。

一段郭旭锋私人存念的录音里面，是陈其钢清晰沉稳的声音：

今天我要做一个成功的纪录片，让陈其钢高兴。没用的。你知道吧？不要让谁高兴，一定是让你自己心里非常高兴。我就是这样，我的眼光就是这样，我一定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这时候才有力量。（你的纪录片）它不能代表我。你说明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文化。他的优劣，他的生命，他的关注，他的痛苦，他的纠结，他的影响。这些东西才启发人。

显然，导演对陈其钢的理解和呈现，是他个人的。比如，片名「隐者」的定义，是导演寻访陈其钢跋山涉水的地理过程，令他想起《寻隐者不遇》的诗意，带出了这一印象。事实上，陈其钢在繁华巴黎的独居生活更接近一个隐者，日常状态是，上午、下午、夜晚，一个人在工作室作曲。中午，一个人吃顿简餐，泡面之类，然后街头走走，晒晒太阳。「创作需要我独处，生活允许我独处。」一次，他沉浸写作《五行》，四个月没有和人说话。

而在小山村，他过的是群居生活，熟人社会，没有哪顿饭是一个人吃的。他自费办过四期工作坊，一百多位年轻音乐家从各地奔赴而来，切磋技艺，互通人生的困境。这更不是隐士的作派。或许，连巴黎那种不近人烟的状态也不能定义他为一个出世的隐者。相反，这明显是一个入世的高手，一心要在一个不分国界的领域，攀登世界级的成就。终其一生，他最最投入的，就是音乐的事业了。这一点信念，即使抗癌过程出现绝望的情绪，他也没有看淡和轻视。些许疑虑是有过的，「创作的人是不是把创作这事儿，看得太重要了？」但这点自疑成不了气候，轻如山间的一抹薄雾，太阳一出就匆匆散去了。

至于入世的方法，他只信奉一条——做出好作品。其他熙熙攘攘的路径，热闹一时的成功，在他看来，都是迷惑人的障眼法，无效的旁门左道。

不管怎样，对郭旭锋来说，电影拿到龙标，在全国影院上映，这是做梦也不敢想的美事。陈其钢答应拍摄，这是善良的开始。电影上映短短25天，超过十万人观看和讨论，一个必然的善终已经到来。他一天一个城市地全国奔走，路演，因为经费紧张常常睡在夜行火车上。他沉浸在强烈的幸福感之中，相信这美好的感受会持续一生。这接近一种永恒的美好：你年轻时做了一个立得住的东西，等你老了，可能什么也做不了了，但只要你想起这个东西，你就觉得这一生没有垮塌，你自己这个人就立起来了。他认为，陈其钢这个人，拍摄陈其钢这件事，给他带来的影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比拟的。这位「精神上的父亲」深刻地重塑了自己，不仅是前途，还有为人，怎么做事，乃至怎么说话。时间一长，交往一深，似乎陈其钢已经不满足于完善郭旭锋的电影，也有兴趣手把手来完善郭旭锋这个人了。2025年4月，《隐者山河》参加了北京国际电影节，映后，导演和制片人作为嘉宾出席了分享会。陈其钢本人没有参加任何一场宣传和分享。他通过现场的视频回放，观看每一场互动交流的全过程。针对这一天的观感，他给郭旭锋发了微信。

一段聊天记录：

老头儿：这种时候你只会听到溢美之词，其他的意见需要看背后的人，也需要一点时间。制片人昨晚表现不错，你没有准确回答观众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建议你看看回放，从中总结经验。导演的语言思辨能力非常重要，如果谈话时思维不清晰，将会影响你的长远发展。这些话是很少有人愿意跟你说的，肯定不好听，我跟你认识时间长了，互相都了解，也就不讲那么多客套了。

郭旭锋：是的陈老师，我就是兴奋一秒然后要总结经验的，我的表达会比较零乱，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语言思辨能力更好点吗？不知道您有没有经验而且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老头儿：聪明人无需努力，天生就会。你我这种不灵活的脑袋，就要下一番苦功。重要的场合，我在年轻时要事先反复思考，并且列出提纲，反复练习，将自己要表达的东西的条理牢记于心。同时，多观察别人是如何表达的。比如xxx（作者注），语速虽然很慢，但在出口之前绝对想清楚，一个废词和多字都没有。在自己说话的时候，即便是平常生活中，脑子里也要有这样的要求，长此以往，你会不知不觉改变。另外一点，更重要，你要说什么！这是核心。昨晚看得出，你对自己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是清楚的，但语言节奏不流畅，经常在中途出现空白。特别是在回答问题时，空白感更强，所答非所问，甚至两次忘记观众提出的问题是什么，这在台上是大忌。在聆听对方提问时，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回答，另一方面要求自己记住提出的问题，这是工作程序。总之，这些是需要长期主动培养的习惯。你看我在回答问题时，甚至还会时不时提醒提问者不要跑题。这样就很容易在对谈中掌握主动权。而且，所谓记住提纲也不要求记整个句子，只要记住核心的一两个字即可。这样，整篇发言就变成，1，两三个字。2，两三个字。3，两三个字。虽然你只记了这几个字，你已然胸有成竹。

电影上映后，很多人在各个平台写下了自己的观影感受。譬如，一个女孩在北京的冬夜，一个人骑着共享单车去观影。「去时8.1km，我骑了42分钟，回程时已经1:05，我骑了46分钟，到家将近两点。……希望这部纪录片不是他准备很久的告别的一部分，希望他明白，他与很多人产生了陌生的缘分，而他/她们希望他更好地活着。」

只言片语，荧光点点，形成一片开阔而丰富的星空，慰藉了陈其钢病中的日子。书和电影带来的启示，是他怎样也料想不到的。「我做的人，比我做的音乐，影响更大，更好。」这是近些年他最大的惊喜。

术后第五年，旧疾没有复发，他安全地度过了成败攸关的抗癌的第一个周期。

人生的戏剧

2024年春天，陈其钢的身体日益衰弱，为了看病方便，他暂离山村，搬回故乡北京，住进了二十年前为母亲买的商品房。小区外面，马路两边，曾聚集了很多著名的工厂，做玻璃，酒精，内燃机，吉普车，以及化工设备，如今都没了痕迹。工业用地转型成住宅小区，板砖楼层层叠叠看不到尽头。有时候，陈其钢会盯着窗外看一会儿，根据远近楼层的清晰度，预测北京当日的空气质量。他会播报一个PM2.5浓度的数值。说完以后，核对手机，基本不出错。如果母亲在，他会得意地在母亲面前亮一亮这个本事，而母亲一定会露出他喜爱的笑容。母亲离开十多年了，没有哪一天从他心里离开过。他仍然每天念叨她，寄身故乡变得像寄人篱下，常常在吃饭洗脸时，不自觉地低语：「想妈妈了，想妈妈了。」

1963年，陈其钢的母亲肖远、陈其钢、父亲陈叔亮、姐姐陈滨滨（从左至右）

陈其钢1951年出生在上海，母亲生产时感染了肺结核，这也给他的肺埋下了病根。同一年，父亲调北京中央文化部艺术局，母亲调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全家从上海搬到北京。这是一个温暖的家庭，日常生活文艺而愉悦。父亲喜欢画画、书法和音乐，喜欢带着孩子吹拉弹唱，吟诵赋诗。陈其钢和姐姐回想父母的教育，「不会造成心灵的痛苦和挣扎」。15岁那年，「文革」开始，接下来十年，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会经历的落差，折磨，他和他的家人都经历了。

26岁，高考恢复，他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单簧管和作曲两个专业。他学习单簧管有十四年，要求自己每天站立练习单簧管不少于六个小时。一出成绩，他是第一名。但是，招生的管乐老师因为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录取他。「文革」期间，他和这位老师同在河北农场改造，是朝夕相处三年的室友。重逢在上海汾阳路考场，他特别高兴，没有像别的报考学生那样对这位老师毕恭毕敬，而是热情地上去拍着对方的肩膀说：「最近怎么样啊？」不成想，这一拍，伤害了对方为人师的自尊。他被拒收了。

他自学过作曲，录取成绩算是中等偏上。入学后，要确定主科老师，但没有一位全职老师愿意接收他。系里给他分配了一位校外兼职老师。这里面分出「嫡系」与「庶出」的差别。想到未来，他十分焦虑。

改革开放，大门打开，国外顶尖乐团纷纷来华演出，中国人对西方表现出空前的兴趣和热情。后来，陈其钢回望转型时期的中西关系，十分奇特。西方人希望把中国带入他们的轨道，所以对中国特别友好亲善，愿意为中国投入，不管是精神、文化、财政、教育、政治咨询，还是民间机构的往来合作，他们都表现得慷慨大方。西方像个美丽的未来世界、处处先进的引领者，吸引着好奇好学的中国人。

北京那时没有音乐厅，只能在礼堂、剧院和体育馆演出，条件粗陋，但对从没有听过交响乐团美妙声音的人们来说，已是天大的享受。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陈其钢之前听惯的是国内乐团劣质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不齐调不准的声音，这是头一次听到差别。他开了眼界，「那是一种我无法想象的声音，柔韧，华美，锋利，深沉。」

大三时，陈其钢萌动了出国的想法。对他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大胆的幻想：家庭没有海外关系，不会有人资助他。当时，外汇不便兑换；兑换了，这个干部家庭掏空家底，只能供他在国外生活两个星期。音乐学院有过公派研究生，但那是推荐制，不会轮到他这个「庶出」的学生。

1967年，吹小号的陈其钢

国内恢复高考后，紧接着是建立开放的留学政策。1978年，中国选派首批52名留学生赴美，邓小平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选拔标准从试水阶段的相对宽松变得严格规范，1981年，政府决定通过全国统一考试选派出国研究生。陈其钢觉得机会来了。音乐方向，一共考十三门功课，他考了第一名。这时，意想不到的麻烦来了。

他在自传中这么讲述这场波折：

学校说要派院长的学生、三好生出去，而不让我去。这当然惹恼了我，也惹恼了一辈子本分的父母，父母一生正直，而且在文艺界人缘很好，对于这种违规行为自然不会忍让。父亲虽已离开文化部25年，当母亲跑到文化部教育司反映这一情况（主管这一事件的，恰巧是父亲的老下属），文化部立即下文到音乐学院，要求学校「按照教育部的统一规定办」。见事情闹大，学校才宣布了我的考试结果，并于11月4号晚由教务处方主任电话通知我到语言学院报到参加法语培训。本应9月接到录取通知的我，直拖到11月才被通知，延误了我两个月法语学习的宝贵时间。

我经常想，如果我是一个平民的孩子，结局将会怎样？

1983年，考取教育部公费研究生赴法学习音乐的，只有陈其钢一人。由此，他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

一百多个赴法求学的年轻人，在一个天气骤冷的盛夏抵达巴黎。第二天，他们被分派到各个城市去学习语言。19个文科生去的是波尔多，这是一个周六，学生食堂和商店都关门。陈其钢和朋友在街上转悠，想找食物。一位老人路过，停下来问他们，是否需要什么帮助。他带他们去了一个集市，然后，带他们转了转城区和葡萄园。到了中午，他又带他们回家吃饭。老人是退役海员，儿子是个盲人，在海滩游泳时淹死了。自那以后，他致力于盲人教育，参与盲人孩子的公益事业。他能敏感地察觉到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尽力提供帮助。陈其钢的法语讲得磕磕绊绊，肺病初愈，看着也不大健康。老人无微不至地关心他，后来经常跑到大学城来看他，带他去看病，后来还拿出全部积蓄做担保，鼓励他去警察局办手续，接妻子和儿子来团聚。

1984年，陈其钢在老海员Yvon Bourgeoi家

他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位北外法语专业的朋友，朋友提醒他，法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不要用中国传统思维对待法国人，「你可以大胆做以前不敢想的事儿，输了就输了，不会因此丢面子，也不会有人嘲笑你。你可以鼓起勇气去寻找你的最高目标，什么都不用怕，什么也不会损失。」受了启示，他把幻想的种子种在心里，也种在法国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在世作曲家梅西安的身上。他幻想拜梅西安为师，学习作曲。这好比一个中国年轻人跑到战后的美国，想找海明威学习写作，听上去都是异想天开的美梦。这美梦在时间里发酵，陈其钢的心变得热切，他希望结束三个月的语言学习期后就能跟随梅西安学习主科。可是，76岁的梅西安早已从任教的巴黎音乐学院退休，那时也没有网络，根本找不到他的线索。

没想到，老海员听了以后，辗转帮他要来了梅西安的住址。拜师信寄出后，一个月没有回音。他在心里理解和接受了梅西安的反应。「怎么能奢望这位国际音乐巨人回答一个陌生年轻人的拜师信？」没有邮件，回信靠手写，或使用打字机，再邮戳，寄走，多么麻烦。难道他连这类信件都要回复吗？接收一个中国学生，对他有什么好处？他何必给自己找这么一个负担？

一天早上，他照例打开信箱，里面躺着一封信。发信人的名字在昏暗的角落熠熠发光，Olivier Messiaen。他呆立在信箱前。一个人历尽千辛，来到陌生的地理，孤身幻想着奇迹，又全力以赴抓住一切微小的可能。但截至奇迹显现，一切都平淡无奇。

他小心翼翼地拆开信件。

亲爱的陈先生：

读了你的信，我很感动，在给你一个确切的答复之前，我希望见到你，听听你的音乐，看看你的谱子，听你谈谈。我现在不在巴黎，要10月以后才能回去。请你10月22号下午5点，带上你的乐谱、录音，到我家来。

我家的地址是：巴黎18区马尔卡戴街230号，五楼，左手边。

真诚的，

奥利维尔·梅西安

陈其钢花了两个月来准备他的面试。他创作了一首新作品，背诵了可能的对话内容。如今回想，他并非因为才能赢得梅西安的欣赏——如果他才能出挑，在北京时也不至于遭到学院老师的一致拒绝。他认为当时的自己没什么才能可言。他背诵的法语，也不知梅西安听懂了几成。当时，他们正聊着天，对面公寓突然着火，梅西安背对着窗子，一无所知。陈其钢看见了，不知该不该告诉梅西安，因为这场火不在他设计排练过的谈话内容之内！他不会说「火」。

聊到中途，梅西安说自己年事已高，对当下的音乐创作并不是最了解，所以，他要介绍一位活跃在一线的作曲家来教陈其钢。这是有一说一，脑子里怎么想，嘴上便怎么说，但在一个初到法国的中国人的脑子里，这番话变成了他熟悉不过的「婉拒」。陈其钢心下焦虑，但他要求自己表现出一个中国读书人宠辱不惊的风度。他面不改色，把没背完的对话，坚持背完了。当他背到从小到大经历的「文革」、农场、考大学、考出国研究生等等求学路上遇到的困难，突破的阻隔，梅西安的神色一点点变了。他把夫人叫过来，当着陈其钢的面说：「我觉得我想接受他，你怎么想？」夫人和陈其钢的妻子黎耘一样，也是个钢琴家。她后来为晚到一年的黎耘介绍了一处方便练琴的修道院。她说，如果你想收，就收吧。

从梅西安家里出来，已是满天星斗。去地铁的路是一个大下坡，陈其钢像疯了一样飞奔下去，如同一只轻掠地面的飞燕，又决心冲上邈邈星河。这一夜的星河，永远灿烂煌煌。时间越久，它带来的温暖和力量越充足，在一些必须忍耐的其他的夜晚，它仍然在陈其钢的心灵上闪耀着：

那天晚上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带给我的幸福感，一直延续到今天。它的维度之大，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能从中得到的启迪，受到的惠顾，是一点一点被体会和慢慢拓展开的。这与梅西安是否伟大无关，它更多关系到的是做人和做事的方法、态度以及努力与成就之间的逻辑关系带给我的精神遗产。它大大地改变了我过去30多年对己、对人、对专业、对世界的眼光和态度，这是最为重要的财富。

1984年，梅西安家的第一次课

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年后，在陈其钢传记电影上海首映礼那天，同样「被幸运砸中」的郭旭锋坐在番禺路咖啡馆，与上海影城隔窗相望，也说了类似的强烈而绵延的「幸福感」。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美好奇迹的发生？等陈其钢接近梅西安的年龄和成就，来更准确地回望当时，答案是，「同情心」。这件好事得以发生，和陈其钢关系不大，纯粹是因为对方想「做好事」，如同他和朋友在波尔多受到老海员的帮助。那些心灵，不是他过去熟悉的功利心。

有人问，这些经历到底是他个人走运，还是一个社会存在的比较普遍的现象？

他笃定地点点头说：「善待弱者，这是普遍的。后来等我（处境）变好，就没有遇到过了。」

1986年，梅西安向作曲家布列兹介绍陈其钢

财运的故事

2019年初，第四期躬耕书院陈其钢音乐工作坊，聚集了26位学员。一个环节是，每个人介绍自己的作品，然后提出任何问题，大家坦诚交流。

一天晚上，一位瘦小腼腆的东北女生聊完技术问题后，想请教大家一个现实的问题：「作曲家该如何生存？你要是没有生存的能力，你连写作的环境也没有，那你怎么写？」

另一个时空里，青年作曲家陈其钢也在为生计发愁。在法国，他身上呈现出极端的分裂感：一面，他是伟大作曲家梅西安的爱徒——老人家的重要讲座和音乐会，如果这位爱徒有事误点了，他就让全场坐等。学习短短两年，陈其钢就以一首单簧管和弦乐四重奏，拔得法国文化部奖的头筹，为此上了当天的中国《新闻联播》。本事亮出，法国广播电台开始委托他为大型管弦乐团创作交响乐。另一面呢，他在平民孩子的游乐营地，做保安，早晚清洁垃圾桶。像这样的社会底层的工作，也是僧多粥少，不易获得。听说他靠出卖体力谋生，不收学费的梅西安有时把装着现金的信封交给他，言语上，生怕伤了他的自尊。梅先生也不是富人，名满天下，在学院勤勤恳恳教书。作曲家的委托创作机会少，且耗时长，不能指望它为生。

生活上他能省则省，到法国前十年时间，方便面是主要的食品。每到周日，他拖着一个小车，搭地铁去偏远集市买最便宜的蔬菜。他拉的是一个星期的食物，很重，地铁没有电梯，他搬上搬下，「就觉得，好烦，生活的那种重量，压在这儿。」

1985年，陈其钢在夏令营做守夜保安

相比他粗糙的胃，心灵要敏感得多，执拗得多，也难受得多。切身感到人与人由于社会、政治、人种、经济、阶层等原因形成的区隔，且亲历自己变成了方方面面的底层人，他的心灵被屈辱占据着。那时的一些表现，他至今回想，还是浑身不自在，不舒服：

房东酷爱帆船运动，他的帆船常年停泊在诺曼底海峡的Grandville。房东和我说好与他的朋友从巴黎开车去游帆船，大家分摊一下汽油费、住宿费等，结果那次我什么都没付。我根本付不起，加一次油就等于我一个月的伙食费。虽然朋友们什么都没说，我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悔与他们一起进行这次「有闲阶级」的出游。我既没有与有闲阶级一起花天酒地的经济能力，又不能为了自尊而导致自己食不果腹。摆脱穷困，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梦。我希望有一天，不但在事业上而且在物质上，挽回那几年面对朋友的心理亏欠。尽管人家并不需要，但我却想加倍偿还。

还有一次，他获得一个美国基金会的奖励，去一个戛纳附近的漂亮古堡居住和写作两年。妻子和儿子来看他，一起租车出去玩。因为没钱，他租了一辆最小最便宜的菲亚特小红车。开到地中海边上，那儿有个摩纳哥赌场世界闻名。一家三口想进去参观一下。赌场门口停着一排豪车，保安很势利，看到这辆小红车，不允许停靠。他不管，一下子钻进去，拉手刹。他感觉胸腔里关着一头愤怒的野兽，即将冲出来毁灭这个不公的世界。保安强制他们离开，威胁说要叫警察。很多人会算了算了，可他坚决不服，不走，不说一句话，不停止摁喇叭。

2019年1月25号，第四期工作坊最后一晚的联欢

他在屈辱中活下来了，而有的人，却实实在在地死去了。他的朋友、作曲家莫五平，生了病，每天肚子疼，撑不住，但因为种种原因回不去。等到回国的时候，已是肝癌晚期，三十多岁就走了。留学生之间的互助是有的，比如，陈其钢把地铁票借给莫五平，他自己跳栏杆违规逃票，但这些情谊解决不了一个人的生计难题。他一直在心里梦想着，不被生活的重量拖拽着下沉，好起来，好起来。

他十四年日日不离手的单簧管，悄然拨动了命运的轮盘。九十年代初，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基础制造业和市场快速复苏，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注意。法国世界一流的单簧管生产公司，想往中国开拓市场。他曾在这家公司赞助的一场国际单簧管比赛中获得首奖，因此，他与总经理保罗相识。保罗问他愿不愿意陪同一起回中国，并引荐一些可能的合作伙伴。一开始他并不知这将意味着什么，光是能免费飞回中国就足以兴奋不已。举手之劳，开启了一份事业。「生活中我养不了自己的家，这样的机会犹如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了自己的脑袋，我当然热情地接住。」像一阵迅疾的风，他在一两年之内就实现了财务独立。三四年后，他正式成立了公司，成为这家公司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十年间，公司的口碑经外商的口耳相传，由一个品牌的代理，扩大到十几个著名欧美品牌的独家代理。

一次，听一个晚间电台节目，一段对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问：「金钱对你意味着什么？」

答：「意味着自由。」

他终于不再受那些精打细算鸡毛蒜皮的束缚，不再被生活摁住头，将凌云心志掩埋在卑微的尘土里。他有了时间的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拒绝的自由。他可以尊重自己的审美，思想和决心，拒绝做那种歌功颂德或是投大家所好的作品。他运气极好的，能够践行他所认同的生活方式，用两条腿走路，把挣钱和作艺分开。

他没有从商的天赋，表现完全不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企业家。商业的核心驱动是趋利，他和商业逻辑拧着干。在一年仅出席一次的公司年会上，他每次都向全体员工强调说，我们不为盈利，而为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他心思在创作上，不见客户，把生意都交给别人去做。他遭遇下属的背叛而不知情，对公司的财务和人事失去了控制权。但即便如此，因为中国90年代的特殊时势，加上他得天独厚的海外关系，财运还是没有中断。

发达让他多么喜悦，说不上。他感到的是安全，「不会觉得钱是那么要命的一件事儿了」。2014年，他净身退出董事会，告别了乐器行业。对此，他欲说还休，流露出少见的迟疑。他吐露时势造就了他的发达的同时，也让他的内心充满了重重的矛盾和罪责感：

当一个老师要来买东西的时候，你看着他——当然，我不看他，我绝对不会见任何人。员工会来和我讲，他们要把这个乐器卖给他的学生，用一个好像非常公允的姿态。而老师这里边所提的成要比公司大得多，学生完全不知道。比如说这价是100块，老师要50，公司不到10，而学生认为这乐器就是100——实际上是老师在赚他的钱。这件事我们不能说。……走过了这些，我才变成了现在这个人，如果不是这样的，我会很幼稚的，其实我今天还能说实话，说明我还幼稚。

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心境。他说，人生中如果没见过钱，会有一个盲点，如果没出过名，也会有一个盲点，难免对金钱和名誉有一种神往。见识过了，才让他明白那不是最重要的，尤其对他而言。他认识到自己，听见了内心的声音：「作为一个作曲家，只要给我一张书桌，我就可以找到我的精神家园。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或是在浙江的山区，我需要的都只是一张书桌，一架钢琴，一台电脑。」

回归平淡简单的生活，他的心里不再有当初在法国清贫度日的那种屈辱、愤怒和恐惧。物质层面，只要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他就感到知足。过去六年，他没有从音乐写作中获得任何收入，「但没有危机感，可能是一个见过和没见过的区别」。他关注着生命中已然成立的，「事业已经有了，事业不会缩回去。你对世界的看法已经是这样一个宽的维度，不会突然又缩回去。再就是，人的积累，朋友的积累，这一点也不亚于财富。」

书院夜晚满天星

「我的标准」

到法国几年后，陈其钢有了自我的意识、思想和审美，不甘于跟在一个伟大的传统后面亦步亦趋。他的音乐语言开始脱离法国主流的美学轨道，于是，异己、排外、打压，通通来了。

38岁这年冬天，他的室内乐作品《广陵之光》在法国广播电台音乐厅演出。听完以后，他的一位研究生导师没有任何客套，扬长而去时，只留下一句话，陈，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此后，他再也不出席陈其钢的音乐会。与老师的冲突是一个先兆，意味着某种范围更大的决裂来临。具体说，是他的中国特质的音乐语言，如使用旋律，流露情感，在西方现代音乐的审美标准中，被划为「下等的」「不入流的」。这种区隔由来已久，占据着统领地位，是他和每一个艺术家每天必须面对的强大现实。他深感，「如果你的个性，你自己的精神不强大的话，你几乎什么事都做不了。」

到底是服从他们的标准，还是坚持自己的标准，成为他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他选择了更难的那条路。

九年后，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在香榭丽舍剧院首演，名独奏、名指挥、名乐团，阵容强大。他钟爱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从美国飞来巴黎，现场表现出无懈可击的技巧、激情和感染力，差点让他幸福得晕过去。曲终，观众疯狂了，起立鼓掌，把充沛的热情给予上台谢幕的作曲家。晚上，剧院大厅举办了隆重的鸡尾酒会，笑容，祝贺，赞美，让他一夜未眠。

第二天，《世界报》发表了一篇非常苛刻的乐评。文章没有分析，只有「政治正确」的绝对权威，高人一等的视角，以及泄愤的情绪。但因为拉丁语系国家的乐评不活跃，出现一篇两篇，便吸引了舆论的关注。这个乐评人把《逝去的时光》定义为一个「垃圾」，「廉价粗俗的冒牌货」。喜悦骄傲荡然无存，陈其钢感觉被重重地伤害和侮辱了。出版商建议他调整写作的方向。合作伙伴、同道和素日热情的朋友，态度都转变了，没人站出来说一句肯定或温暖的话。

遇到打击的陈其钢，整整一个多月没有出门。他在屋里来回踱步，脑子里不同思想激烈交锋，一如看不见的几头困兽昼夜不休，互搏恶斗。

年老以后，他回望那个青年作曲家，正处在「没有足够的根基、最犹豫、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他打了个比方，海明威、马丁松、川端康成等作家获诺奖以后，看着功成名就，然而没过几年就自杀了。一个敏感多思的艺术家，一个对世界、对自己的事业都有思考的人，一个单靠一己之力去奋斗的人，有时候是特别脆弱的。他最脆弱最痛苦的，倒不是忍受身体的伤痛，而是看不到追求的方向，「我这个路还要走下去吗？或者说，应该这么走吗？」

他这样讲述艺术事业的特殊性和当时内心的彷徨：

你不知道怎么走是对的，因为对不对没有标准。让谁高兴算是对的呢，让自己高兴算是对的话，自己高兴最大的压力是，别人不高兴。只有经过若干的历练、锻炼和挫折之后，你才有一些个免疫力。你越来越懂得，让所有人高兴是不可能的。而且你成绩越大，影响越大，人不高兴的程度就越深，数目也越多，给你的打击就越厉害。像《逝去的时光》，那是我经过认真思考准备了一年，写出觉得很不错的一个作品，却让人家不高兴了。你越显眼，他越不高兴。如果首演不是马友友独奏，迪图瓦指挥，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香榭丽舍剧院演出，那么可能就没人评论，没人看，什么回应也没有。你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样。恰恰是因为你站在高处，让人看见了，一箭射过来，先射死你。他并不一定认识你，但你站在高处影响了他的视野，或是影响了他们政治正确的推行，他要表现一下。尽管他这个表现最终可能不会有太大作用，但对我的打击却很大。我管这叫政治。这就是政治渗入到艺术里边，在艺术标准里面渗入政治的标准。这会动摇很多人的艺术观。你不服从，你的艺术生命就有危险。就像当年动荡时期，你不服从，你的政治生命宣告死亡，无异于「社会性死亡」。

1998年4月23号，《逝去的时光》世界首演排练之后与指挥迪图瓦和大提琴家马友友

困境激发了他的斗志，他要证明自己的追求和标准。紧接着，他闭门不出四个月，不见任何人，专心写作管弦乐作品《五行》。他坚持聆听内心的声音，下潜到自己心灵的最深处。一百多个昼夜，心灵极其活跃，听觉极其敏锐，整个人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之中。写完以后，他受邀参加一所大学的讲课，走进教室的一刻，他竟然一时失语，无法发声。

后来，这两部个人风格鲜明的作品成为他最为世界所知、最常被演奏的作品。2018年，巴黎爱乐音乐厅为他举行肖像音乐会，由巴黎管弦乐团演奏了《五行》和《逝去的时光》，纪念它们诞生20周年。

他谈论高光时刻，特别不喜欢拔高、升华、神话，或是沾沾自喜，自我感动。因为他对自己的标准和要求极高，且年复一年养成了追求的定势和自省的高频率，他谈论自己的语气，要么边笑边刻薄，要么像一个十几岁的人，对这世界深感惊异。譬如，他和工作坊一群年轻音乐人探讨生计的可能，提到自己担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设计的经历，他是这么说的，「我，一个严肃音乐作曲家，能被选择做奥运音乐的总监，西方作曲家朋友简直惊呆了！因为在西方不可能。这是中国特色导致的，专业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这种界限模糊的选择。」

试想，如果他想给自己造一座小庙，也会有人追随，礼敬，拜神。然而和他的同代人不一样的是，他似乎完全摆脱了那个拜神的时代对他的塑造。显然，他在所有人看不见的地方，给自己动过许多次痛苦的手术，把塑形过的部分重归天然，帮助伤口在新的时间里重新生长——长得更加对劲。这可能就是他受当下音乐领域最优秀的一些年轻人亲近、积累了不少高质量忘年交的原因。

他对自己的笃定认可，是建立了个人独立的审美思想、艺术标准和心灵世界。他这么鼓励有追求的年轻人，胆子不妨大一点，敢于去领受这份奖赏：

你必须认你自己，你做出一个像你的，真实的，一个特别有力量的，有说服力的作品来。这么多年，我坚持要做我所感兴趣的东西。你坚持到一定时候，你即便所谓的「很差」，比如在某些西方人眼里，我是一个在他们的文艺标准中一钱不值的人，都没有关系。你没有投他们所好。因为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了一个标准，你自己的标准。这就是一个世界。你建立了一个世界——这是最难做、也最难得的。说到对这个时代（的影响），你是一个完整的人，你做了一件完整的事，他喜不喜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当初，奥运会开闭幕式部在确定音乐总监人选时，导演张艺谋推荐陈其钢，说有国际视野，又有足够好的音乐修养，方方面面适合担当这一职位的，「也就是他了」。此前，张艺谋谈过另一位，条件没有谈拢，分手了。那位作曲家提出的物质条件很高，同时他呈现了接下来一年在世界各地的行程，直言这些时间他没办法出现在北京。这一点最令张艺谋心里犯嘀咕，因为他自己和团队已经全天候地扑在这件事情上。一位负责协调沟通的工作人员（她是连接奥组委和张艺谋，以及音乐、舞美、视觉、服装等总监艺术家们的一条纽带，也是一道防火墙）回忆说，「在所有这些艺术家里面，陈老师是最特别的。他的特别之处是，每个决定，他只是本能地想把事情做好。」

陈其钢第一时间接受了邀请，如果能将中国音乐展示在奥运开幕式这一世界瞩目的平台，这是一个中国作曲家梦寐以求的理想。被问及条件，他说，「没有条件，我是来做事情的。」他没想借机会进入体制内，谋求什么官职。做完这件事，他就回去继续做他的自由作曲家。他提出自己不享受委托创作费用。与此同时，他有着极高标准，是个不妥协的细节「控制狂」。像开幕式主题曲，他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不用包装和宣传，唯一依靠心灵的力量，「一次就给人留下印象」。对应的是超强的工作节奏：每天上午九点到凌晨三点，每一小时思考一段音乐，或解决一个工作问题，天天如此，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大年三十晚上也不休息。等大事忙完，他手上脚上长了一堆大泡，头顶左边冒出一个人字形的白癜风痕迹。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奥组委与音乐总监签约仪式

因为怀的不是私心，也可以说无欲则刚，他在奥运期间，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直面硬刚的超越，一种罕见的传统士人的风骨。

一段有趣的记忆：

2008年7月20号，一切准备就绪，进行第一次万人现场模拟入场彩排。奥组委主要负责人和一众领导审查。审查完毕，某位领导说，运动员入场整个过程不够雄壮，建议用交响乐。我当时坐在主席台前一排，当场表示：

「我不接受！再说，两个小时的管弦乐，就算能写出来，也是平庸的大路货，恕我不能。」

张艺谋和其他导演组的同事们听说我发火了，都过来了，十几个人在主席台边上围着我，你一句我一句地劝说。

......

为了表这个姿态，我写了15秒的入场前奏，采用了铜管乐，其他的音乐一点没动。（如果回看2008年运动员入场式的影像，可以清楚地听到这15秒，紧随其后的，是非洲土著的打击乐。）等到下一次彩排，不知是忘了还是怎样，总之没人再提音乐的事，就这样混过去了。

他身上的一个现象是，也许正因为没有私心，他反而能做成那种极困难的事。譬如，他觉得中国法律在音乐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上，做得不对，不保护最需要保护的创作群体。奥组委与作曲家之间的合同条款，写的是奥组委永久性、全球性、100%享有音乐知识产权。这期间的所有创作自动视为奥组委资产，可以由奥组委任意转包获取商业利益。他认为这是霸王条款，要求修改合同。他坚持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法律问题。由于他是唯一一个不接受这一条款的艺术家，所以独自撑持，申诉了整整一年。后来是主席张和平亲自来处理，敦促法律部修改了合同。所有参与奥运音乐的创作者们都因此受益。

他一生所做的事，表现出一脉相承的完整性。因为存有为公之心，在乎中国音乐的去向，他想要与年轻一代音乐人不失联，不隔膜，不无话可谈。他想要做一颗铺路的石子，为天才的诞生改良土壤。于是，在心肺遭受重创以后，他仍然打起精神，在山村里亲手一人一床、一桌一个主题地张罗工作坊。工作坊做完第四年，他想着下一期怎样做得更好，不成想身体查出癌症。人生不足百年，被分到这么一点儿微不足道的时间，一个人能成就什么？「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隐居山野的时候，他体会到那种陶渊明式的伤怀和无力。

1998年4月23号，《逝去的时光》世界首演

战神的脚踵，凡人的肺

这是公寓顶楼的一套小型复式，入户门正对着陈其钢工作间的门。为了隔音效果，工作间奇特地设有两张门，第一张有时虚掩，经过一条比较纵深的通道，第二张门一般紧闭着。冬天的北京，不到五点，天色暗下来，像是不存在渐变的傍晚，直接从白日跌入了黑夜。

陈其钢从工作间走到客厅，穿着拖鞋，像猫一样，脚步没有声音。他穿一身素净的黑色家居服，极瘦，衣袖和裤管显得有点空荡，相比之下，圆圆的光头有着充分的存在感，笑容可掬，让他整个人流露出一种脱俗的可爱气质，像是元宵节灯会上穿街走巷自由自在的大头罗汉娃娃。因为肺部抗炎，长期服用药物引起的副作用，他之前绯红的脸颊变黑了。他在家里的沙发缓缓坐下时，举止一如出现在公共空间，习惯性地挺直脊背，翘着二郎腿，双手交叉叠放在大腿上。他的目光清澈沉静，不偏不倚地注视着聊天对象。这样的姿势，他一丝不苟地保持了两个小时。

最近，传记电影公映期间，他拒绝了所有名人访谈、导师担当类的电视节目和网络视频类节目。尽管医药费很贵，也没有医保，听到「拍十分钟给二十万」的条件，他只是淡淡一笑。人与人的交流，一如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纯粹精神性的，靠一厢情愿和财大气粗是行不通的。他这么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姿态，但不好意思这么说具体的约访人员。「身体不好。」这也是一个真实的原因。他的肺不允许这个空间接纳多的人，带来过量的二氧化碳，不然，桌面空气检测器的数字会变得很不好看。现在，他纵容自己享用一点儿老和病带来的任性，比如，纵容自己的洁癖症。对于那些可能污染他的肺、耳朵和心灵的人，他有点畏怯心，这也是真的。

如果访客是孩子一辈儿的，他容易想起儿子。他会内疚地觉得自己有时候做父亲，「做得太孙子了」，不够地道。想起奥运期间，团队一次宵夜，儿子点菜大手大脚，像个山大王一样兴奋。本来寻常小事，他却担心儿子长成纨绔子弟，回家后训斥了儿子。这样的小事，他在心里反刍，过不去。悲剧刚发生时，他像祥林嫂一样，三句话不离儿子。直到有朋友提醒他，陈老师，丧子是家事，这样做会让人觉得你是想获取同情，未免软弱。他听进去了，一个人在家翻看儿子的视频和照片，翻看儿子的储物箱，打开第一个，然后打开第二个，第三个。他性格中忧郁怀旧的一面，做不到从脑子里抹掉悲剧性的记忆——妻子这方面做得比他超脱些。人按别人的理性坚持一段时间后，总会回归自己本来的样子。他仍然想与人说说儿子，说说做父亲的过失，慢慢地，他找到了对冲的方法，说到关于儿子的一切，他笑着说。有时候微笑，有时候大笑，有时候拿儿子开开玩笑。

现在的心境，变得有点古怪，许多事情觉出一种令人费解的好笑。他深有体会的，是人与人的隔阂，由此造成的莫名的喜剧感。比如，之前那场让他所谓出圈的谈话节目圆桌派，他戴着口罩和空气过滤器去参加，主持人窦文涛问他，大意是，您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参加节目呢？他答，「因为窦文涛。」主持人一愣，似乎承受不起，观众也特别吃惊，全网感动得不得了。人们引经据典，用了很多大词来评价他的反应。他被大家整得相当迷惑，「我到底说什么了？谁也没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件事儿有这么奇怪。」节目是窦文涛的，自然是为了窦文涛来的。不然呢，为了奥普拉吗？

几十年来，他做决定的一个思维习惯，是为了具体的人。在法国时，他接触过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和来访的中国政要，出入过上流社会，但后来，他学会了拒绝他们的邀请。经验告诉他，权力与影响看似能调动一切资源，改变一切现象，却不能改变人的灵魂。他不再对名流表现出任何兴趣。一次，他的朋友，一位法国文化参赞打电话说，总统想邀请你参加晚宴。他不想去，不想「在那儿费半天劲，嗯嗯哦哦地表赞同」，又担心拒绝会影响朋友的仕途。他要确认的，只有这一点。参赞说，不会受影响。他便没有去。

又如，两年前，一个酒品牌冠名赞助的诗酒大会，每年评选一个「最杰出作曲家」，奖金相当于他一年创作的收入。第一年评了他。他回复说，不要，我从2013年起就不再接受任何奖项。然后，赞助方找了他的朋友，一位与他合作多年的指挥家，请他接受。他觉得，无端干扰到朋友，很尴尬，但他也不想违背自己的原则，于是以拖延不定的方法表示拒绝。最后，赞助方找到他的大学同学，另一位著名的作曲家来做说客。他想，这位从不联系的同学、同行，打电话之前，一定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作曲家的普遍个性，唯我独尊，对方这么做，相当于屈尊，「对他来说，太不容易了」。到了这个地步，他拒绝的就不是一个奖项，一项别人设定的游戏，而是拒绝和伤害一个具体的人，那是「一点灵性都没有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

为了具体的他人，而非自己的私心——这就像老海员、梅西安，以及很多他年轻时遇到的贵人们的行事风格。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受益于人类生活中善好的文明和灵魂，自然对实践这条路径充满认同。这是他基于一生的努力，与音乐事业的成就并行确立的内心世界。但与音乐事业不同的是，这一份心灵的事业，只关乎他对自己的承诺、要求和期许。战场在心，荣耀也归于心。此刻，生命迫近尾声，当他以心灵为镜，自我观照，他希望看到的自己，「是一个更坚强，更理想，更完美，能够照顾到和影响到更多人的这样一个人」。

2015年12月15号，逝去的时光排练II

他内在追求如此，暴露在舆论场，自然引发人们的注目。他追求了几十年，在这期间，自由作曲家的职业、独立独处的家庭生活和孤傲强势的个性，让他几十年不受人修剪。种种追求被他内化为平常心，平常事，平常反应。当他从自己的洞穴中走出，洞里洞外浑然一人，没什么两面性，裸露出这样一个心灵世界，人们的惊异是自然的。他对人们的惊异本身，深感惊异，也是自然的。相逢一视，他与人们，人们与他，好像互相发现了新物种的不同物种，面面相觑是免不了的。

如果电影还可以归于别人的作品，自传确是一词一句，从他自己的手下敲打出来的。抗癌过程中写书，个中辛劳是一定的。他高度自觉地想把一笔精神财富留世，因而关注着读者们的反应。他说印象中，中文版传记唯一被诟病的内容，就是他独立开放的家庭观念。事实上，人们骂他的，正是他自己告诉人们的。他本可以不写。写了，出版时可以顺从编辑朋友们的建议删去，这是提纯的安全做法。他的侄子看了原稿，像指点一个不懂中国的法国老头，说您这不用审核人员出马，群众的唾沫星子就能把您淹死。他觉得这话怪得很。他对群众思想的开放程度比侄子乐观。当这一点说不过人家的实践真知，他只好叹气说，如果删去，陈其钢还是今天的陈其钢吗？「据说我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如果我承认，那魅力从哪练就的？是和人的接触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如果在一个空洞的真空环境中生活，摸不到人的深浅，谈何魅力？」

他还想说，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理解不了女性的心路历程，没有移魂一般的领悟能力，像《蝶恋花》那样的作品，写不出来的。他想问题，是艺术家的思路，往往让别人象征性点点头，并不见得真正认同。很多读者评价他们夫妻对彼此的投入不对等，回馈也不对等，替黎耘感到不划算。那种在情感关系中拿着一支秤做交易的思路，他完全理解不了。在他看来，创作是为了获得比肉身更长久的存在，他写下黎耘的重情重义，对他人生有过的关键性贡献，这就是对她的回馈。他通过思想和写作的劳作，让她的存在和他的存在永远地连在一起，这就是最好的回馈。然而，「那些人拿我说的黎耘的好，来说我对黎耘不好，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

1985年，黎耘在巴黎

也许人们从某些角度看，是高看了他，也低看了黎耘。他四十岁之前，是一个求学路上勇猛精进的穷学生，对付生计难题，无力也无心。他做保安，做搬运工，而黎耘是一名钢琴老师，给在巴黎经商的温州家庭的孩子上课，周末无休，不缺生源。两人财务完全分割，是他提出的。而后来，等他时来运转致富以后，他又主动给予家庭丰厚的回馈。「这些不能写，对不对？我干嘛要跟你们汇报这些不重要的，没什么戏剧性。」

那么，出现在自传中的「法国女孩儿」「德国女朋友」「一段走不出来的情感」，那些没有名字和存在感的女性，怎么成就了他丰富的情感经历？特别是，想想暴力般占据他的，昼夜不息的，摆脱不了的创作欲和事业心，坦白说，他并没有做一个追蜂逐蝶的浪子的条件。如果你想打破边界问一问，他会慷慨地告诉你他的经验，那就是，女性如果喜欢你，绝不会无视你，她会主动来找你。「我一辈子的经历，不需要找。」黎耘，当时音乐附中最优秀的一个女孩，十三岁看见他，认定他，与他共经动荡，肝胆相照，长到二十多岁结婚。与一个不离弃的人组建家庭，他得以继续原生家庭受宠爱的生活，也得以维护任性不羁的儿童心性。婚后八年日子和美，两人之间「没有一点裂缝」。

出国是个转折点，此后再也无法挽回那种亲密无间的默契。如今回望，他把个人情状观念的突变归因于一股截然不同的社会力量的塑造。「特别是初到法国第一年，我的巨大变化和她的原地（不变）形成了反差，让我们之间有一股拉扯的力量」，法国社会扑面而来的影响占了上风，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逐渐淡化，「所以就被拉过去了」。

那是一股怎样的社会浪潮冲刷着陈其钢脑子里的海岸，或急骤或平缓地改变了海岸的形状，也许，一个美国人的研究能够提供些许想象。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米歇尔·拉蒙和陈其钢同一时期，八十年代，在巴黎跟随皮埃尔·布迪厄读博士。他对法国和美国两个社会的中上阶层男性表现出的迥异的文化道德观念产生了兴趣，为此访谈了近两百人。一位法国知识分子，一位敏锐坦率的巴黎公立高中的男老师，这样讲述了他和他的圈子达成的某种共识：

道德不在你的大腿之间，而在别处……一个人的本质不是由他的身体层面来定义的……

陈其钢的自传正在被翻译成法文，他感到不必吃一个教训，不必删除被中文版诟病的内容。因为这就是他当初渴望突破的难题。那就是，夫妻之间相互尊重，这不仅体现在言语之间，也体现在尊重对方自由独立的人格。或许，尊重比爱更难，也更重要。解放婚姻在道德方面的束缚，让家庭属于成员的同时，又不丧失每个人的独立性。「这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的难题，但我相信事在人为，别人解决不了，不一定我们解决不了。」他通过一生的实践，承担了相应的代价，最终实现了当初的追求。

写传记，写自己这个人，他信奉的是与写音乐一致的本真态度：「在艺术创作中，个性的完美呈现就是创新，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希望能尽可能真实完整地呈现自己这个人。

2002年10月，北京国际音乐节排练《蝶恋花》期间

晚年他的身体特别需要小心照顾，但考虑到妻子不恋家的个性，他没有对她提过照护的要求。她是他的反面，健康，吃饭香，精力旺盛。她喜欢在欧洲旅行，访友，演出，和年轻人分享她对陈其钢作品的理解。她既然在家里待不住，他便支持她走出家门。2020年1月7号，他动癌症手术当天，她正好有课返回法国，她来看他，他坚持说，「你去干你的事儿，没有问题，我手术该手术，这是我的事。」他没有以疾病或伦理关系，给她制造过任何的羁绊。尽管他目下的处境和年轻时已大不一样，自由变得十分有限，独立也举步维艰。

当他审视自己，用第二人称语气缓重地讲述身体这座翻越不过的山，好像在讲述一位知己、知交的困境。一种孤独又慈悲的感觉，在整个空间弥漫开来：

人生的最后阶段。当你走到这个阶段，碰到了全新的课题，老年的无奈。你在命运面前好像全盘失控。突然的，你的腿怎么不听使唤了？年轻时可没有这种问题。人年轻的时候，即使生重病，你都没意识到会有什么问题。出现由不得你的、脱离你的意志能改变的挫折，你才真正体会到了人的无力。再多的鸡汤，再多积极心理学的辅导，在真要面对生命力的逐渐减弱的时候，你都难免会沮丧。抵抗这股力量，需要你本身特别强大，因为你时时刻刻要面对这重复的课题。今天你治好了，明天它又反扑过来。今天的你是最好的，明天你只能更坏。这一次，你突破不了了，这是宿命。

你逐渐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老年抑郁，因为他不但退出了社会生活，退出了人文关怀，同时身体还有这么多新的问题需要自己去面对和解决，谁都无法分担。加上父母儿子都不在了，你要自己去面对、思考和解决的时候，如果周边有个人和你差不多水平，一起分享，分担，那样会好很多。但由于你一辈子的过程，和你能对得上、能相当的人，特别少，所以人就显得孤立无援。你因为自己一辈子的思考和探索，给自己树了个敌，这时候你发现最强大的敌人是自己。

日常生活最艰难的部分，是他不得不调动全部的体力和心灵，应对他的残肺带来的折磨。先天性的病根，过度进取的个性，鄙视饮食睡眠的生活习惯，导致他在考上出国研究生的那年爆发了严重的肺结核。准备法语考试期间，他隐瞒病情，没有及时治疗。后来又引发支气管扩张。几次吐血，为了避免随时可能的呛血和窒息，他切除了两片肺叶。手术的决定、过程和感受，他在病房记下日记，节选放在传记中。他写日记的方式，涉及很多对法国医疗系统的理性思考，似乎不是为了自我舒缓，而是为了分享，给予，是写给另一个病人的。

受伤的肺，特别容易感染。最近，他刚刚经历了一次原因不明的感染。他清晰地感受着温度一点点地攀升，早中晚三次测量，记录，但只能坐等它攀升到医学规定的发烧温度线，37.3度，请医生给予治疗。他已经对不少抗生素产生了抗药性，医生无法确定哪种药对他有效，输液十四天后，温度不见下降，反而继续攀升。接着，为了查出这次是被哪一种细菌入侵，他接受了支气管镜检查。但镜子一深入体内，伤害了黏膜，导致出血和更严重的炎症。做着手术的时候，他高烧不断。药敏检测出结果后，他又输液十四天。

每一次感染都让好肺的版图遭受不可逆的损失。伤口结痂，可用的肺缩小，呼吸能力降低，他喘得也更厉害。完成一次深呼吸，似乎是太过久远的记忆了。年轻时被漠视的身体似乎报复性地要求关注，异常敏感，能细微地感知温度升高0.1度引发的恶化。但他预料不到这一次的症状是耳朵突然听不见，还是小腿阵阵发麻。他会担心一次正在聊着的天，如果脑神经被某一颗乱发的子弹击中，他将无法思维敏捷地接收信息，准确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未知的，才最令人恐惧。日常不断加剧的艰难，损伤他的生机，削弱活着的意义。没有精力做任何事的时候，他有点瞧不上自己，对自己说，「你在这苟延残喘的，是干啥呢？」最近，他频频想到死亡，想到死与生对比，也有它的美妙：死亡是可以主动选择的，而出生不能。

多么快，那场把他一下子丢进恐惧之中的肺部手术，已经过去十三年。也可以说，一个残破的缩成拳头的肺，奇迹般地支撑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第十四年。他好像古希腊神话英雄阿喀琉斯，被命运无情地埋下致命的弱点，但他不是神，不是因此而一箭丧命的易碎品。他是一个人，他忍受煎熬，保持战斗，用人的残破肉体和神迹般的心灵，活着。

熬过这次持续两个月的感染，他心有余悸，但仍盼望像小孩子领糖果一般，从生活那儿领一点甜。多么快，《隐者山河》已经上映了月余。在风刮得这么大、PM2.5浓度居高不下的北方的凛冬，他终于下定决心，承担风险，离开他这装着三台空气净化器、四套新风系统、两台加湿器和两个空气检测器的公寓，离开他案头等待出版的150万字四册新书。他要调集全部体力，到一公里远的电影院，从大银幕感受一次他的传记电影，像十多万个走进影院的普通观众那样。他不想给其他观众带去干扰，挑选了一个最后排、最角落的位置坐下。不过，他仍然因为高辨识度的防毒面具似的口罩，胸前连着管子的空气过滤小马达，被人们认出来了。

大银幕像一面镜子，让他照见自己的幸福，也照见自己的悲剧，照见自己的抗争，也照见自己的妥协。他精准地盯着自己，发现那些最复杂的隐形的层面，头脑、精神和心灵，仍然存在的老旧褶皱，存在的必须蜕皮、必须丢弃的东西。令人不安的是，它们掩盖在动听的声音和美丽的言辞下面。只要他软弱一点，退避一步，对新生的渴求有所淡漠，他就会看不见它们，而它们也会成功地在他眼前逃逸。譬如，那些西方同行和听众对他的赞美，显得多么不必要呀。他为什么没有再坚持一下，要求删掉它们呢？最深层的原因，是自己仍然没有摆脱某种历史的集体的潜意识，没有消除年轻时经历的那个对西方顶礼膜拜的特殊时代的辐射吗？自己的灵魂，还能像一个出生在2026年的婴儿一样，纯净如新吗？这残破又坚韧的肺，还能支持自己的灵魂历经多少次的更新？

人们安静地坐在观众席，看不见他与自己的交锋，看不见他活跃激荡的意识。人们入情地看完了电影，等片尾曲——他写给儿子的歌《梦团圆》，一曲终，他站起身，人们随后起身。人们面朝他的方向，双手合十，一直鞠躬，一直鞠躬。

（感谢黄菊、郭旭锋、董志琦、盛蜜、韦兰芬、戴建军、常静、依嘉、赵婉婷、李佳、张宏芳对本文提供的帮助与支持）

邓萃雯：把人生的下半场拿回来，交给自己

人物 — Sun, 05 Apr 2026 02:00:02 GMT

多年前，有一次记者访问邓萃雯，「你演的电视剧收视率很高，想要怎样奖励自己？」邓萃雯说，「我已经吃了一根最爱的冰棍。最近我一直在减肥，能吃一根冰棍，我就觉得好幸福。」从那一刻起，她知道，人生不要延迟满足。

邓萃雯说，60岁的她不再把幸福定在一个很远的目标上。她发现很多女性总觉得，我不能先幸福，我要等等，等我供完房子，等我孩子大学毕业，等我退休了，我就可以享福。她反问，为什么要等待？如果孩子毕不了业，或退休的时候得病，那么幸福都要落空了。「如果你一直勤劳，勤劳之后的结果还是勤劳，那你勤劳来干嘛呢？」

以下是邓萃雯的讲述——

策划｜《人物》编辑部

图｜当事人提供

大家好，我是邓萃雯。

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九姑娘，或者是如妃娘娘。大家看我在剧里的角色，都是气场很强，好像天生就是一个大女主，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要争，是一个绝对有野心的女性。

当我知道今天演讲的主题是「野心」的时候，我想了很久。在我的理解，野心从来不是一个贬义词，我觉得它是代表主动、积极，它是一个人为了活下去，为了活得好，从身体里硬生生逼出来的一股劲。

今天站在这里谈野心，我想先讲讲我是怎么活到今天的。

我有过三种层次的野心。第一种，听起来一点都不厉害，它甚至有点可怜。那是关于——生存的野心。

我小时候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爸妈很早就离婚了，我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小孩其实很敏感的，虽然好像什么都不懂，但在那种寄人篱下的状态里，我会觉得我是被遗弃的，我是多余的。为了能在这个家里留下来，我开始有了生存的野心，我必须要有用，要生存下去，我必须要有我的价值。

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就常常陪着我奶奶去买菜。到了中学，我直接承担了去菜市场到回家煮饭的责任。因为我奶奶有很严重的风湿，很多事做不了，所以我就像个小佣人一样，把家里的活儿都干了。只有等他们晚上都睡着了，才有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所以从小我就是熬夜王。

在学校里，我成绩不算好。为了让老师觉得我有价值，我自荐当班长来服务同学。我参加很多球队，代表学校比赛，我也是诗歌班的，会常常外出表演和比赛。但我爷爷管得很严，他有时候会直接去投诉老师说：「我孙女很忙的，家里有很多家务要做，你们学校不能常常要她去比赛。」那时候，我觉得很没面子，感觉自己家里的底细全被别人知道了。

我当时最好的同学，她爸爸知道我家庭背景复杂，叫她尽可能不要跟我玩。我们只能等半夜，我爷爷奶奶睡着了，她爸爸去上通宵班了，我们才敢偷偷打电话。

那时候，我心里藏着一个很强烈的念头：我以后必须要做一个有用的人。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个家里做家务，我想离家出走，我想拥有一个属于我自己，有选择权的家。

我每天陪着爷爷奶奶看电视剧，看着剧情里的角色，我只想飞进电视机里成为他们。我第一份想做的工作其实是空姐，因为可以直接飞走，太自由了。但空姐要19岁才能考，我还没有成年。听说当演员很忙，可以常常拍戏不回家，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借口。

为了这个借口，我不到18岁就跑去报名TVB。但我没想到，飞出那个家之后，我掉进了一个更残酷的丛林。在那里，我很快就生出了第二种野心——竞争的野心。

刚入行没多久，我爷爷走了。拍第二部戏的时候，我奶奶也走了。我以前以为寄人篱下好惨，但我没想到，当他们都不在的时候，我连寄人篱下的机会都没有了。

那是我人生最艰难、最混乱的时候。我住到了叔叔家，三更半夜收工回去，怕吵醒还在上学的堂妹们，只能悄悄地进门。我突然发现，我连一个最基本，属于自己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背后空无一人。

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有些人有背景或有家庭做后盾，工资低一点他们也无所谓，因为有家可以回，这是可进可退的后路，但我只能往前冲，因为我没有后路。我签了五年的长约，做了五年女一号都是只有六千的工资，租房就花了四千五，还要养车，养了车就养不起自己。哈哈！

我只能把自己活成一头牛。我不用睡觉，我可以两个戏一起拍，只要不晕倒，我绝对不请假。骑马、吊威亚、拍打戏，我什么都敢做。我知道自己不是大美人，也没有后台，我唯一的竞争力，就是比别人更勤奋，更不能怕吃亏。我要让公司觉得，这个女孩很乖，很好用，性价比极高。因为我没有退路，我每一次跟公司谈合同，都告诉自己一定要「搏一搏」。因为我知道一定要硬着头皮不妥协，才有可能养活自己。

可能因为演员这份工作，我从小就没有「女性比较弱」的概念。我拍的第一部戏是演千金小姐，第二部就已经是武打戏，在戏里要保护男主，他是一个不懂武功的书生，全都是我在打，所以很快，我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拼命三娘。

图源剧集《巾帼枭雄之义海豪情》

做我们这一行，要拼的事情可多了：拼健康、拼熬夜、拼高难度动作，拼底气、美貌、年纪、行头，拼关系等等。简单地说，就是拼了命来保住娱乐圈的一席位，不容许自己被淘汰，那个时候就算我有无尽的野心，也可能都不够用了。

我还记得为了让自己显得专业，我竟然学会了关掉自己的情绪开关。每一次为了要投入角色和剧情，在面对刚刚跟男朋友分手、知道唯一的偶像刚跳楼结束生命、收到好友末期癌症的消息……却因为我在开工，都只能压抑该有的情绪继续演出。因为那些年，工作是我唯一能抓在手里、唯一能确定的东西。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心里原来有个洞，因为原生家庭缺爱，我非常没有安全感，只能用世界提供的方法去弥补。我开始觉醒自己野心的方向是否偏离了或者根本找错了。我发现，即便逃出了原生家庭，已经大红大紫，赚很多钱，也买了梦想屋，都无法填满这个心里的空洞。好像拥有了这些身外物我并没有感到安全，反而更觉得空虚和不快乐，因为我拼尽全力拿到的并不是我真正需要的，原来我心底渴望的是爱与自由。

我开始停下来，告诉自己，我要回到对的方向。我不把责任推给外界，推给命运，推给原生家庭，我要学会爱自己。

这就是我的第三种野心——奔向幸福的野心。

我不再把幸福定在一个很远的目标上。我发现很多女性总觉得，我不能先幸福，我要等等，等我供完房子，等我孩子大学毕业，等我退休了，我就可以享福。为什么要等待，如果孩子毕不了业，或你退休的时候得病，那么你的幸福都要落空了。如果你一直勤劳，勤劳之后的结果还是勤劳，那你勤劳来干嘛呢？

所以我不要延迟满足。记得有一次记者访问我，我演的电视剧收视率很高，想要怎样奖励自己？我说我已经吃了一根最爱的冰棍。因为当时我一直在减肥，那一刻能吃一根冰棍，我就觉得好幸福。

好像在浪姐五次公演结束之后，我马上留在南疆的和田，旅游三天来奖励自己的辛苦。我发现所有参加的姐姐都只想着离开，只有我会留下来玩。哈哈！

邓萃雯在新疆和田旅行图源微博@邓萃雯

以前在TVB最忙的时候，哪怕两个戏之间只有四五天的假期，我也会飞到东南亚的小岛度假。头两天通常是用来睡的，之后便天天对着大自然，尽情放空，把上一个戏的角色洗干净，把心里清空，准备放新的东西进去。事业最强的野心是热爱，因为热爱才不觉得累才不会放弃。我很忙的时候也会尽力去疼爱自己，活在当下。

前几天，我刚刚过完了60岁生日。很多女孩应该很好奇，60岁是什么感觉？

我到现在依然有好奇心，依然爱玩，我还是很喜欢自己，很想疼爱自己。我想多做有趣的事情，遇到谈判我还是要搏一搏，到了这个人生阶段也没什么好怕了，对吧！很想做一些未做过的挑战，这就是我现在的野心。

去年我去参加《乘风2025》，我一点都不懂跳舞，学得比谁都慢。一开始我也怕，怕破坏了我大女主的形象。但后来想想，管他呢，都活到这个年纪，这些外在的东西也应该要放得下。原来敢于在镜头前做个活人，才发现我是那么搞笑，同时也很笨拙。真好！

我心态很简单，每天只定一个小目标，能一天之内把所有舞步记住了，我就可以回去睡觉。这就很厉害了，因为我已经超越了自己，第二天小考输了也没关系。起码我努力过也坚持到底了。人生历练教会我，不用再强迫自己去追求完美，能在过程中得到满足和快乐就已经很足够了。

所以，我想对那些为家庭付出了半辈子的女性说：把人生的下半场拿回来，交给自己。有什么想做还没做的事，马上去做，不要在乎做不做得来，成不成功，开心一下是一下。真的不用再介意别人说什么。我最在意的是：我开不开心，我过不过瘾，爽不爽。

前几天，我随意买了一张机票飞去东南亚，一个人度过我的60岁生日。在我不停拍戏的那些年，我最喜欢一个人过生日，一个人待在家里，整天不洗头不洗脸，一部接一部地看电影。这一次，我想怀念一下当年的自己，我订了一家度假酒店，每一餐都在酒店吃，只是看看书、晒晒太阳、做做spa就足够满足了。Less is more.

我告诉自己，邓萃雯，你很辛苦，也很用心地活了60年，你值得被奖励。

回望这一生，野心好像是我生命里的一条引线。生存的野心让我活下来，竞争的野心让我站住脚，而最终，它们都是为了把我推向那份属于幸福的向往。勤劳的终点不该还是勤劳，野心的终点更应该是自由和满足。

今天站在这里，完成这场演讲，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现在这个挑战差不多结束了。我也不要等以后才庆祝。所以今天晚上，我就要去吃一顿北京烤鸭来奖励自己，想想都开心。

谢谢大家！

张雪峰倒下后，被运动反噬的中年心脏

人物 — Fri, 03 Apr 2026 01:09:52 GMT

过去一周，张雪峰在跑步途中突然倒下的消息，被一遍遍转发、讨论、放大。一个原本被视为健康象征的运动场景，忽然变得让人不安——运动真的安全吗？为什么一个长期坚持跑步的人，会在某一刻毫无预兆地倒下？在高压生活里，我们到底是在用运动修复身体，还是在悄悄透支它？

这些疑问，正是医生赵威每天要面对的。她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在20多年的从业和门诊经验里，看过太多类似的病例：白天高强度工作，长期熬夜加班，身体被一点点推到边缘，等下班后或周末，ta们再用跑步、马拉松、骑行去「补救」健康，但很多时候，这种补救并没有带来修复，反而成了另一种消耗，「相当于心脏在一种相对脆弱的状态下，遭受了二次冲击」。

这几年，赵威明显感觉到，走进诊室的中年跑者越来越多了，很多人看上去都很健康，有计划地训练，参加比赛成绩不错，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更容易相信自己的身体，而忽略一些细微的危险提醒。等真正来看病时，问题往往已经不轻，有人甚至一查就是严重的心脏病，到了不得不立刻住院的地步。

另一边，是久坐加班、几乎不怎么运动的人，看起来和跑者是两个极端，但两种生活方式常常走向同一个结果——过劳、高油高盐饮食、作息紊乱，「这些因素也会一点点把心脏拖垮」。

今年春天，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赵威向我们反复谈起，比起「运动太多」，更普遍的问题其实是「动得太少」，再叠加不规律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的心脏提前「老了」，二十多岁的心梗患者不再罕见，甚至更年轻的孩子，也因为胸闷、心慌走进门诊。那些原本应该晚一点才出现的心血管问题，正在一代人身上不断提前。

以下，是赵威的讲述和建议——

文｜程静之

编辑｜李天宇

二次冲击

张雪峰是在跑步的过程中突然倒下的。从医学角度来看，我认为最大的概率是急性心肌梗死导致的室性心律失常。人一旦倒下且不能醒来，说明他的心脏要么还在蠕动但不能有效收缩，要么就是已经完全停止跳动了，最终无法抢救回来，也就发生了心源性猝死。

要理解心源性猝死是怎么发生的，可以先看一个更直观的比喻。心脏其实就像一个「四居室的房子」：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心肌是墙，瓣膜是门，负责供血供氧的冠状动脉是管道。同时，这个「房子」里还有一整套电路系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出心电图的原因。电路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表现为心律失常——跳得乱、跳得快、跳得慢，本质上都是电的问题。

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常常因为心肌缺血引发急性心肌梗死，致使心肌的电活动出现功能紊乱，进而导致心脏瞬间失去泵血能力，「房子」的管道、墙和电路接连不断出问题，最终出现大脑和全身器官缺血和缺氧。

事实上，大部分心肌梗死并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血供刚开始中断的时候，心脏的某些功能会出现异常，常见的表现是胸闷、心绞痛，如果这时能够恢复血供，过一会儿不再缺血，这些症状是可以缓解甚至消失的。但随着血流中断时间延长，心肌受损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比如连续20分钟以上，细胞就会发生不可逆坏死，人也就逐渐陷入危险之中。

所以从理论上讲，从最初的胸闷、心绞痛，到心脏完全停止跳动、人彻底倒地之间，是存在一个反应窗口的。但不同个体差异很大，有的人可能只有几分钟。而张雪峰当时是在运动中，呼吸急促、气短这些症状，很容易被当作跑步时出现的正常反应，如果没有相关的医学常识，很难把这些信号识别为危险预警，他也就不太可能主动停下来自救。

一个经常跑步、看起来精力充沛的中年人，为什么会在跑步时突然倒下？如果再往前看，就会发现另一个关键的因素——过劳。

我注意到，张雪峰的工作强度非常高：早场最早7点开始直播，晚场甚至持续到夜里12点，每场2到4小时，有时候一场直播连一口水都不喝。这样长期高强度、精神持续集中的工作，会不断激活交感神经系统，使人处在心率加快、血压升高、难以入睡的状态，进而促进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正是导致血液供应不足、甚至发生心肌梗死的重要基础。

对于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过劳本身就可能直接诱发猝死；而即便没有基础疾病的人，在长期高压状态下，也可能逐渐出现动脉硬化，甚至进一步发展为冠心病，轻微表现是胸痛、胸闷，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甚至出现心源性猝死。

很多人还讨论过一个信号，2023年的时候，张雪峰曾因为胸闷、心悸住过院，虽然不清楚具体的诊断，但这和他长期过劳肯定是有关系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几乎没有其他放松方式，唯一的出口就是跑步——参加马拉松，在朋友圈一段一段地打卡，7公里，再7公里，甚至到深夜12点之后，还要再完成12公里的跑量。其实说白了，这个时候交感神经已经非常兴奋了，心脏也处在一种相对脆弱的状态，再去做这样强度的运动，相当于是两个负性因素叠加，对心脏形成了「二次冲击」。

从某种角度来说，运动对身体的好处有点像疫苗——每次运动都是一次适度的刺激，在「敌强我更强」的过程中，人的内脏系统、代谢能力、肌肉和骨骼都会受益。但前提必须是适度，如果单次刺激过大，身体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在临床上我们会反复强调，像下夜班之后、感冒或其他感染期间、情绪状态很差、特别疲劳或者睡眠不足的时候，都不建议再去做运动训练。因为这些状态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生理刺激，如果再叠加运动刺激，就很可能突破身体的承受边界。

图源剧集《未生》

「真的有必要住院吗？」

张雪峰发生意外后，接连又有好几个跑步猝死的事件上了热搜。最近，在门诊遇到来做检查的马拉松跑者明显变多了。

事实上，中年马拉松跑者确实是一个猝死的高危群体。比如最近，我接触到一个业余跑步团体，团队中的人互相介绍，陆续有10多个人过来挂号。表面上看，这些人状态都很好，在跑团里算是优秀选手，有系统的训练，有固定的跑步节奏，体能也很强。但一检查，问题触目惊心——高血压只是最轻的，还有人查出冠心病、房颤、室性早搏，甚至有三个人已经到了需要立马住院的地步。

这些人很多都是高知，有的已经实现财富自由了。他们热爱跑步，也很自律，把跑步等同于健康，但往往忽略了限度。其实很早就有研究数据提示，每周跑步超过50公里之后，对心血管的益处就下降了，而长期过量的跑步，反而会加速动脉硬化，给心脏病埋下很大的风险。

比如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60岁的女性患者，跑马拉松十几年了，过去血糖、血脂偏高，最近半年才控制下来，平时跑步没有明显不适，体能在同龄人里算非常好了。从我的判断来看，她这个年龄，再加上既往的代谢问题，血管大概率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建议她做冠脉增强CT，结果出来之后，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血管钙化非常明显，其中一支已经是重度狭窄了，而过量运动是一个明确的刺激因素。

当时那位患者急着要出国，我建议她先用药，继续把血脂、血糖严格控制住，回国之前尽量不要再跑步了。但她还是坚持要跑，还计划参加比赛。后来她回来复诊，我给她做了进一步的运动耐力测试，结果发现，她已经出现了短阵室性心动过速——在运动的刺激下，很容易发展为室颤和心脏骤停。换句话说，她在运动中是随时有可能倒下的。

包括这位患者在内，许多跑者会感到很疑惑：他们其实挺重视健康管理，体检也年年做，心电图也没少查，但为什么问题还是没发现？原因就在于，很多潜在疾病，比如冠状动脉病变、室性心律失常，在静息状态下可能是看不出来的，在运动负荷下才会被激发出来。也就是说，躺着查不出来，一动问题就全出来了。

根据患者的一些风险因素情况和不适症状，我们会建议进行运动耐力测试。这项检查可以在运动状态下，持续监测一个人的摄氧量、二氧化碳排出量、心率、血压以及心电图变化，一方面判断冠心病风险和猝死风险，同时还能评估心肺耐力。

我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案例，是一位「运动高血压」患者，50多岁，在大学当老师，规律长跑3年，也参加过马拉松比赛，因为体检时心电图有变化来挂号。我给他做了血压、血脂、心脏超声等一系列基础检查，除了发现心肌有增厚，其他基本都正常。我当时就觉得有点蹊跷，他的心肌肥厚因何而来，只是因为这3年的长跑运动吗？为了进一步找原因，我也让他做了运动测试。他的体能很好，随着运动强度拉升，还跑得很轻松，好像没使什么劲儿，但其实血压早就冲出正常范围，收缩压很快飚到了265mmHg。等于说，他不动没什么事儿，但一运动就变成了一个高血压病人，低强度运动就能让血压升到265mmHg，其实非常可怕，这意味着日常运动对他来说都会造成损害。

这些年，国内专家也在讨论，到底哪些人需要做运动测试评估风险？

简单来说，我们大致分了几类：一类是为了看病，就是本身已经有症状，我们通过运动负荷去判断是否有潜在疾病；第二类是存在运动风险的人，比如心脏病患者、年龄偏大的三高患者等，应该先做运动试验，再去制定合适的运动计划；还有一类，是本身没有明显疾病，但准备去做高强度或极限运动，比如去高原、跑马拉松，在开始之前，也应该做风险评估。

卧式踏车运动试验受访者供图

但比较遗憾的是，目前国内能够系统提供这项检测的医院还不够多，许多人没做过，也没听说过，所以在门诊中，哪怕我提出要做运动评估，很多人也会犹豫，甚至觉得没必要就直接拒绝了。

还有一种情况让我觉得挺无力的，就是评估做了，风险也查出来了，让他们降低运动强度甚至暂停运动，很多人是不接受的。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60岁患者，她的心脏问题药物已经控制不了，需要做手术，前几天，我还反复跟她沟通要来住院，但她会一遍一遍地问，「我觉得自己的状况还不错，真的有必要住院吗？」

还有那位「运动高血压」的大学老师，我当时建议他先吃降压药，把血压拉下来，再慢慢去摸索适合的运动强度，他一开始也拒绝，觉得在静息状态下血压都很正常，为什么要吃药，是不是可以再观察？等后来他再回来复诊的时候，就已经明确发展为高血压病了，这时候他就同意吃药，也同意降运动强度了。

归根结底，很多人对医生的判断产生怀疑，还是因为对运动和健康的关系认知不足，总觉得自己体能好，能参加比赛，就会不断放大自己的能力，而低估其中的风险。尤其对于长期的马拉松跑者来说，他们跑着跑着就开始追求成绩，正反馈的感觉是会上瘾的，比赛成绩会变成一种光环，但恰恰是光环掩盖掉了很多对健康不利的信号。

最近，跑友们进门都会问我一个问题：你觉得跑马拉松，合理的运动强度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讲得很直白，从医学角度，马拉松其实是和健康偏离的极限运动。你想想，怎么可能给一个普通人开每天跑4小时的运动处方？这肯定是不科学的。

跑友们听完会觉得失落，但聊到最后，我常常会反问他们一句，「您为什么要跑步？」大家会说，「是为了健康。」我接着就问，「那您现在还在这条路上吗？」很多人会愣一下，然后说，「你说得对，我再想想。」

其实，医生能做的也只到这一步了，把该讲的风险讲清楚，至于最后怎么选择，决定权还是在跑友们自己手里。

心肺运动试验受访者供图

一个年级，超20%的孩子血压偏高

这两天，铺天盖地的帖子全在讲「猝死前的三个征兆」，我其实挺反感这种标题党的——你怎么就能确定是三个？这种事本来就没有定数，类似的信息一多，公众就很容易草木皆兵，比如有个节目说「牙疼可能是冠心病」，结果第二天门诊全是因为牙疼来看心脏的。

很多时候，大家只是抓住了一个信息点，但并不真正理解背后的逻辑，很容易把它放大成一种焦虑，焦虑本身反而会干扰判断。

这也导致了另一个极端——不想运动的人更有理由不运动了，甚至有的医生也会不自觉被这种思维带偏。比如有一次查房，一位患者说自己在游泳的时候发生胸疼，被拉来医院急救，旁边有人顺口说了一句，「你看，还是不能运动。」那一刻我其实挺难受的，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可能都去跑马拉松，更普遍的问题不是运动太多，而是运动不够，再叠加高油高盐的饮食、巨大的工作压力、很长的工作时间，这些因素同样在一点点消耗心脏的承受能力。

从我们门诊的实际情况来看，心源性猝死的高风险人群，仍然是以40岁出头这一批中年人为主。他们大多是因为血脂、血压这些很常见的问题来检查，结果一查就发现已经存在冠心病或者脑血管异常。

高胆固醇导致的动脉硬化、心脏病问题非常普遍，很多都和饮食结构、缺乏运动有关。我遇到过一个小伙子，平时几乎不运动，白天上班，晚上应酬，把喝酒、抽烟当成减压方式，体重也偏高，在门诊一查，各种指标都不太好。后来他觉得这样不行，换了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用两年时间把生活方式调整过来，体重降了，药也停了，整个人状态非常好。

但又过了两三年，他又来了，一进门就说，「医生，你还认识我吗？」我一看，又胖了点。他说对，换了一份更有压力的工作，重新开始应酬、喝酒、抽烟，所有指标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那个小伙子也很清楚，工作轻松那一段日子身体确实好，但收入下降了，还要养家糊口，权衡之后，还是选择再到高压职场里去卷。我听了之后很难受，但医生没办法替他做选择，一起唉声叹气也没什么意义，只能是把药都吃上，告诉他在日常生活里尽量去调整。

在门诊上，我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三高」和心脏病的发病年龄在不断提前。现在20多岁的心梗患者已经屡见不鲜，甚至不少青少年也会因为胸闷、心慌、胸痛来看病。很多孩子本身就肥胖，十几岁就已经出现血压、血脂异常，再加上学习压力大、长期熬夜，这些危险因素整体前移，而且有一个累积的过程，对心脑肾都会产生损害。

赵威医生在门诊给患者做检查受访者供图

现在的压力几乎是全方位的。有一次我连续接诊了三个患者，一个孩子、一个班主任、一个家长，真的是连着三个，我当时都在想，他们是不是来自同一个学校？我经常跟孩子们说，真得平衡学习和身体，有一个高二男孩的回答让我印象挺深的，他说，「医生我听明白了，要锻炼，不能为了学习把身体搞垮。」但他紧接着又说了一句，「也不能因为锻炼耽误学习。」你会发现，这种拉扯其实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了。

我们之前和社区做过数据对接，一个年级里，超过20%的孩子存在血压偏高的问题，本质上还是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很多老一辈的观念里，还是觉得孩子胖一点是福气，却忽视了肥胖背后的代谢风险。

很多孩子不爱运动，不仅仅是中学，我去给大学生讲课，每到课间都要把他们轰起来活动一下。别说每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他们都不愿意动，就趴在那里。如果从小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持续到30多岁，很可能就到了动脉硬化阶段，职场压力一刺激，冠心病的发病年龄自然就提前了。

人其实是需要动的，就像前面说的，运动有点像疫苗，通过一次次小的刺激，让身体在应对刺激的过程中逐渐变强。如果一直不动，随着年龄增长，肌肉会逐渐流失，心脏也像发动机一样慢慢老化。事实上，人体的肺脏在20岁左右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没有运动习惯，到40岁的时候，心率的负荷区间会变得很窄，也就是说，静息心率就偏高，稍微一活动，心率就接近极限，所以爬个楼就气喘吁吁一点都不奇怪了。

图源视觉中国

每一分钟，都有用

很多人会问，我真的很忙，没时间运动怎么办？这时候可以考虑一种方式，叫「高强度间歇训练」。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不同强度、不同频次的组合，让身体在「微微喘气」和「上气不接下气」的状态之间反复切换。我自己也在用类似的方法，比如早上时间紧，我会做强弱交替的蹬车训练：30秒高阻力、60秒低阻力，做8组，再加上前后热身和整理活动，总共也就20多分钟，但整体效果可以接近三四十分钟的匀速运动。对于特别忙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选择。

关于运动的时间段，一般来说，早晨刚醒的时候，交感神经比较兴奋，心率和血压偏高，再加上一夜没有进水，血液黏稠度也会略高，对于有慢性病的人来说，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风险比较大，所以傍晚通常更合适运动。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现在很多职场人，傍晚下班是最疲劳的时候，那就要换一个时间运动，总体来说，只要没有明确疾病，你感觉舒适的时间都可以安排，但不建议离睡眠太近，更不建议在深夜或凌晨跑步，那是在对抗生物节律。

还有很多人问，运动时什么样的心率是合适的？

最理想的方式，还是通过专业的心肺运动测试，找到有氧和无氧的临界点，再推算出对应的心率区间。但很多人希望在家里就能自测，我们在做科普时也会给一个相对粗略的方法：在没有基础疾病、身体状态良好的情况下，可以用「207－年龄×0.7」来估算最大心率，然后再乘以60%-70%，得出的结果就是运动中的目标心率。原来大家更熟悉的最大心率估算方法可能是「220－年龄」，但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早期、样本量很小的研究结果，不适用于普通人，尤其是很多有用药情况的中老年人，这个方法的误差会更大。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跑步不要追求跑量和配速，而是关注心率和时间。如果没有任何测量的工具，还可以用一个非常直观的方法：如果能边运动边唱歌，大概是低强度；不能唱歌但还能说话、吹口哨，是中强度；如果说话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基本就是高强度。大多数情况下，一旦到了说话都困难的程度，就应该把强度往下调一调。

说到底，运动是一门非常复杂的科学。运动带来的改变是全方位的，不管是心肺耐力提升，还是肌肉量的增加、脂肪的减少、骨骼的强化，都会让一个人整体看起来更年轻。某种程度上说，再多的药物和保健品组合，也替代不了运动带来的综合效果，它确实是具有抗衰老的能力。

至于具体做什么运动，很多人会倾向于只选一种，比如游泳，觉得它对呼吸系统的锻炼效果很好；再比如挥拍类运动，兼具有氧、肌肉和反应能力训练，是目前研究里抗衰效果比较好的单项。但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只推荐某一种运动，就像饮食一样，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只吃一种，真正合理的方式，一定是多种运动的组合，从频率、强度、时间、类型这四个维度去做整体设计。

最后回到时间这个问题。过去有一些指南会说，每天至少运动一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每周不少于5天，这样当然很好，但问题是很多人做不到。后来又有说法是，每次至少坚持10分钟，但依然有很多人达不到这个标准，干脆就放弃了。所以最新的共识已经变了——每一分钟的运动，都是有价值的。换句话说，没有那么严苛的门槛，只要你能动，就尽量去动，每一分钟，都有用。

图源剧集《HOPE～未生～》

客房大姐，被遗忘的名字

人物 — Thu, 02 Apr 2026 01:00:02 GMT

一间客房退房后，留给清扫的时间并不宽裕。

要撤掉用过的床单被套，清理浴室和地面，擦拭所有台面，消毒杯具，补充洗漱用品，换上干净的布草，最后检查几遍——让下一个住客推门进来时，觉得一切都是新的。

完成这些的人，通常在酒店里被称作「大姐」或「阿姨」。她们推着布草车穿行在走廊里，与客人错身而过，很少被记住名字。

过去10多年，中国的就业结构悄然变化。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领域之一，接近一半的城市劳动者都在其中流动。一份酒店行业报告显示，超过68%的酒店客房服务人员来到城市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客房」。是酒店行业接住了「她们」。这其中，年轻人占比变多了，当白领工作不再意味着体面和稳定，蓝领岗位反而因为「实在」而有了新的吸引力。

当然，更多岗位的承担者，仍然是45岁以上的女性。她们人数庞大，却常常面目模糊。她们在意什么？害怕什么？渴望什么？过去几年，有一个品牌开始尝试记住她们的名字，看见她们因长久站立而肿痛的脚、因为长期泡水而发红的双手，看见她们花白的头发和反复弯折的腰，想为她们做些什么。

这个春天，我们走进亚朵酒店，走近前台、客房、后厨和公区，听这些一线客房服务人员讲述自己的工作和人生，倾听她们的故事。我们也想知道：当她们被看见，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当人与人之间真正地关心，故事会如何发生？

文｜宇培

编辑｜李栗

身体记得每一天的劳动

大多数住客，几乎记不住为自己打扫房间的人。她们出现得很安静，在住客外出时工作，等住客回来，房间已经打扫一新，她们已经不见身影。

翠玉就是其中一位。她53岁，来自安徽巢湖，在服装厂干过活，如今负责公区保洁，偶尔也做客房保洁。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大堂，她顺手把沙发上的抱枕一一摆正，又自然地问：「你冷不冷？看你穿得有点薄。」

她有一张沉静的脸，说话声音不高，语速也慢慢的，说话时两手会无意识地互相摩挲。那是一双很难被忽略的手，因为常年泡在水里，裂口、倒刺成了常态。她不太戴手套，因为不方便干活，「拖地可以戴，洗烘衣服不行，抓不出干湿，套垃圾袋也粘」。

当然，她也不常抹护手霜，一次，姐妹送她一支护手霜，她抹了一点，烘干机里有衣服烘好了，她怕护手霜粘到衣服有味道，赶紧洗了。

翠玉的心很细，客人和她一道乘电梯，她会主动问，「您好，您住哪个房间？」。她记得这家酒店每一间房的具体位置：247，出了电梯往右手拐弯，就是247-241房间，大号在先；310，出了电梯左手拐弯，房门就对着电梯口，窗户是对外的；526，出了电梯左拐，526在右手边，在半中间小拐弯那里。她还记得尾号08、06的房间在内侧，适合想要安静的客人。

连客房经理都讲，「这个不用你记得呀？」，她笑，「我就想客人问我，我能一下给他指出来」。

白龙是翠玉的直属领导，也是从客房清洁开始做起，一路做到客房经理。她来自吉林长春的农村，2014年小孩上高中了，她不用在家带小孩，就想出来「闯一闯、看一看」。经人介绍，她开始接触酒店行业。

有人劝过白龙，说这个行业很辛苦，她没太往心里去，她有一种对于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自信，「我们农村出身，什么活都能干得了，不就是打扫卫生吗？在家里谁家不套枕套？」等真正接触这个行业，白龙才发现，酒店行业有许多标准，和干农活根本是两回事，就说套枕套这么件小事，也有速度和技巧，刚入行那几天，她每天睡觉前胳膊都有点抬不起来，生疼。

酒店清洁是一项拼体力的劳动。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房」，做得越多赚得越多，如果一天只做十间房，很多人都可以做到很完美，但是那只够保底工资，每天要拼二十几间房，才能赚到相对可观的收入。「没有什么别的窍门，就是拼」，白龙说，这份工作能坚持下来，「说心里话就是家庭需求」。小孩要上学，她文化程度不高，只能做服务行业，没有别的选择。

她从东北来到上海，很少见证这座城市繁华的那一面，基本都在劳动中度过，好不容易轮休，也不想出门，在家做点东北菜就很满足。「大上海这个地方各方面都是很快的，不像我们在农村种地，晚收一天早收一天都可以，已经出来了，不能回去，就坚持」。

她工作的亚朵酒店曾做过统计，做一间房，清洁者手部消毒至少3次，每天做25间，手消至少75次；打扫一间客房，从扯掉被套、铺平床单，到清理地上的毛发、擦拭低矮处的死角，要弯腰约160次，一天下来，弯腰次数4000多次。

说起这份工作，白龙印象很深的也是「手」。「做房」的姐妹们对手有一种看似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她们不太在乎手部皮肤的粗糙，因为每天下水，冬天一到，很多人的手都裂了口子。另一方面，大家又会特别注意，不能扭伤手，因为一旦手部受伤，不能干活，影响的是生计。「要把手保护好，我们的手是赚钱的手」，这是许多酒店清洁人员的心声。

如果说手是她们最常被看见的劳损，那么脚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部分。

一间客房做下来，要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下蹲、弯腰，一天下来步数至少20000步。

大姐们节约，购买的工作鞋通常不会太昂贵，这些鞋子在浴室工作时防水性不足，磨损得也很快，很多大姐基本每3个月就要换一双鞋，一年就需要买4双。正因为这样的高频率更换，她们更舍不得买「好鞋」，因此进入鞋的困境循环。

很多大姐们下班后最想做的事，就是先打一盆热水泡脚。脚底发胀，小腿发酸，有时候站久了，连腰都会跟着发紧。

后来，亚朵在内部调研里发现，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客房服务员穿的都是老北京布鞋，便宜、轻便，但不防滑，也不防水，更不耐磨损。调研里，一个很具体的发现是：高频行走带来的足部疲劳，往往会一路传导到小腿、膝盖和腰部，下肢负担，是许多身体劳损最早开始的地方。

也正因此，亚朵把一双鞋当成一个起点——尝试按照客房工作场景，为她们订做一双更适合她们的鞋：防滑、防泼水、有支撑，还要一脚蹬款，这样穿鞋时能少弯一次腰。

最后选中的是大姐们认可的那双鞋。预计首批发放20000双鞋，计划在5年内发放超过10万双公益鞋。

这是行业里长期被忽略的一类需求。很多客房服务员还讲到，她们很希望学习在工作中更省力的技巧，清洁剂怎么用更安全，工作间隙怎么放松，滑倒、磕碰时怎么应对……这的确是一份不轻松的工作，但认真去倾听她们的诉求，辛苦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翠玉

不要在对讲机上责怪她

青阳是一位傈僳族客房服务员，她来自云南，20年前，她刚出来工作时，只有一个想法，想要改善家里的条件，那时她们全家务农一年的收入只有2000元。

她很能吃苦，2011年入行，先是在小酒店做，之后被带到连锁酒店，再到亚朵，靠自己的努力做到领班、客房经理。刚从云南出来打工时，爸妈很担心她，临行前叮嘱的是注意不要被骗，外面坏人多。青阳说了好几次，「我说话不大会说的」，讲到自己的过去，她很感慨，眼泪流下来，但职业习惯又让她立马露出笑容。

她今年46岁，做酒店15年了，她说「哭哭笑笑的，时间就这样溜走了」。酒店行业给了她安身的地方，也让她养大了两个孩子，攒下了收入。

像青阳这样离家打工的中年女性，并不少见。调研显示，51岁及以上的客房服务员中，超过六成是在异乡工作，其中四成多在外省。有人一年只能回一次家，孩子的成长、老人的病痛，都只能隔着电话关心。

今年是青阳在亚朵的第八年，她至今记得刚来到这里的一些细节。吃饭可以在客用餐厅，「你今天过来应聘，做不做都没关系，员工餐你可以去吃」，住宿也不用铁架床，尽量布置得温馨。这些在当时并不多见，是她感受到的最初的不同。

青阳

来到这里，每个人都会起一个花名，不必称呼谁为「总」，上下级关系很淡。青阳印象很深，自己刚当上领班时去参加培训，讲师提出过一个问题：大姐忘记补地巾了怎么办？

在青阳从前的理解逻辑里，这是违规，当然需要处罚，但是在这里，她放下了之前那套不分青红皂白的「标准」。大姐忘记补地巾了，分很多种情况，如果这个大姐经常犯这样的错误，那是她能力的问题，但如果大姐只是偶尔犯了这个错，作为管理者，需要去考虑，大姐怎么了？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很多大姐年纪都在45岁以上，上有老下有小，是家庭的夹心饼干，很不容易，她们很珍惜这份工作，心里肯定想要做好，所以当大姐忘记补地巾了，要做的不是责骂，而是去沟通。培训上还说了许多沟通的细节，青阳印象特别深，「不要在对讲机上直接问责大姐，不要让全酒店都看她笑话」。

在亚朵，她们被提醒最多的一件事是：大姐不是机器，是人。是人就会有疏忽，有情绪，有说不出口的难处。看见了，理解了，解决了——事情就过去了。

「我真的很感动的」，青阳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震撼，只是一直说自己很感动，觉得大家之间氛围很好，用更书面一些的语言来讲，这些细节让她感知到，这份工作不是把大家当成工具化的一环，而是见到了具体的人，能看见人的处境。

翠玉也分享了类似的细节。她在亚朵9年了，离异多年，她很少回家，酒店是她第二个家。过去生活中，她收获的爱很少，所以谁对她好，她一下就能感知到。一次，她和白龙一起要把报废的物料送到仓库，她一把扛起来，结果发现，白龙把重的那一包留给了自己，轻的那一包留给了她。

翠玉如此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讲实在话，我有一种想流眼泪的感觉。就这一个小细节，就触动我心了」。她说，早年间就算在家里，她也是干重活的那一个，大家都会说，你年轻，你多干点没事。白龙是她的领导，却总是抢着干重活，冲地板会自己抱着消防水管，有时候烫衣服人手不够，她也是「我来我来我来」。

白龙很会关心人，知道翠玉不容易，公区会有可回收垃圾，白龙会让她捡了去卖钱增加收入，翠玉都笑，「我捡垃圾，她都花20块钱帮我买个小板凳」。

酒店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固定，事务繁杂琐碎，正是因为许多这样的柔性管理，留住了非常多勤恳朴实的劳动者。她们互相帮助，互相体谅，人与人之间才因此有了真正的温度。

亚朵员工在客用餐厅就餐

被房客记住名字的那一刻

酒店最不缺的就是故事。在快节奏的周转里，总有一些停顿和相遇，许多令人感念的服务，都发生在制度之外。

翠玉记得一个下雨天，一位住客穿着米白色的裤子，裤脚都被弄脏了，也没着急办入住，在大堂对着书架拍照，翠玉主动告知她，「我们家有洗衣房，你等会办好入住，到房间里换好衣服，如果不方便的话打电话到我们前台，把你衣服拿下来洗，明天早上就烘干了，干干净净可以穿」。

第二天，她就意外收到了一个好评：我的裤子惨不忍睹，阿姨向我介绍有洗衣服务，第二天给我洗得干干净净！「惨不忍睹」那4个字她印象特别深，「把我笑坏了」。

她还记得，五年前的五一劳动节，她在大堂拖地，一位女士对她说，「早上好，节日快乐，阿姨你辛苦了」。那一刻，她现在回想心里都很开心，「客人给我们回一句话，感觉比平常别人回一句话更开心更安慰那一种感觉」。

最让翠玉记在心里的，还是有人记住了她的名字。他们有的叫她阿姨，有的叫她翠姐，喊得熟悉又顺口的，「恐怕有五六个人」。

最早一次是在电梯里，一位妹妹喊她，「翠姐」，一开始她以为是新来的员工，后来才发现，这是住客，因为常来这家酒店，记住了她的名字，甚至记得她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餐厅。还有一位女士，她常常帮对方熨衣服，对方喊她翠姐，夸她熨烫技术好，「这件裙子在外面烫要50块」。

还有一位男士，连续3年他们都在大门口遇到，刚刚过去的2025年，翠玉帮他洗好衣服烘干挂好，临走时，对方专门和她打招呼说，「阿姨我今年下半年都不来了，我要出国去，到明年再来」。翠玉答他，「好，明年我还在这个老地方等你」。那位男士拿着手机走过来，「阿姨，咱俩合影一张」。

看起来都是点滴小事，翠玉记得很清楚，她说这是她的个性，想事情比较细，容易记住别人的好。从前她在服装厂做鞋子，学了一手做鞋的好手艺，身边认识的人都能穿上她做的鞋。每年回家，别人拎一个箱子回家，她背一个包，挎一个包，拖个箱子，妈妈都心疼她，做这么多鞋子回来，家里姐妹几个哪家都几十双，有这时间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不好吗？

现在在酒店做公区保洁，洗衣房是翠玉常待的地方，从前在服装厂学的缝补手艺又发挥了作用，谁的衣服破了炸线了，她有时间都会修补好，「这样人家穿着也舒服，心里就舒服」。这些都是她自发自愿做的「小事」，没有写在工作规范里，也不会有额外的奖金。她说不清这是不是额外的事，只觉得既然自己在这里做事，看见了，就顺手做掉。很多类似的细节，并不会写进岗位要求里，但它们构成了一家酒店真正的温度。

和许多客房大姐相比，泽兰是很特殊的一位。她是酒店的「良心大使」——一个专门负责杯具清洗与消毒的岗位。亚朵单独设立这一岗位，是为了将洗杯工作与其他清洁工作分离，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泽兰有过医院工作的经历，对清洁要求很高，和这个岗位天然契合。她有3000多元退休金，却依然选择继续工作，退休后她尝试过卖衣服，出租房子开火锅店，直到来到亚朵「做酒店」。

用现在的话来说，她是一个非常高能量的人。她很喜欢这里的工作氛围，泽兰带我参观她的工作间时，走过酒店内部的长廊去往员工货梯，路上她自然地哼起了歌。

她过着一种很尽兴的生活，对待客人也有着四川人天生的热情。白天忙完了，晚上的时间属于自己，她每天在酒店吃三顿饭，晚上还加餐一顿，经常请同事一起吃小馄饨、拉面甚至海底捞。

她讲述的故事都非常鲜活，比如自己59岁过生日那天，下班6点一过，她就已经走进电梯了，结果就因为看到两个住客酒醉了，刷不了卡，她又帮忙把卡刷了，送到6楼之后，又忍不住去厨房泡了姜汤给他们醒酒，结果一端上去，住客吐得一塌糊涂，「我就更不好走了」。

一桌子的朋友等着给她「过生」，在饭店里包了一桌，她的时间一推再推，等到把所有东西打扫完，到饭店都10点了，朋友给她一顿骂。说起这些事，她自己都哈哈笑，她是爽朗的人，朋友特别多，有一次中彩票中了一万多块钱奖金，她全部用来请大家吃吃喝喝。

在客房部，大多数人是女性。她们共享宿舍、餐桌、疲惫与玩笑。和她们碰面时，能直观地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与朴实。酒店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能量场，汇聚了细腻的、侠气的、无私的、温暖的，许许多多生动的劳动者。

很多人的花名就能体现她们的个性。白龙给自己取名「白龙」，因为生肖属龙。起花名时，她以为必须是一朵花的名字，她琢磨了很久：「我不喜欢花，我这个人偏中性，平常穿运动装，花难为死我了。」她喜欢雪，喜欢东北老家冬天窗外白茫茫的一片，也喜欢武侠，于是取了「白龙」这个名字，「多霸气」。在重庆，有一条路叫天文路，是天文每天从家走到酒店的路，于是她给自己起名「天文」。

她们是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人。

泽兰在工作间

她们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样子

很多人都谈到那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离开亚朵，你觉得你最想念亚朵的是什么部分？

大家的回答出奇地一致，想念这里的伙伴，想念团队，想念这里的氛围。在这里，「个人干个人的活，个人赚个人的钱，谁也不说谁，各自把自己的活干好就好了」。

酒店是一个团队协作的综合体。过去两个月，我们见到了各个岗位的亚朵人，他们岗位不同，职责各异，却有一种相似的精神面貌。

黛玉是客房服务员里少见的95后，1997年出生。因为好朋友在做酒店，她也想试试。她选择亚朵，是打听过这里标准高、氛围好。她喜欢这份工作，因为符合她对生活节奏的期待。她不喜欢熬夜，拒绝夜班，而客房清洁一般六点就下班，晚上的时间完全属于自己。

在苏州一家门店，客房部几乎都是90后。有人做过会计，有人在写字楼当过文员，也有人做过销售。她们转向客房岗位，一个现实原因是：相比许多需要长期加班、收入不稳定的白领工作，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但边界清楚，多劳多得，下班时间也更确定。

调研里，40岁以下的新生代从业者中，一半以上希望继续留在酒店行业，或者往上走一步。他们看得见一种未来。

黛玉常说：「工作哪有不累的？」做酒店近一年，最让她开心的是自己瘦了，肌肉有了线条。朋友调侃她：「钱也赚了，肥也减了。」

她特别喜欢这里的氛围。客房清洁通常一个人负责一层，工作时不常碰面，但每个人都戴着耳麦，对讲机里常有人说笑。回到宿舍，她会感到一种亲切感。她以前做过别的工作，人际关系需要技巧，在这里不用。「你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更重要的是，比起竞争，这里更多的是互助。同事都是她的姐姐，姐姐各有各的特点，人都挺好的，有姐姐教她铺床，她因此获得亚朵内部职业技能大赛的三等奖。同宿舍的姐姐常常跟她分享做房技巧，她能感觉到，因为自己年纪小，大家都很照顾她，「她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就说小孩都比我大了，你能感觉到工作氛围比较舒心，比较有爱的那种」。

我也见到了亚朵的厨师泽建。他带我参观厨房，展示机器、台面、食材，神情中有一种自信。他带我参观餐厅，指着两台咖啡机解释，当他发现这家店外籍住客多，咖啡机常有人在等待，汇报给店长，酒店很快增加了一台咖啡机。从此，早餐高峰期咖啡机旁几乎都不用排队了。

每天早餐时，泽建都在厨房与餐厅之间来回转，哪道菜快吃完了，赶紧烧，这样才能在最佳赏味期，让客人吃到新鲜菜。他还讲到一些很有成就感的瞬间，有客人吃了他们做的牛肉浇头，觉得非常好吃，专门向前台询问制作方法，于是他把方子写好，请前台伙伴给客人发送到微信上。前段时间，他们做的熏鱼也被客人问了方子，这些时刻，会让他感觉到自己和客人之间通过食物有了连接。每次看到自己做的食物被吃完，有食物被询问做法，那都是作为厨师的「高光时刻」。

和亚朵人交谈，他们的口中很少出现大词，都是很朴素的语言。他们是普通的劳动者，在亚朵有了一个努力工作的平台，能够获得可观的收入，而他们也是发自内心认同这里的价值观，同频的人汇聚在一起，自然而然生长出归属感和向心力。

在这里，很多关怀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今年春节前，门店发起了一个「温情染发」项目。对于那些有白发或想换发色的伙伴，同事会为其染发。一位店长解释为什么做这件事：「回家，要让大家看到最精神的你。这一年你辛苦了，换个新发型，风风光光过大年。」

这些都是很小的细节，亚朵在乎，亚朵人也在乎。许多人表达过一种相似的感受，在酒店做服务工作，免不了有一些委屈的时刻，觉得自己身处底层为生活奔忙的时刻，因此，他们很在意公司是否能体谅自己，一位劳动者是否能获得「平等」和「尊重」。因为只有发自内心的认同，才能将善意传递给别人，这是很难用制度去规训的。

故事的最后，我们想分享的是一个楼顶花园的故事。

那是酒店顶楼的一片角落，原本堆满竹片和杂草。一位大姐一点点清理，花钱买花盆、泥土、肥料和花苗。最早没有水管，她每天拎三四桶水上楼浇花。后来装了水管，店长说给她报销费用，她全都拒绝了，「我挣的钱就是用来花的，开心就好。」

每次心情有些闷，她都会上来转转，如果有人远道而来看她，她就会手一挥，像主人带着客人参观自己家一样，「走，带你去看看姐姐种的花。」

这样在酒店楼顶种花的大姐，在亚朵不止一位。我们见面的那天，大姐站在几百盆花前，说：「等暖和了，这里特别漂亮。」

冬天花谢，春天再开。等到春风一吹，顶层房间一开窗就看到花，客人开心，她也开心。

这或许是亚朵故事里，最动人的注脚：给予善意生长的土壤，然后，静待花开。

3月，记得抬头

人物 — Wed, 01 Apr 2026 03:07:22 GMT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人物》「The Moment」栏目的第62期。这个月，我们收到了超过900份来自你们的月度瞬间。谢谢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了2026年的春天。

与过往的3月不同，这个3月，作为春节过后重新开始起跑的月份，有一种独有的焦虑底色。关于AI的讨论，第一次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具体的工作威胁。有人被失业的恐慌裹挟，陷入疯狂试用新工具的失序中；有人被老板告诫好好珍惜工作，或许有天会被AI取代。很多人下定决心逃离工位，本月的「离职」出现率很高，超过40位朋友提出离职，还有20多位朋友在犹豫。一位3个月内经历了两次离职的朋友分享心得，「休息不代表放弃，新的春天，新的开始，大家都会有真实的、活着的感觉」。

3月的大家，大多数时候是低着头的。低头面对论文、面试、离职信，低头哭泣，低头赶路。也因为如此，另一个动作被你们反复提及——抬头。抬头看树，看宇宙，看月圆，看妈妈种下的花，看直冲云霄的飞机，看阳台等待你的家人。你们说，春天不是寻来的，是在某个极度疲惫的间隙，抬头，哦，是春天了。

3月就是这样，即便生活跌跌撞撞连滚带爬，但因为3月有春天，它总有一万种方法，让你在沮丧之后，重新开始歌颂生活。以下，是来自你们的3月「The Moment」——

策划｜《人物》编辑部

3月，有时舒适

柔水雕刀@成都 33岁

走在上班路上的我好想坐到那个空座上啊！！！

kims@广州 30岁

在小区里看到的这一幕，此时，是广州一年中最舒适的时刻之一。

Cl.@杭州 19岁

在一个太阳很好的下午，买了一杯咖啡坐在外面看书，结果春天的风读书比我快多了。

无纸化@北京 19岁

朋友拍的照片。我说，车库有限高，春天没有。

被春天包围狂打喷嚏的小猪@昆明 27岁

3月的云南菜市场已经被各种野菜占领，逛菜市场的人先享受春天！

小张@广西桂林 28岁

遇上了悄无声息又浪漫生长的春天。

小月月@龙岩 28岁

看见这两头牛牛在惬意地吃草，忽然觉得，像只牛一样，就吃吃草，喝喝水，天天开心，就好了。想那么多烦心事都没意义，会有春天的，就像草儿会绿，牛儿会长角！

魔法少女@西安 29岁

就是昨天！昨天把秋裤脱了！我觉得我像是什么小动物，一整个冬天都觉得煎熬难捱，只有下雪的时候会感到一丝兴奋，剩下的时间就一直在等。等回温，等花开，等脱掉厚厚的外套。虽然今天是个令人绝望的周四，我早上累得完全不想起床，踩着8点27打的卡，但是急急忙忙出门时看到窗外的花，脱掉秋裤之后轻松的腿，都让我今天心情很好。

雨宝@唐山 38岁

外头的春天还在路上磨蹭，我家的「春天」已经脱水定型了。

白发的远方@安徽宿州 53岁

翟与摘，在当地方言里都发zhei的音。婆婆姓翟，前天和先生一起遇到婆婆的前同事，因为我头发白了误将我认作婆婆，喊了一声「翟科长」。今天出来看陌上花，看到路边新鲜嫩绿的枸杞芽岂能不摘。先生万般无语地等在旁边，冷不丁冒出一句：「怪不得别人叫你『摘科长』。」哈哈哈哈哈哈，看来以后「摘科长」这个名字就跟定我了！谁叫我那么爱摘野菜呢！

小绿@上海

3月，当老板告诉我，我的年终奖有10个月的时候……完全呆住，完全超出我的预期，但是我们绩效结果要保密，谁都不能说。回家之后拉着男朋友暴走了一万步，太开心了。感觉去年的努力都被看见了，还有一些好运气。

3月，有时焦虑

cc@广州 16岁

因为中考失利，我上了中专，本来以为来躺平就好了。可是我不甘心，我无法接受自己的堕落。拼命挤出时间并且暗暗努力跑图书馆学习，现在我在学校的图书馆，写下这些文字。有时候学着总会迷茫，这样真的有意义吗？当我与身边人格格不入时，我只能告诉自己：最难的就是当下，熬过去就好了。我想我值得一个美好的春天。

想吃蛋包洋芋@贵州贵阳 24岁

刷到一个话题，研三的3月。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知道3月有多难熬。好想去看春天，但是一点也看不见。直到同学把春天放在工位。春天好，研三坏。

宣白@北京 26岁

没有一个研三的毕业生能幸福地度过3月，在那个被毕业论文折磨的夜晚，走出自习室，竟发现3月初的北京又被白雪覆盖，路边的垃圾桶盖自然凹陷出一张大大的嘴巴，于是用手指戳上两只圆圆的眼睛，就收获了一个开心的笑脸。在某些艰难的时刻，不如笑一笑算了。

猪咪妈妈@深圳 29岁

3月被AI的浪潮席卷，作为excel工程师和ppt专家，被失业的焦虑裹挟。每天都在试用新的AI工具，被fomo支配，陷入一种疯狂的、失序的、不真实的状态里。在一个被压力叫醒的早上，我的猪咪就这样四脚朝天，毫无防备地熟睡在我脚边，阳光穿过窗帘的间隙，我忽然感觉很平静，世界很大，大到我有数不尽的欲望，世界很小，咪在就好。

目标找寻中…@漯河 38岁

在一个三四线小城市，突然某一天，被告知AI有可能会取代目前工作，虽然老板暂时并不打算用，但还是告诫大家好好珍惜工作。调整了好几天心态！好在现在是春天，春天就是希望的季节啊，生机勃勃。

Wenwen@中山 27岁

避光，时间会变成粉色。在避光的处理下，去年水培的荔枝再次长出了新叶。又出现了那抹粉色，看着还很健康。

3月很漫长，工作压榨了很多我自己的时间，我在自我怀疑中度过了漫长的纠结期，却还是没得到什么有用的结论。但因为一片粉色叶子的出现，我有了新的举动，把我的小荔枝藏进了我的柜子里。只在每天上班和下班打开柜子放包拿包时，欣赏个三五秒，只有我们俩。

南宫鼹鼠@上海 47岁

去年我遭遇裁员，11月母亲出了车祸，做了三次手术，接着她又查出肿瘤，意外接踵而至，懵了一次又一次。春分那天，我在绿道彷徨，肩上突然被重重拍了一下，回头并不见人影，一摸肩上是两颗香樟树的果实。抬头只见大树们随风朝我挥着树叶，仿佛在说：「Hi，我们都是爱你的。」

3月，妈妈们

真香@太原 33岁

不知道为啥每次快到接孩子的点儿，就特别想吃东西。一分钟吃完跑去接孩子，果然是最后一个，儿子说妈妈你又加班了，我说嗯嗯嗯。

胡糊@武汉 37岁

从来没想过会一次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一直都反感「一次搞定」、「完成任务」的说法，我压根儿没有领过任务，谁给派发的任务？但上天慷慨塞了两份责任过来，我只得战战兢兢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一抬眼，两个小小背影已经并肩而立，这一刻好像是有一些百感交集。希望过些年辅导作业时，我还能想起这一刻的心情。

FANTA@北京 29岁

3月中旬的时候妈妈来北京找我玩，带她去看脱口秀表演。在面对主持人的互动时，她敢于举手和不卑不亢的态度让我很是吃惊！散场时抢红包居然还是手气最佳，成功便宜了她大闺女一张演出票，还得是我妈！这件事后惊觉总喊着父母不了解自己，自己其实也没那么了解父母。读过几本「主义」就总想帮助妈妈「进步」，却忘了妈妈是多么坚韧，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真真实实地靠着自己的双手支撑了这个家，支撑了我，接受新观念也很快。几年前年假回家我们一起看《出走的决心》，我回京后她发微信说：「很抱歉你有个70后的有很多无奈的妈妈，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直到现在我看到这句话还是会鼻头一酸，当时我不知道作何回复，现在我想说：妈妈，不用抱歉，我们互为彼此的骄傲！（图为妈妈来找我玩时我们俩一大一小两个书包）

Pp@嘉兴 32岁

我妈自己联系了上海的医生去做眼部提拉眼袋去除手术（为了美只是一方面，眼皮太松开始影响视力），她坐6个小时的网约车从老家过去，我周五下班之后从隔壁城市找她会合。手术要把下垂的皮肤切除缝合，因为麻药耐受不断要补打，本来一个小时的手术做了三四个小时，做完已经半夜了，既心疼也真心佩服她的勇气，一个远门都没单独出过几次的人，为了自己想做的事就是很敢，术后第二天还带着冰袋要跟我一起逛街。

吴老师@江西省宜丰县 60岁

3月天下雨天，93岁的妈妈也不能出门。邻居小妹摘了一捧家里种的茶花配上两株倒在路边的油菜花送给妈妈，住家照顾妈妈的红秀妹妹给妈妈拍下了这张照片，妈妈笑得很开心。妈妈就是93岁的春天，时光在脸上开出的花，是世间最美的样子。

3月，孩子们

embrace@北京 30岁

被5岁哥哥和4岁妹妹的画和对话浪漫到。哥哥：「妹妹，我不小心在你这儿画了一道。」妹妹：「我看看……没事，那是个流星。」

兜小发@上海 44岁

这两天准备周末扫墓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网购，拆到这对水晶莲花蜡烛时，6岁的儿子好喜欢：妈妈，我想要这个蜡烛。我说，不行哦，这是扫墓用的，给老祖宗的。儿子说：给老祖宗的肯定都是好东西，好漂亮呀，那下次我生日的时候，也点这个蜡烛。老母亲顿时头上三条黑线，但突然又觉得这不就是未被社会化、成人化规训的小脑瓜吗？盼着他长大，也好想守护这赤诚可爱的纯洁天真！

潇潇@烟台 47岁

一直都是按照老家的传统过阴历生日。孩子总爱记得我的公历生日。这天晚上，我整理书包，发现了女儿给我的生日礼物，懂我的是她，知道我喜欢小王子，画在纸上，甜蜜已溢满心田。

3月，「全世界唯一的问题」

奶酪包@南京 19周岁

和朋友提前借了锅，在超市买了油、韭菜还有土豆，把朋友妈妈从贵州寄来的糯米肠煎了。整个宿舍里都冒着香气，虽然那天我们都是满课，但是我们还是很简单地享受这个幸福的瞬间。

饭真多@北京 25岁

周日晚上，朋友带来沧州火锅鸡来我家聚餐，小小的一居室第一次容纳下5个人，火锅很好吃，聊天玩游戏也特别开心，好像全世界唯一的问题只剩下明天要上班。

3月，总要有些改变

blueberry@南京 18岁

一件挺小的事，但我真的很开心。发现自己真的接受不了跟同桌继续坐下去了,用了两年多来证明我跟他相处不了一点，真的打算换位置。

我想坐讲台，但家里人不同意我一个女孩子坐在讲台，我就自己去找人沟通，也经过了老师的批准，给我开心坏了。最终我再次回到讲台旁边，真的有一种心安的感觉。换位置的第二天，我就进入了状态。现在距离高考还有60多天，我真正地感觉我进入到了全身心的备考状态，所有人或事与我没有关系了，自在啊！

勺@上海 19岁

转专业成功换了校区，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一切又要重新开始。我是个对新环境要适应好久好久的人。但幸好还有朋友。我是在上学期乒乓球课上和热依扎认识的，她来自阿勒泰，她说她的名字在哈萨克语中是知足的意思。很开心和她见面，新疆大盘鸡超级好吃！！！带她在校园里面逛了一圈，和她聊天，她坚韧、朴实，有一种未被世俗沾染的纯粹。她开心地和我分享古尔邦节和当地婚礼的热闹，义正言辞地批评当代儿童被电子产品荼毒，也在谈及自己家到乌鲁木齐遥远的大巴车程时，表达对早些年路途更加艰辛的人们的心疼。一切好像没有那么难了，困难的日子熬一熬就过去了。现在我的生活正在慢慢重回我的掌控。

山茶@河南郑州 20岁

大三下学期做出了一个决定，搬离八人的小宿舍，自己在学校的家属院租了一间小单间。自己找了个兼职，房租也可以解决。不是舍友不好，而是我需要隐私和安静的空间，从小到大，家里是没有我一个人的房间的。20岁，我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我可以在这里健身锻炼，尝试自己做美食，天气好就靠在飘窗上看书…...特别想养茉莉花，买回来后天天带它晒太阳，某个早上突然看见它开花了，真的超级激动！茉莉真的好香啊。这个春天，平静温和，也充满愉悦。

碳酸猴王@西安 32岁

爸爸鳏居多年，一直不愿意接受新的阿姨，我们父女俩也并不亲近，但我知道他过得很孤独。一天中午在午休，他让我帮他买两张高铁票，周五想去汉中看油菜花，他给我发了他和一位阿姨的身份证号，我蓦地发现那位阿姨的名字和我妈妈非常像，只一字之差。曾经我一直以为他内心一点也不爱我妈妈。后来他给我发了这张在油菜花田里的照片，很多年都没有看到他的笑容，这张应该是阿姨帮他拍的。其实我这个月刚分手，但看到他的笑容，觉得一切怨恨和遗憾都会在这个春天重生。希望在这个3月，他能够重新迎来自己的春天。

萤火微光@许昌 43岁

3月初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上八年级的闺女终于从她口中「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地方」的班级转了出去。转班后短短几天，她一改以往的懒散和凡事不在乎的态度，开始认真背单词、读书、写作业，学习态度和方法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几次我听着她连续不停地读书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送她上早自习时我抓拍的一个瞬间。看着她匆忙又坚定的背影，我也仿佛对未来又充满了信心。

长颈鹿事变亲历者@广州 33岁

儿子生日，专门带他去长隆玩。我跟在前面一个踢足球的爸爸后面跑了几百米，排第二名抢到坐卡车进去喂动物的名额，真的觉得自己感动中国了。但刚买完票孩子说他想喂门口的长颈鹿，我们觉得马上就能进里面喂了，没必要多此一举。谁知道快上车的时候他突然大哭大闹，非要喂外面的长颈鹿，这时候时间根本不够了，只好打了一顿带上车，后来哄了好久才哄好。后面复盘真的太后悔了。我们总觉得把最好的安排给他，他就该开心，可孩子想要的快乐其实特别简单。我真的要学会好好尊重他的想法。

盆栽@奥克兰 34岁

3月我搬家了。从我原本拥有一半的房子里搬出来，住进了租住的小小公寓。相伴7年的伴侣突然背叛，三十多岁的分手不仅仅是分手，更是一场经济、财产、生活习惯、心理结构的巨型重组。3月，一切终于尘埃落定，我在痛苦的余震里，不得不开始属于自己的新生活。照片是我搬来不久的某个傍晚，站在客厅向阳台看去时看到的夕阳。于是就这样，也多出时间看天色的变化。

3月，思念

橙子@昆明 28岁

3月，我失去了陪伴5年的小猫，我从来没有想过成年之后失去小动物原来是这么痛苦与悲伤，小的时候养小动物更多的是陪伴和玩耍，负责任的是家里的大人，成年以后再养小动物，除了陪伴更多的也是责任。

过去几年，在陌生的城市求学工作，始终感觉自己是陌生人。直到领养小猫开始，感觉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有了一个家，每天不管多累多忙，只要想到回家能够见到小猫就努力奔跑回家。因为有了这只小猫，也去领养了第二只，这个好多人的城市，我拥有了自己特别的家人。压力很大的时候，工作很累的时候，被指责得一无是处的时候，只要回到家，小猫都会迎接我，让我明白了我不用多努力也无需什么样的资格就能获得一份无条件的爱，就算自己再怎么难过崩溃也要维持小猫们的日常，在它们的日常中找到了属于我的小小锚点和幸福。

我想过很多它们的离去方式，但意外真得来的太快了。我哭了好几天，躺在地板上哭，看到照片也在哭，睡觉醒来的时候也在哭，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小猫就这么离开了我。现在我已经能够再次看它的照片不怎么哭，可是我还是很难受，悲伤是起起伏伏的情绪，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完全接受。有能力的时候我还是会继续帮助其他的小猫。

宋宋@贺州 31岁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的奶奶去世了，墓碑上没有留下她的名字，但我要记得她，她叫黎大英，生于公元1940年农历庚辰年11月13，卒于2026年农历丙午年正月二十八，时年86岁。

关关@安阳 25岁

3月底，姥爷离开的三周年，从繁忙的工作脱身，回到拥挤的村子里，借此机会与好多亲戚见面。中午吃席，第一道是开心果和腰果。突然让我想起来，小时候在姥爷家过年，亲戚还没来，我一口气把礼盒的开心果都吃完了，他严肃地教育我这样没礼貌。但后面每年过年他都把开心果给我剥好。姥爷，今天天气很好，3年过去，开心果再次成为我们回忆的链接啦！

3月，相遇和告别

豆豆@广州 25岁

研学的时候，在地铁上遇到了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阿姨，她是一位退休的英语老师，退休后在帮助缅甸难民，这次她来广州找亲戚，也准备回老家，一路上聊得很开心。交谈中得知她本次出行目的是挑战坐地铁去长寿路寻找一碗香喷喷的云吞面！真的可爱。

可可钠@上海 24岁

一个下大雨的早上，打车去上班的路上碰到超高能量司机。坐定后一边拿出泡泡糖给我，一边愉快地唱「比～巴～卜」。然后两个人在车里开始吹泡泡二重奏，吹到一半呼唤车里的ai播放《克罗地亚狂想曲》。听说我去开会问我要不要做ppt和presentation，下车时对我说：「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疑似迪士尼工作人员偷跑出来开网约车。在外应该「正经」、「有边界感」，按照角色与功能与他人互动，但那一刻我还是被激发了天性，将其作为最简单的人与人的遇见。当然，那天我真的挺愉快的！

wx文馨@上海 32岁

在网络上随手发了许愿贴，想要看看未见过的木棉花长什么样子，没想到竟然收到了广州的陌生小姐姐联系冷链寄过来的花朵！！！是专属春天的美好和浪漫！我们互寄了礼物，很小的心愿能被温暖的陌生人照见并实现，这是不可多得的温暖治愈。

枸杞@莱比锡 27岁

博士答辩通过之后大家一起给我唱歌。我是我们组第一个毕业的，之前就隐约知道大家在偷偷计划帮我庆祝，但师妹问我喜欢什么歌的时候，我以为是要当背景音乐，结果他们重新填了词排练了这首歌给我，没唱两句我就哭了。

风花树@南京 20岁

某天当代文学课结束后，走在学校的路上，喜欢的男孩子骑着车子从我的身边呼啸而过，那天春光灿烂，我的心跳像枝头起舞的花朵。他停下自行车后，我们一前一后地走进了地铁站的地下通道，我真的很想上前问问他:「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玄武湖看花？」去玄武湖要选择地下通道右边的出口前往地铁站，走到地下通道的尽头，他选择了左边的出口。他向左，我向右，我终究没有上前的机会，我们还有机会去玄武湖看花吗？

Yannick@广东广州 22岁

3月22日，告别陪伴我在广州实习209天的出租屋，虽然它是握手楼，空间小且没有光线，但在这里我很知足，是它接纳了我，让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有了稳定的居所，也让我与周围环境建立起各种联系。舍不得楼下的猪杂汤饭和广东凉茶，舍不得老东家的实习兼麻将搭子，还有总是忘记钥匙愿意帮我开门的房东阿姨，总之非常舍不得这里，谢谢这间小屋，谢谢你的陪伴。

Nicole@青岛 26岁

3月，我辞掉了工作五年的工作。原本以为我不会有太多情感波折，因为在公司的体验并没有很好，结果小组的同事一起给我买了个特别好的鼠标，还有同岗位同事提前送的荔枝蛋糕为我送行。下午我收拾东西走的时候，我的直属领导哭得稀里哗啦，我也一路哭到了家。虽然结束很难但是我勇敢地迈出了这步，很想对自己说真棒！通过这份工作收获了这么多朋友，我的春天真的开始了。

大卫@南京 51岁

3月我退休了，获得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浪漫告别。最后一天上班的路上，遇见难得一遇的男同学，他骑着车，匆忙中打着招呼，旁边工业噪音很大，在他即将拐出视线时，我大喊一声：我今天最后一个班，退休了。我以为他没听见，继续前行。几分钟后，看见他在下一个路口等着我，远远地朝我挥了挥手，回了句：再见。又蹬着自行车拐走了。

3月，好好过生活

小青豆@昆明 21岁

奶奶种了很多豆，翠绿色的，我们天天吃也吃不腻，春天就是吃青豆的季节。

电风扇@重庆 23岁

受不了领导PUA终于跑路了，同事们给我庆祝一起去吃饭（只有领导没被邀请），可能是因为太高兴了，餐厅老板以为我们是过生日送了我一碗长寿面。我要健康地开启这个春天了。

Rich@新加坡 23岁

异国他乡吃到男朋友背来的扬州包子，吃一口中间豆沙都在流动，This is true baozi！！！

树立@南京 24岁

3月最难忘的是我开始自己做饭了！做饭这件事给了我很多很多正向反馈。

春天可太适合做饭了！这个时候天气不冷不热，还有各种各样的春菜可以吃。现在我每天下班后买菜、煮饭、洗菜、切菜、炒菜，过程中偶尔会放播客，但更多时候是只看、只听做饭本身。专注于当下的每一步，这种感觉很久没有了。因为自己做饭注重搭配、少盐少油，每天都能吃得很健康，自然而然就瘦了下来。另外，每天晚上对第二天有了更多期待，因为知道自己能吃到想吃的菜。更重要的是，整个人都踏实了很多。

去菜场、超市买菜让我了解了当季生长些什么，做饭让我感受到米面的重量和油盐的份量，我整个人都离「生活」近了许多。过去，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能从做饭当中获得这么多。这是3月里很幸运的事，接下来也要继续好好吃饭！

冬青@北京 28岁

提交离婚申请后，独自一人来到北京，入住月租青旅，配的椅子没有靠背，我在闲鱼上花15块买到一把二手椅子，坐公交去取，行动力超强。

金枪鱼@长沙 30岁

每年春节之后，都会有强烈的想要好好过生活的感受，我的行动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我还为它取了个名字——皮皮，希望我们俩都皮皮实实的，永远摔不坏哈哈哈。

Mu@厦门 32岁

这个春天，我完成了我的第一个50公里越野跑。从天亮到天黑的爬坡、下降、奔跑。耳朵里传来的每一次呼吸、手摸到不同的树、不同的石头带来的不同触感、脚踩在沙土泥地碎石落叶苔藓等等不同地形带来的不同脚感，以及身体里每一处细微的神经反应和酸痛。大自然是「活人」永远的解药。

yammy酱@北京 36岁

在朋友们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以倒立了。曾经200斤的我，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也可以倒立。

3月，愿世界和平

Hakim@科威特 28岁

春风吹，战火燃，度过了最意外的28岁。2月最后一天，美以对伊朗发起空袭。自此，一场持续二十多天的冲突拉开序幕。平静的日常被打破，迎来的是无常的防空警报。机场、港口、油田均被袭击，一时间本该最美好的春光成为泡影，我也在混乱中度过了28岁。愿世界和平。

April@纽约 26岁

在联合国附近的街上，被抗议战争呼吁和平的人送了一朵康乃馨。

3月，愿你们愿望成真

小D@杭州 26.5岁

3月，我好像找到了近乎完美的工作。去年年初和朋友们聊新年愿望的时候，我许愿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喜欢的工作内容、离家不算太远（通勤单程1h左右）、工资合适、正常上下班(我是到点就走的类型)。结果去年的三份工作，做得都不如意。

今年3月初，面试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并且只面试了这一家：离家很近、工资合适、工作内容还挺喜欢、目前正常上下班。还有更多：有带教&不会一上来没多久就让我正式工作、入职缴纳正常工资比例的五险一金、不需要在这家公司做满一年才有年假、旁边有个小公园种满了四季桂和各种树各种花，而且有食堂，同事大部分都是女生，中层领导也基本都是女性。工作了两三年，第一次拿到工牌，第一次知道可以加入工会。好得让我不敢相信，我真的可以找到这样的工作吗？这真的是现实吗？同时也开始患得患失，担心自己会通不过试用期，但是我会努力的！也祝愿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心怡的工作/生活方式。

Summer@韩国首尔 32岁

出国工作第一年的生日，和部门同事一起聚餐。吃完饭都很满足了，韩国部长姐姐坚持要买个小蛋糕，然后同事们在星巴克里鬼鬼祟祟小声帮我唱了生日歌，那个场面温馨又滑稽。来了大半年，就我接触到的「韩女」们，她们礼貌周到、独立自强、漂亮自律，又很仗义有责任感，还不失温柔又总是很幽默。韩国社会有很「森严」的前后辈文化，但对部门年龄最小的我，韩女姐姐们展现的更多的是包容和照顾，一点没有「登味」。我也努力要成为这样优秀的人。

做到0天@太原 33岁

不管能不能做到，反正态度是摆出来了。

明@芜湖 33岁

爷爷82岁了，他会很认真地回复消息。希望爷爷奶奶健康，也希望所有人安康。

新月弯弯@广东 50岁

20年前，我30岁，和自家兄妹一起做服装批发生意，攒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在40岁那年，结束蒸蒸日上的生意，开启初高中陪读生涯，自诩为小镇做题家的妈妈。孩子大学毕业，我在三线城市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孩子边工作边考研，一年一年又一年。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再一次奔赴远方，重操旧业一切还是那么熟悉！

星岛@浙江 19岁

《人物》你好，我又来啦。去年的3月，我投了稿，入选了。当时的我特别高兴，特别是看到评论区有人注意到了我并且鼓励了我。今年是来分享一个好消息，我的存款在3月破了6万，这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是很好的消息，毕竟这是我一步一脚印踏踏实实赚来的。不敢跟别人说，只能偷偷分享啦！我感觉存款于我来说，真的意味着面对未来、抵御一切的武器，毕业的我，有了这笔钱，也许能在学校与社会之中过渡一下？我也不清楚，但我特别安心。那我祝我明年这个时候存款破10w吧，希望大家也都能有用来抵御外界的东西，不管是什么。

蒋胜男女性的勇气来源于肩负责任

人物 — Tue, 31 Mar 2026 01:00:02 GMT

很多人最开始知道蒋胜男，是因为她编剧、作家的身份，她的《芈月传》里，女性不是男性背后的影子，而是有自己的志向和野心，也在努力寻找命运的突破口。这与她的成长经历相关，在家庭中，爸妈分担家务，平等共处。妈妈在她出生后给她取了胜男这个名字，也是在表达一种抗争。这是家庭种下的女性野心的种子。

这几年，她还有了另外的身份：全国政协委员。过去9年里，她提了很多建议：关注外卖平台的卫生情况，关注拐卖妇女儿童买卖同罪，也关注离婚冷静期和男性产假。这些声音，来自于她朴素的价值观：看到过别人的不幸，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在《人物》女性力量的演讲里，她讲出了另一种独特的野心：如果想要改变，就要去争取女性自己的权力，想要说的话被更多人听到，就要做更多事，以有为，争有位。

蒋胜男的行动里藏着一种力量：执笔的人，可以书写故事，更能带着建议走到台前，推动时代向前一步。

策划｜《人物》编辑部

图｜当事人提供

大家好，我是蒋胜男。

我们今天演讲的主题，叫做「野心时代」。她们就说，这个主题很适合我来演讲。因为我的名字，就叫「胜男」，这个名字，就很有野心。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不是出于野心，而是出于抗争。我前面有两个姐姐，我出生之后，有人劝我妈妈再生个男孩。但我妈妈坚决不生了，给我取名为「胜男」，表达了她的态度。

我的性格，也受家庭的影响很大。我妈妈是一个职业女性，她是中学老师，我爸爸是国企工人。小时候，我家就挺不一样的，我妈妈不会做菜，所以我家一直就是我爸爸做菜，包括做家务也是爸爸妈妈和我们孩子们一起分担。

这就让我想起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就是总有人喜欢问女性：「你是如何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平衡？」这话初听起来没什么问题，细品却是恶意满满，只要你是个女人，就先定位你必须照顾好家庭，才配谈事业，否则就是个不完整的女人、不成功的女人、不标准的女人。怎么没有人问男人这个问题？因为男人被默认为不需要为家庭作任何付出上的考量吗？

所以我也会遇上有网友问我，她应该怎么面对这样的问话，我的回答是你一个人，兼顾不了，不用回答。家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如何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平衡，是需要你全家为此付出努力。如果你全家都没有人打算跟你一起付出的话，你要背的那个不叫家，而叫锅。

因为我来自一个正常的、幸福的家庭，所以很长时间里，我一直以为天底下的家都是这样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并不都是这样。

写作

关于写作，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并且喜欢做白日梦，而写作就是我把我的白日梦呈现出来。

今年是我写作的第31年了。大家最熟悉我的作品，应该是《芈月传》。

我从小就喜欢看历史和武侠小说，我们那时候，港台武侠小说特别流行，比如古龙、金庸和梁羽生，我也读得如痴如醉。但我越读越多，我就有了很多疑惑。

比如说，武侠小说里经常有魔头和少侠的对立，而且魔头的女儿，往往都会爱上少侠，不顾一切地去帮助他。最后的结局，总是少侠杀死了魔头，和另一位女侠一起走了。

我当时就想：魔头的女儿去哪儿了？亲人与爱人斗得你死我活，她的心灵世界是什么样的？她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

没人写，我就自己写。1995年，我开始写我的第一部小说，叫《魔刀风云》，开篇就是一个魔头的女儿看着爹死了，男人跑了，她从生存，到准备报仇，再到有了称霸武林的野心。对，这是我的第一部小说，也是我第一次写女人的野心。

当时没有电脑，全靠手写，写了两年，我居然写了20多万字，并开始在网上连载。

包括《芈月传》，其实我一开始并不是想给一个古代女人写传记，而是我在做历史阅读笔记的时候，写完夏商周，再写春秋战国，我觉得应该写一部历史小说。当时选的就是历史大变局时代的人，比如春秋初年，从周天子时代到诸侯时代的转变，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的转变，以及战国末年到大一统的转变。选中芈月，是最后一个时间点，她从楚国公主到秦国太后，活了70多年，刚好很合适串联起这段历史，所以我选择了她。

在历史上，芈月是秦完成大一统的一个关键人物，她是有大志向的。写她的时候，不是往女人去写，而是往士大夫与帝王的方向去写。在我的设定里，她从小就会偷偷爬上城楼，看父亲阅兵，落难的时候，她是靠记忆力默写《礼记》去卖钱。她有自己的鲲鹏之志。

所以你会发现，《芈月传》里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可以为你而死，但不可只为你而活。」芈月生命中有三个男性，黄歇、义渠王、秦惠文王，但这不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而是一个女人成为「王」的故事，是「王」和「王」的故事。三个人都是「王」，不能共存。

图源剧集《芈月传》

除了芈月，我还写了很多历史中的女性，包括「狸猫换太子」传说中的刘娥，辽朝著名的「萧太后」萧燕燕。当然，我也写了很多以男性为主角的故事。

我想写的，从来都是大历史。不是一个金銮殿里的夺嫡或者博弈，而是在一个大时代里，人们怎么相处，人的思想怎么碰撞。每个人都在为命运挣扎，每个人都想找到新的出路，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忠诚的国家或土地，寻找命运的突破口。

这也是我作为一位写作者的野心。

当然，我也经历过非常痛苦的时候——之前我在写一本叫《铁血胭脂》的小说时，因为压力太大，生了病，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得了带状疱疹，非常疼，治疗了很长时间。

但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件事不值得。写作是我的快乐所系，我跟它之间，不是投资买卖的关系。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也希望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的微博，现在都还在日更呢。

委员

最近几年，大家对我印象更深的，可能是我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

2018年，我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年参会时，我是很懵懂的，也没有太多时间准备，就提了我比较熟悉的事情，关于「知识产权保护」。

到了第二年，我就有了一点经验，开会之前我就想，到底提什么建议呢？当时外卖平台刚刚上线，我和我的同事们平常也经常点外卖，我就发现，当时有些外卖的卫生情况，实在很糟糕，我说，我就写这个吧，因为这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事情。

但我也没想到，这个建议，成了当年的「全国人大十大重点建议」，后来我还参与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调研，从国家到省、市、区，四级部门，一起去调研外卖平台、商家和外卖小哥。到了那年年底，全国外卖平台店家和从业人员的卫生许可证持证率，就达到了96%。

我也去平台的后台看过，想知道大家都在投诉什么问题，我发现，大家的投诉，从卫生情况不行，慢慢变成了菜的味道不好、送菜慢……

这件事对我影响挺大的。我发现，原来作为人大代表，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事情。这很鼓舞我，就像之前接受《人物》访谈时我讲过的，「因为肩负责任，所以我增长了勇气」。

从人大代表到政协委员，这9年，我提了许多建议，关于女性，关于劳动者，关于弱势群体，关于那些需要看见、支持和帮助的人。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逐渐去开掘、去改变的过程。

比如2021年，我提了「关于拐卖妇女儿童买卖同罪的建议」，这个建议也被评为当年的「全国人大十大重点建议」。当时我也在想，为什么会有拐卖？为什么这些地区出现这样的情况？归根结底，是出生性别比不平衡。

那为什么出生性别比不平衡？我做调研之后发现，在农村地区，追求生男孩，本质上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就像那句俗话说的，「生男孩，有地分」。

这个「地」，不仅仅是指土地，也包括农村作为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它有的很多福利，按照习俗，女性很难享受。这才是根源。我想改变它，想让大家知道，生女儿同样好。

刚好，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正在修订，我当年的提案就是希望在这部法律中，可以对农村妇女平等的土地权益，做出更明确的规定。现在，这部法律已经在施行了。当年年底，我还收到了全国政协提案委发给我的「提案办复证书」，我特别高兴。

这些年，围绕女性的生存状况，我还提出了以下建议：

#建议提高性同意年龄#

#推进法定婚检、保障配偶知情权#

＃建议删除离婚冷静期#

#建议明确离婚抢夺子女行为司法解释#

#建议延长男性陪产假至30-42天#

经常会有人问我，我是作家，生活得也算不错，为什么我会关心这些问题？全国有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什么是蒋胜男出来说这些？

我是这样想的——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人就是这样，当你有饭吃、有衣穿的时候，看到别人没饭吃、没衣穿，这会多么刺伤你的眼睛。我看到别人的不幸，就更加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

很久以前，我就在微博上公布了我的邮箱，经常收到大家给我写的信。尤其是疫情那段时间，有人给我写信，说自己35岁之后，被企业裁员，家庭的压力特别大。我非常理解，这几年，一直在提相关的建议。

现在回头来看，我对自己这九年做的事情、取得的成果、推动的进步……很自豪。居然有这么多人信任我，把他们的事情告诉我，希望我能帮到他们。我更不能辜负这种信任。

蒋胜男参加全国政协第十四届四次会议图源小红书@蒋胜男

女性的野心

我最后想说的一点洞察，也是跟女性的野心有关。

最近我去调研，发现基层出现了一批女村长。大家知道，以前，农村很多村干部都是男性，你必须要有很强的力量，是一个壮劳力，带着大家抓生产，一呼百应，没人会违抗你的命令。

但现在呢，基层对村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女性，最初是干一些男性不愿意干的活儿，比如填表啊，普法啊，做一些基层行政的事务，为村民排忧解难啊……做着做着，她们就知道了政策，也比任何人都更知道民意。

村民有需求的时候，我帮你填表，帮你申请，我知道有什么法律可以帮到你。时间久了，农民信服她们，上级部门也觉得，你是最了解情况的。她们就涌现出来，当了干部，掌握了权力。

我也是一样。我相信那句话，叫「以有为，争有位」。权力是可以争取的。但是，你想要说出来的话被人听到，你就得多做事情。

在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最后一年，也就是2022年，我不知道下一届还能不能继续，所以那年我一口气提了14份建议。当时我就想，尽我的全力去做吧，把我想推动的事情，全部都提上去。

但很幸运的是，后来我又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只要我还做一天的委员、代表，我就会去努力。

这是我的邮箱：jsnwz@163.com ，欢迎给我写信。谢谢大家，我是政协委员蒋胜男。

全红婵：18岁这一年

人物 — Mon, 30 Mar 2026 01:00:00 GMT

全红婵：不要总问我未来

两天前，全红婵度过了自己19岁的生日——过去这一年，是她进入成年人世界的第一年。成年，意味着法律意义上的独立，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个人意义上，她成为了自己人生决策的主要承担者，为自己做选择，也为自己负责。

成年也是一个艰难且复杂的心理过程，那个14岁就为世界带来了惊艳水花和无限快乐的女孩，在18岁的这一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面对《人物》，全红婵首次公开讲述自己18岁的这一年。

文｜吕蓓卡

编辑｜张跃

摄影｜邵迪

化妆｜薛冰冰

发型｜赵文智

制片｜YouMi工作室

服装造型｜April瑶

18岁

2025年3月28日，在国家跳水队的宿舍，全红婵度过了自己18岁的生日，正式跨入「成年人」的门槛。

那天，很多队友都来给她过生日。她收到了满屋子的鲜花、礼物，光桌子上摆的蛋糕就有5个。这些平日泡在跳水馆里的年轻人吃蛋糕，玩闹，全红婵很开心，她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生日视频，「我18了」，配乐中有一句旁白：「天天说先苦后甜，干嘛先苦呢，就不能先甜再甜，永远甜甜甜……」

「18岁的生日，是我过过最开心的一个生日了。当天很开心，因为有很多朋友跟我一起过生日，也收到了很多礼物。那天大家都在一起，一起陪我过生日，一起吃蛋糕，一起玩闹。那天，我许的生日愿望是，家里人身体健康，大家天天开心，不要有压力。

之前没有成年的时候，我能跟很多很多人都合得来，也放得很开，但成年了之后，或者说巴黎奥运会之后，我就总觉得变了挺多了，我感觉跟大家好像有点疏远了，没有之前的那种，就是跟你很近，就抱抱你之类的一些举动。我很少再像之前那样子去抱其他人，因为自己长大了，以前那样子抱别人的话，总会被说你长大了，女孩子不能这样子。但我挺喜欢抱抱的，因为这个动作让自己挺开心的。

现在在小朋友面前，我感觉我得装出那种，嗯，大姐姐的样子。但我还是想对别人保持那种，那种孩子心吧。」

全红婵和队友们一起度过了18岁生日图源微博@全红婵

3年

18岁之前的两个生日，全红婵都是在比赛、备战中度过的。2024年的3月28日，她刚比完两站跳水世界杯，正在备战总决赛。2023年的3月28日，她刚结束上海的全国跳水冠军赛回到北京。那场比赛，是全红婵记忆中输得最难受的一次——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在参加的14次单人比赛中，全红婵输了10次，几乎每一次都输在了难度动作207C。

想要跳好207C，除了技术，心理控制也极为重要。对于那段时间的她，央视的拍摄团队曾有过一些记录——镜头里的全红婵常常叹气，她承认自己一跳207C就害怕，训练的心情也变得不好，「今天又是207……今天练不好会怎么样……会不会挨骂」，只有16岁的她脸上写满了无奈，语气沧桑，「我也有年轻过，但我怎么也回不到年轻的感觉了……」全红婵在广东省队的教练何威仪也告诉《人物》：「这几年的光环压得她有点喘不过气。」何威仪说，「讲她好的东西太多，对她反而是包袱，总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但越是这样，越想赢怕输。」

从东京到巴黎的3年，全红婵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那究竟是怎样的3年，这个未满18岁的、向来以快乐示人的女孩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激荡，在这次面对《人物》的镜头之前，她几乎从未向任何人提及。

「2023年上海的全国赛，我印象挺深的。因为在那个比赛之前我老是输。然后回来就改动作，到上海比赛前，我那段时间是跳得很好的，基本上自己都很满意了，那段时间真的跳得很好，特别是207，就感觉是我那几年跳得很好很好的一段时间了。我感觉已经做好十足的准备了，我也希望能把那一场比赛拿下，但可能当时也是给自己太大压力了，希望自己能做得很完美，那次比赛反而是那段时间跳得最差的一个。比赛结束我还哭了。自己也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还是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2023年全国跳水冠军赛赛后全红婵落泪图源视觉中国

很多人都说我「大心脏」什么的，感觉我是很开朗、很开放，对动作也很自信，很敢去挑战的那种人。但这并不是真实的我。我也会害怕，会想很多。我的心态也不是特别好。我也不是什么大赛型选手，因为每一场比赛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心态不一样，状态也不一样。

很多人都说我很幸运，我肯定是幸运的，就像推迟一年的奥运会，刚好我满了 14 岁，刚好能参加。那一刻我真的挺幸运的。跳第一届奥运会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年纪小，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就是一个比赛而已。

拿完第一届奥运会之后，自己也慢慢长大了，也承受了一些东西，外界也有一些否定，到后面夹杂着各种压力，也没法像小时候练那么多了，状态掉的时候，一下子会掉得很快，然后再慢慢慢慢爬上去，这个过程挺难的。

那时候，在队里大家会打赌，比谁的水花小，我老跟别人赌，但基本上我老是输的那个。输了就给大家买水，买奶茶。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别人跟你比的时候，你能去克服一下心里的那种感觉，这样比赛的时候也有人跟你比，你就能更放开一点。

这种状态持续了挺久的，其实伤病都是小问题，每个运动员都有伤病嘛，我也不想把我的伤病说给大家听。我只想把最好一面展现给大家。主要还是自己对自己的不认可、不自信。跳下来就觉得好像很差，很差很差，被说之后就感觉自己跳得越来越退后了，没有进步空间了。我一度觉得输意味着我还不够努力，我还做得不够好，赢得话，我觉得我是侥幸。后面也不知道是怎么坚持下来，把那3年跳完了。

所以我觉得能上（巴黎）奥运会我已经很满足了。拿到金牌也意味着那几年的压力什么的都可以放一放了，奥运会比完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很轻松，我觉得整个人感觉都好像变了，轻松了特别多。那也是我过去几年最轻松的时刻。」

2024年巴黎奥运会跳水女子单人10米台项目，全红婵成功卫冕图源视觉中国

弦与弓

竞技体育的高强度竞争，令运动员很多时候就像是一支拉满了弦的弓。普通人很难想象这其中的压力与张力。

对于女子跳台跳水，这支弓则会被拉得更满，拉到极限中的极限——女孩们会在14岁左右迎来高光，轻盈地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15岁到16岁期间，是难以逾越的发育关，身高、体重的增长会使动作完成难度增加，受伤风险增加，更重要的是，发育后的身高、体形像一个盲盒，充满未知——在中国女子单人10米跳台领域，所有的奥运冠军都不满20岁。

从东京到巴黎的3年，全红婵经历了自己的第一个发育期，她长高了7厘米，体重增加了6公斤，为了抵消这些变量，只有更刻苦地训练。多位接近跳水队的相关人士都曾告诉《人物》，在国家跳水队，女子跳台的训练时间最长，而在女子跳台项目中，全红婵是练得最久，也最刻苦的那一个。平时，她会比其他运动员早半个小时抵达训练馆，所有人离开后，她还要加练3组肋木举腿，一组30个，同时，她还要进行极其严格的体重管理。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延后了她真正的发育——根据女性的生理规律，身体能量摄入长期小于消耗、过低的体脂率、心理压力都会抑制月经的启动——巴黎奥运会结束不久，全红婵才迎来第一次生理期，身体进入全面发育的阶段。

对于这个阶段，2012年伦敦奥运会获得女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的汪皓曾告诉《人物》，哪怕时隔多年，再回忆起发育期控制体重的艰难，她依然觉得，「难到好像是人生中最难的一件事」。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单人10米跳台冠军任茜，曾对《人物》形容发育期的体重变化，「喝口风都长胖」。

巴黎夺金、短暂地放松之后，全红婵也迎来了自己跳水生涯中最不可测的挑战，那支弓也将被再次拉满。

「巴黎奥运会比完，我才来的例假。那时候我发现吃一点体重就会长，吃一点就长。其实巴黎奥运会后我有想过退役，很想很想，但是后面我还是想坚持去跳一跳。

我是2024年年底的时候回的国家队，那个时候很多人见到我的第一眼，哇，你怎么胖成这样啊？然后我就开始训练、减肥，每天都去跑步、减肥，本来脚就痛，跑着跑着就更痛了。但这些都不是问题，那段时间，不只在队里，还有外面的舆论，每天都能看到有人说我胖。但我已经要饿爆了，减肥减到我感觉我都快「嘎」了。

那几个月也是有比赛的，比了三站世界杯，这三站比赛，我听到的声音，全部离不开这个「胖」字。大家都知道，体重是每个女台运动员的噩梦，我也很看重自己的体重，我有一点接受不了老是被别人说胖了，每天都有人在说我胖了，我特别伤心，到后来，我已经有心理阴影了，看到体重秤我就特别害怕。

我不敢上秤，每次照镜子的时候，也觉得自己特别胖、特别壮，然后我也很恐惧镜头，别人拍我我也很害怕，也不敢穿那种短裤、裙子之类的，我只敢穿长裤长袖，因为我接受不了这么胖的自己。可是我没有办法。我那个时候喝口水就重了，我没有办法。

训练的时候，我感觉每个动作都很害怕，曾经不害怕的动作，都很害怕，很害怕。这不是身体上的害怕，而是心理的害怕。我站上去，本来要翻的是三周半，但站上去就突然感觉自己要翻两周下来，感觉要摔下来，那种感觉就有点乱。自己不知道怎么做，那几个月全都是靠着自己的肌肉记忆在跳。

以前我也有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难过难过就过去了，第二天还是开开心心。但那段时间，我想得比之前多了很多，每天晚上都会想，脑子里有很多乱乱的东西。晚上做梦也会梦到跳水。我会梦到比赛的时候，自己站上去就特别不稳，晃来晃去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很想跳下去，但是我很害怕，很害怕，然后后面不知道怎么就掉下去了，就给自己吓醒了，特别害怕。还梦到跳的时候，那个跳台，感觉自己要磕上去了。我做过很多跳水的梦，大部分都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我也有跟朋友说过一点，但我不愿意说很多自己的事，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想说自己的难处，也怕别人觉得我太矫情了。我总觉得有这么多人喜欢你，不应该把这么多负能量给别人。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没必要去麻烦别人，别人也有自己的烦恼，别人也要去想很多东西，很多要做的事情，很多压力要去解决。所以没必要去说这些东西。

但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的那根弦已经拉到极限了，太累了，身体上的累，精神上的，还有心里面的，各方面的累，堆积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完全坚持不了了，再加上一些伤病，我就跟队里说想暂时离开，休息一段时间。很多人都来跟我聊，我也聊了自己的状态，队里也选择了尊重我的决定。」

「牛」

2025年，全红婵一共参加了4次比赛：两站世界杯分站赛、一站世界杯总决赛，还有2025年11月在广东举办的全运会。

前三场比赛，她都拿到了单人项目的亚军，成绩也都超过了400分——这一直是中国跳水队为女子跳台项目制定的队内达标线，在国际比赛中，400分也是顶级运动员最重要的成绩分界线，只要能跳过400分，无论是世锦赛还是奥运会，都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尽管身心都在经受发育带来的剧烈震荡，但全红婵依旧保持着顶尖的竞技水平。

2025年11月，第十五届全运会的跳水比赛在广州举行。暂别赛场近半年的全红婵再次走上10米跳台，她没有参加单人的比赛，团体赛的双人10米台项目，她与队友王伟莹发挥出色，以0.90分的微弱优势夺冠。赛后，她发了一条微博，只有三个字：我真棒！

几天后的女子双人10米台单项比赛中，她们最终获得了第五名。所有比赛结束后，全红婵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多张全运会比赛的照片，配文写道：「没有白走的路，对错都是我的脚印。」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我的2025年，我会选——牛。」

2025年我其实挺难的，也想过放弃，自己比完奥运会之后，毕竟这个体重，还有自己的身材、还有动作变化都挺大的。跳的动作也没有之前那么好，没有那么理想。我也休息了一段时间，快到全运会的时候，我也考虑了挺久的，感觉自己还是有一点想拼一下。

这次全运会也是我经历的最难的比赛，决定参加的时候，我已经休息了几个月，然后还得恢复、减重，训练的各种地方都得调整，还有自己的伤病，都挺难的，也很累。关于全运会，我没有给自己定任何目标，我只要能参加，能完完全全比下来，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广州全运会最后一个比赛日结束后，全红婵（左）和王伟莹（右）持金牌在馆内合影图源视觉中国

我也真的坚持下来了，自己也想着要做到最好，尽管自己好像做得也不是很好，但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

全运会完了之后我还是选择继续休息一段时间。休息的这段时间，我确实挺开心的，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休息。但是慢慢你休息久了又觉得……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吧，我也尝试再去跳水馆里看看，去了二沙的跳水馆，但是走进去的时候，那种很压抑、很恐惧的感觉又回来了，还是有那种很害怕的感觉。但没关系，很多人都能承受下来，我应该也能承受下来。这个东西总会过的嘛，虽然说不知道什么时候。

其实在我休息的时候，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很多人说你去不去练了？为什么？怎么了？很多人说我是不是要退役了？是不是要怎么样？你看她这样子肯定是不练了之类的。其实我特别想说，我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当下做什么决定就去做就好了。很多人都问我未来不跳水了，你该怎么办？你要去做什么？你要上学吗？你要去干吗？是不是要当教练什么的。其实我都有想过，但是我都不确定，我只能说当下我是想休息的，我想好好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好好去休息，好好去想想接下来要做什么。

对于这个决定，我一点也不觉得后悔，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因为这就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自己走的路。」

快乐

全运会上，赛后的各种采访中，全红婵还反复提到一个词——快乐。

双人比赛拿了第五名，她说：「我很快乐，没有之前那种感觉，自己没上领奖台、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成绩就会不开心，虽然我今天也没有跳好，也没有登上领奖台，但是我还是会很开心。」

和长期跟访跳水队的央视记者杨烁趴在场边的围栏上聊天，全红婵说：「虽然我现在跳得很差，但是我自己很快乐。」杨烁问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假如你不练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喜欢你，可以接受吗？」全红婵答：「我知道，我一直都快乐啊，那我快乐，我可以接受。」

围栏边的聊天很随意，像两位老朋友聊起自己的近况。但这段对话被摄像机记录了下来，随后在央视播出，很多人看过后深感触动——在我们过往的竞技体育语境里，「快乐」并不常见，且大多会伴随胜利出现，与之对应的，是另一句体育圈里的名言——当年，刘国梁还是国乒总教练的时候，队内比赛，许昕拿了第一，但为了防止他过于快乐，刘国梁在全队训话时对许昕说：「你日常里太快乐了……你天天在队伍里头阳光、灿烂、快乐、开开心心的，哪有这么阳光的奥运冠军啊？」那次训话，还诞生了一句网络名梗：「嘻嘻哈哈，等于自杀。」

某种意义上，这的确是成为冠军的真相，冠军之路一定是「苦」的，但一个具体的人的快乐，也很重要。全红婵14岁横空出世，成为最受关注的运动明星，除了近乎完美的技术动作和水花效果，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她是一个快乐的人，也给无数人带来了快乐。当两届奥运冠军的光环连同更极致的身体要求、更多的凝视与评价、更大的压力袭来时，在弓弦即将拉断的那一刻，她停下来，选择了快乐——一个18岁女孩本应拥有的当下的快乐。

「我7岁那年开始跳水，那时候还挺喜欢的，虽然也会害怕。我第一次跳7米台的时候，很害怕，很害怕，站了快半个小时都没跳下来，特别特别害怕，不知道为什么。到最后也没跳下来，是走楼梯下来的。但后来上10米台的时候，我直接就跳下来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很神奇，我能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我一般在水里是睁眼睛的，然后一看，很蓝，就感觉很神奇。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入水的话，会很深，所以也挺恐怖的，感觉下面有鬼（笑）。所以我游得特别快，赶紧往上爬。

后来开始学动作，刚开始挑战不会的动作的时候，也觉得挺好玩的，很期待。到后面就是每天、每周重复那几样动作，慢慢练到熟练。女台竞争很激烈，你会面临那种随时要被淘汰的感觉，所以你每天都得重复去做那几个动作，尽量不要让自己被淘汰掉。

其实我们训练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很激动、很兴奋的那种感觉。到比赛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很安静的时候，我会很紧张，不确定是该用力还是不用力，但还有点兴奋。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还挺无忧无虑的，拿完冠军之后也给我带来了挺大的变化，挺多我过去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感觉一瞬间就敢做了，别人也不会说你什么。但后来开始慢慢有压力。会自我怀疑是否做得很好？是否做得完美？是否能够让外界觉得跳水很有那种观赏性吧。然后跳水的快乐就变成，跳的途中，跟朋友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很快乐。

2020年，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全红婵图源视觉中国

我交朋友的原则很简单，就是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生活中，有时候快乐，有时候不快乐，但跟朋友在一起，跟很好的朋友玩得来的、还有队友在一起玩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跟朋友一起做想做的事情时是没有烦恼的。所以，我很需要朋友。我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我也希望别人能给我带来快乐，而不是整天对着一个手机在那里傻笑。

我还很喜欢玩很刺激的项目。比如坐过山车的时候从高处往下冲的那种感觉，很爽很刺激。我有一次去游乐园，坐过山车坐了20次，坐的时候，别人都是把手握紧，但我喜欢把手敞开，把脚敞开就觉得特别爽。

但过山车坐得多了，慢慢好像也就那样，所以我还想去蹦极，想去跳伞。还有滑雪，也想了很久，去年年底终于去滑了一次，虽然也摔了很多，摔得很惨，但是我很开心，摔得很开心。滑雪的时候，那种速度，就感觉好像魂在后面追，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自由的。

也有人问我怎么理解自由，我觉得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上就不是自由的，但滑雪的时候，我是自由的。其实那时候舆论还是有很多声音吧，还有人发别人滑雪的视频冒充我，但我觉得没关系，那个时候，我是自由的，我很开心，很快乐。」

孩子

这几年，《人物》接触过多位一路看着全红婵成长的媒体记者，谈起全红婵，每个人都有类似的表达——她是那种表达很独特的运动员，「天马行空」，「天真、敢说话、敢表达」。

7岁开始练习跳水之前，全红婵有一个几乎完全放养的童年，无拘无束，由着自己的天性长大，这也使得她保持着极强的生命力和主体性意识。

过去几年，除了大赛前后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全红婵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有人会借此攻击她文化水平薄弱，应对采访能力不足。但事实是，无论是成名前在赛场混合区的临时采访，还是巴黎卫冕夺金后接受央视《面对面》的专访，全红婵都有着非常鲜活、生动，但又充满个人思考的表达——顶级运动员拥有的从来都不只是对于身体的感知和控制能力，对于自己之外的世界，全红婵始终都保持着一种出自本能的、未被规训的理解和察觉——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这也是一种独特的天赋。

巴黎奥运会单人比赛夺冠后，在混合区接受中国香港媒体采访，记者问她，这次夺冠和3年前有什么不同。她说，3年前，自己很小，个子也矮，金牌挂在脖子上又重又长，走路时总是一晃一晃地打在肚子上，很痛；而这次，她长大了，也长高了，金牌也变得合身，走路时不会再打到肚子了。这段视频被上传到YouTube，为她吸引了大批粉丝，一位第一次看到她比赛、听到她采访的网友留言道：在这个女孩身上，比跳水天赋更迷人的，是一种天赐的无邪。

《人物》也多次与全红婵在广东省队的教练何威仪谈起这种可贵的天真。东京奥运会后，何威仪反复表达着一种观点，不要轻易用成年人的眼光去判断全红婵，她有她的道道，「她的单纯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作的」，那些打击她的声音，「是成年人的世界，权力、利益、自保，（觉得）丢他们的脸」，「不要小看她，白发人不要欺负小孩，小孩有时候想的东西你还想不到」。巴黎奥运会后，谈起全红婵即将面临的成年后的社会化挑战，何威仪说：「任何复杂的社会都需要单纯。」

18岁像是一道分界线，将全红婵划入了名为「成年人」的全新世界。

过往的烦恼依旧存在——老家的门口，举着手机的人群络绎不绝，由于招待的陌生人太多，爷爷甚至已经学会了普通话。AI的时代，关于她的谣言变得更难辨认，有人用AI合成照片，让她登上了一本不存在的泰国杂志封面，谣言太多，她和家人如今也很少再出面辟谣。

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扑面而来——在一些不被察觉的角落，过去那个似乎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也会流露出自己的迷茫和忧伤，有朋友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条视频，「以前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莫名其妙地哭泣，直到昨天，在一个平平无奇的下午，我也莫名其妙流泪，我才明白，每个人心中都有着难以言说的心事。在没办法倾诉的时候眼泪会比语言先涌出来。」全红婵在评论区默默留言：哭，我也是这样的。但是没关系，一起加油。

人生一定有很多的「难」要一一跨越，18岁或许只是一切的开始，但过去这一年，女孩一直在努力，努力守护自己内心那份孩子般的纯真。

「最近，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是前几天抽盲盒，我抽中了一个隐藏款，是一个乌龟，上面是一个星星人，很可爱，真的很可爱。我很喜欢星星人，每次看到它的时候都感觉非常非常治愈，我也很喜欢乌龟。

很多人都知道我很喜欢小乌龟，也会问我为什么喜欢乌龟。一个原因是我喜欢绿色，绿色很清新，植物都是绿色的，我整个人看到绿色就感觉心里一下子空了很多东西，很治愈。喜欢乌龟是因为这种生物真的很可爱，丑萌丑萌的，而且乌龟比较缓慢。我希望我的时间多一点，之前这样想是想让我练得好一点，跳得好一点，有时候我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还没搞懂这个动作的时候，就要过去了，每天都感觉非常快。现在我也希望时间慢一点，我不想那么快长大。

全红婵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小乌龟玩偶图源微博@全红婵

我是个农村孩子，也比较爱玩，小时候我很爱爬树，老摘别人果子吃，从挺高的地方摔下来。我还记得那时候骑大人的那种车，摔晕了，不知道被谁扛回家了。被扛回家之后，还有人给我盖被子，但我醒了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面我再去骑的时候，再去借别人单车骑的时候，别人说你还敢骑，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他就跟我讲了这个过程，我说我不知道，你别告诉我妈，你别告诉我爸，后面还是出去玩了，很快乐。童年的时光，老是这样子这样骑车，因为脚够不到。

我从小就非常有力，那时候我吧，立定跳远，就是在那个选的里面是跳得最远的，而且还小，然后翻得也快，二年级的时候就被选去跳水。刚开始的第一个星期，我觉得离家太久了，还以为我家里人不要我了，然后一直哭。后来他们就来接我了，因为周六可以回家。

那时候回家，村里面有很多那种植物的味道，不像市里面，有很多汽车的那种味道。但现在家里变化挺大的，感觉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了，包括整个村里面吧，变化太大了，我有时候很想回家，但在家又很想逃离。我记忆中的家，那一条街还没有小吃摊这些东西什么的，都没有，也有很多小孩在那里跑，闻的那些味道，都是很清新的，现在闻的全是那些油烟味，还会有很多陌生人到门口。其实我有一点不喜欢，但那是别人的自由，我也没办法。

这几年，我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但现在很多人都很少聊天。网络上那些攻击我的人，也会攻击我朋友，我朋友跟我玩的时候，也会说，尽量不要被什么拍到，就怕被网上说。所以我也不能跟他们走得特别近，我也怕外界说他们。

所以，我看上去好像朋友很多，但真正的朋友并不多，基本上都是跳水队的朋友。休息的这段时间，自己待着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孤独，对于未来我也挺迷茫的，觉得自己好像除了跳水没什么优势，所以自己待着的时候就会想特别多，但跟别人待着的时候会去聊其他东西，就不会想很多。所以自己待着的时候，我会打打游戏，我爱打游戏，但也不是特别爱，但总要有个东西能让我不去想那么多。

今年跨年那天晚上，我在家，一个人，打了会儿游戏，很早就睡了，第二天起床，很多人给我发「新年快乐」，我也希望快乐，但我更希望那些攻击我的人，不要再骂我了，不要骂我家里人，也不要骂我朋友，要不然他们都远离我了。

我希望这些话发出去的时候也不要骂我，但肯定也会有人骂的，所以想想就好了，可能也是别人工作压力大，然后看到不喜欢的，就随便说几句，理解理解，人人都不容易吧。

我之前总说为什么一定要成为大人呢，做孩子也挺好的。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一个人不管在哪个年龄段，总会有孩子的一面，做小孩就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但我自己也长大了，有些东西总会要改变的。虽然自己也不想改变，但是没办法。我是很开心、很活泼，然后很开朗，也比较搞笑的一个人，之前我对陌生人也会很开朗，但是现在我看到陌生人就有一点内向了。我现在也比较敏感，别人一个眼神，我就会觉得他对我好像不满意，好像我做的东西不会让他开心，我是不是得自己想想，该怎么做？该怎么重新去做？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挺恐惧采访的，每次讲话的时候都特别害怕讲错。因为一讲错、一讲得不合大家心意的时候，就都会说我，就这讲话水平。我也不确定自己还是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所以我很想做回以前的自己，虽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就希望时间能慢一点，给我的时间能多一点。那天抽中盲盒，我很开心，还有一个原因，盲盒里除了有星星人和乌龟，还有一张小卡片，上面写了一些话，其中一句就是——慢慢走。」

夜读｜Papi妈妈：我要为Papi再翻一座山

人物 — Sun, 29 Mar 2026 10:01:01 GMT

Papi妈妈是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诉讼案新闻当事人。她的小狗Papi被投毒致死后，她辞去工作，自学法律，用1185天的时间等来刑事判决。而刑事附民事的追偿部分还待艰难跋涉。

在《人物》论坛的演讲中，Papi妈妈回忆了她与Papi的相遇、相伴，回忆了Papi忽然离开的那一天，也回忆了那之后她痛彻心扉、誓要追凶的1185天。

她说这场官司没有胜者，因为「再怎么努力，Papi也回不来了」。她说她会继续表达，因为她还有一座山要翻，「要翻过的那座山，叫成见」。

以下是Papi妈妈的讲述——

策划｜《人物》编辑部

大家好，我是西高地Papi妈妈。Papi是我小狗的名字。自从2022年Papi遭遇了那场残忍的意外以后，我的名字就和它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今天是我成为西高地Papi妈妈的第1285天。距离我们一审宣判刚好又过去了100天。请见谅，我今天戴着口罩上台，这背后有些特殊原因，我会在稍后说明。

小时候，当别的小朋友家里贴着世界地图的时候，我却用一整面墙贴着世界名犬的海报。西高地，来自苏格兰的小勇士，是我第一眼就喜欢上的小狗。

2010年初，我终于接回了2个月大的Papi。西部高地白梗，那时它只有巴掌大，白绒绒的一小团，眼睛黑亮亮的，看着我的时候，它好像在问：你就是我的妈妈了吗？从那以后，我有自己的小狗了。

后来我在北京上学、工作，Papi一路跟随。它陪了我13年，我恋爱、失恋，我熬夜加班累得精疲力尽时，我的努力小有成就时，Papi始终都在。对我而言，它是家人，是给予我无条件爱与陪伴的生命个体。这种联结，或许很像一种「爱的语言」，对于能听懂的人，无需多言。

因为有Papi，我会特意选择靠近宠物友好公园的小区。会弄清它每一种口粮的配方，会带它去看山川湖海。Papi是热爱生活的快乐小狗，它爱吃火龙果，爱玩塑料瓶子，爱蹬滑板，小腿一蹬能滑很远。它爱社交，见到小狗尾巴就竖得像天线一样，但相比其它小狗，Papi更喜欢人类。小区的狗友只要看见他，老远的就会喊：呦，Papi爷爷来了。

Papi和妈妈图源@Papi妈妈

2022年，距离案发的前3天，我刚带着它做完深度体检，还有两个月就13岁的Papi身体各项指标稳定，连牙结石都没有。它非常健康，它的晚年才刚刚开始。

然后就到了我不愿回忆，却不得不一次次提起的那一天。中午12点，我在工位上刚打开外卖，筷子还没拆，手机响了，是家里的来电。家人说：「Papi在家里狂奔、抽搐、尖叫、吐血、大小便失禁……」我让家人把Papi赶紧送医院，然后把外卖扔进垃圾桶飞奔出公司，奔向医院。

Papi是特别勇敢的小狗。平时打针，它从来不会叽叽歪歪，就那么倔强又带着傻气地看着你。但那天，在医院做了一下午血透的它，镇静剂的药效刚过，又开始不停抽搐，它的舌头黑得发紫，紧紧顶住上颚，无法呼吸。我按着它，全身都在发抖。那一刻我对「残忍」这个词有了深刻的体会。

我永远不会忘记它在被抢救时看我的眼神，它是那么努力地想要活下来。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不停地鼓励它、命令它、哀求它不许走，不许以这样的方式走。可一切都是徒劳的。Papi在痛苦里挣扎了近10个小时。心电图慢慢变成了一条直线，我抱着它，我看到自己的眼泪一滴一滴，掉在它的身上。它睁着眼睛，那么小，那么凌乱，那么安静。

我永远失去了我的小狗。

医院给了我一条小毯子。蓝白相间，印着米老鼠。我就用那条毯子，把它裹住，抱回了家。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我开始剪辑Papi的第一条抢救视频，我心里有一个坚定的声音：「Papi，妈妈要为你战斗了。」

当生活被突如其来的恶拉入深渊，我们该怎么办？

我告诉自己：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犯罪嫌疑人还在逍遥法外！我下意识地拍了很多视频保留证据。医院告诉我，他们一上午接到了10来只中毒的小狗；定点喂流浪猫的好心邻居告诉我，已经安葬了两只小猫；派出所告诉我，当天仅我们小区打来的报警电话就有24个，都是关于投毒的。那段时间，我就像一个调查记者，在小区里转悠，打听消息，拼凑碎片。终于，我们确定了毒药的成分：氟乙酸钠，一种微量就可致成年人死亡的剧毒化学品。

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便衣来了，重案组来了。案子从毁财回执到寻衅滋事，再到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终于，投毒者张某华被公安批准逮捕，检察院提起公诉。但对我来说，这件事还远没有结束。更重要的，是审判。

我要为Papi讨一个公道。但我搜遍全网，发现宠物中毒事件虽然多，但立案且走到刑事公诉的，寥寥无几。我开始自学法律，把《民法典》、《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翻了又翻，寻找有用的法条。

Papi妈妈自学法律知识图源网络

我建起小区「受害犬家属群」，一对一沟通10位受害人，发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了省去大家的麻烦和顾虑，我帮他们拟诉状、打印、邮寄，求着大伙儿签字。我找到并恳请几位小区的孩子家长做笔录证据，她们的孩子都曾在被投毒的区域玩耍。

我不停地接受采访，复述伤害，联络动物保护机构，更新社交账号来保持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度。这些事情完全占满了我的时间，我放弃了工作，放弃了一切非必要的社交。也没了生活，每天一睁眼就会不自觉地流泪，会去想：为Papi、为那些惨死的生命，我还能够做些什么？我确诊了重度抑郁。

2023年10月，案发13个月以后，一审开庭，我当选原告代表，代表11位受害人坐在公诉人身旁，被告与我近在咫尺。因为高额的诉讼费，11位受害人很难协调一致，一审庭审我们并没有律师。好在那些啃下来的法律知识，那些深夜里一条一条划过的法条，让我有了底气。

庭审从上午9点多持续到下午快4点。庭后，被告辩护律师对我说：「你不当律师可惜了。」那一刻我愣了一下，我只是一个法盲，为了Papi，把自己逼成了「半个律师」。我忽然明白：当你心里有想要捍卫的东西，当你心里装着最朴素的公义，你就会变得勇敢。这种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也要往前走的底气。

遗憾的是，这次庭审没有结果，法官敲了敲法槌，说：择期宣判。

我以为这个「择期」很快会来。但我错了。我陷入了一场漫长的等待。刑事诉讼的延审期限是三个月。后来，每三个月左右，我就会得到再次延审的答复。我理解，从司法角度来说，这个案子不好判。涉及剧毒化学品，涉及公共安全，法官慎重，法院严谨，他们需要时间。但理解不代表不痛。那段时间，支撑我的，是一种异常强烈的目标感，那就是：我要投毒者付出代价，我要让他知道，他夺走的那些生命，有人替他记着。就像三大队里的那句歌词：「我是你杀生得来的报」。

2025年12月11日，距离案发1185天，我们终于等到了一审宣判。判决书很长，法官逐字念了很久，我在庭审递交的证据材料，法官也念到了。张某华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很难说，那一刻我是什么感受。很多新闻的标题都是「追凶」、「复仇」。我真的有复仇的快感吗？没有。我不觉得自己赢了。因为再怎么努力，Papi也回不来了。我的生活工作，已经完全脱轨。投毒者虽然被判刑，但我在庭上得知——他一年多以前，就已经取保了。

掐指一算，他甚至已经在外面度过了两个春节，这三年多，坐牢的人好像是我。即便如此，我还是会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去关注，去追问，去紧盯执行。因为判决书上的每一个字，都值得被尊重。

目前一审判决的刑事部分，在程序上已经生效。它们不会说话，但我们可以发声。只有发声，才会发生。

一审法院没有支持所有受害人的精神损失赔偿。在民事的相关案例当中，认为「伴侣动物不同于一般物品」，支持原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有很多。而刑附民的案件，很遗憾至今还没有一例支持。11只狗狗的价值鉴定和赔偿问题，往期案例也大多按照「市价」赔偿，也就是把它们作为商品来定价。我的小狗Papi被比作一台老旧的二手电脑，越老越没有价值。我想要打破的那座山，叫成见。我还有一座山要翻。

这个案子对于我个人而言，像一张难度极高的试卷，我好像拿到了60分，在屈指可数的伴侣动物被投毒的刑事公诉案里，4年已经是「顶格判决」。好消息是，我们的案件打了样，之后长沙、武汉、广州都有类似的案子「由民事转为了刑事」，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拿到了判决，不法者也都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我们的每一次努力，都在让下一次变得更好。这样的进步哪怕只是一小步。Papi的案子也绝不是「一条狗的事」。它关乎人类如何保护动物，如何看待生命。它也关乎公共安全。在公共场合投毒，威胁的不只是几只小狗，也可能是所有人。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关心动物，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这几年，因为打官司，我遇到了活到30多岁以来从未遇见的恶意。有人说我背后有财团在支持。我要辟谣：这个真没有。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有人说我是「互联网吃狗血馒头第一人」，说我直播带货已经财务自由了，嗨，有时候真的挺配不上他们的诋毁的。我的带货级别到现在还是个青铜。

他们只在乎能不能把你撕碎。还有人开盒我——在所谓爆料群里曝光我的个人信息、发私信威胁我家人的生命。说「你不是懂法吗？报警抓我啊。」

好的，我报警了。警方出警迅速，执法严明。2024年的一位，被罚了500。2025年，因为法条更新，另一位被罚了1000。钱不多，但重要的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你躲在屏幕后面敲下的每一个字，都要负责。

说到这里，你可能想问：那你为什么还要戴口罩上台？

这几年，我看到了太多刑事案件的新闻。每一次，都是受害人在镜头前，面对记者。每一次，都是受害人的信息满天飞，谣言满天飞。而犯罪嫌疑人，却可以完美隐身。每当恶性事件发生后，为什么露出更多的，永远是受害人的脸？所以今天戴着口罩，算是我一点小小的叛逆吧，我不是一个享受关注，享受镁光灯的人。即使之前在影视行业，我做的也是幕后工作，但为了给papi发声的第1285天——我站在这里了。让你们看见，一个不露脸的受害人，也能打击违法犯罪。

但此刻，出于对活动主办方、对台下每一位观众的尊重——我要把它摘掉。（摘口罩）这就是我，一个普通人。我也想告诉大家：以后，这口罩我想戴就戴，不想戴就不戴。这是我的自由。是女性的自由。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只要不违法，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如何面对这个世界。

最开始看到活动主题「野心时代」的时候，我有些犹疑——我的行为和野心有什么关系？希望不法份子得到应有的惩罚，希望我们受害的家庭、受害的小动物们得到公平正义——如果这是野心的话，我大概抱持着正义的野心吧。就像我一直说的，法，绝不向不法让步。只有法治之勇才可以铸就法治中国。

今天我来这里，不是因为我的故事结束了。那座叫「成见」的大山，还在前面等着。我想让你们看见：一个还在战斗的刑事案件受害人，也可以站在这里，坦然地，说出自己的野心。

我的野心不大——让后来者的路，更容易一些。让受的伤害，可以少一些。让法治的勇气，再多一些。

谢谢大家，我是西高地Papi妈妈，也是我自己。祝愿所有的女性：永远有力量，永远有锋芒，永远——自由。

乳腺癌战场上，一个医生和她的野心

人物 — Sun, 29 Mar 2026 02:28:21 GMT

广东省人民医院普外科乳腺科主任、教授廖宁，是上世纪90年代广东省人民医院第一位拿手术刀的普外科女医生。当时，乳腺癌手术都是全根治，大面积的切除让很多女性经历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廖宁去法国进修，把最先进的保乳和乳房重建技术带回中国。她深知乳房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她想为更多女性提供痛苦更少、毒性更低、效果更好的治疗方案，让那些恐惧的患者看到新的希望。

作为国内乳腺癌精准分子治疗的领军者，廖宁不断寻求新的突破和超越，创办「周三见」多学科国际会诊平台，联合全球专家为疑难病例免费寻求个体化方案。如今，她还将机器人辅助技术引入乳腺手术，让乳腺深部肿瘤切除也能在「无痕」中完成。在《人物》2026年「女性力量」的演讲活动中，廖宁表示，她的野心，不止于切除肿瘤，而是用最前沿的硬核科研与最柔软的医者之心，守护女性的健康和尊严，治愈疾病，也治愈人生。

以下是廖宁的讲述——

策划｜《人物》编辑部

大家好，我是廖宁，广东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医生，也是一位母亲、妻子和女儿。今天我想和大家说「野心」——这份支撑我走过三十年从医路的力量，它不是对权力的渴望，而是对知识的执念、对生命的敬畏，更是女性多重身份赋予我的独特韧性。

三十年前，当我第一次拿起手术刀，面对的不仅是患者的身体，更是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觉醒。作为女儿，我见过很多很多母亲因乳腺疾病隐忍的痛苦；作为妻子，我理解女性对身体尊严的珍视和对高质量生活的期盼；作为母亲，我更懂得生命传承的重量。这份对「女性身体尊严」的共情，让我对传统根治术产生了质疑：难道生存必须以牺牲美丽和自信为代价？

作为一名乳腺外科医生，现在每天我都要接诊上百位女性。我发现，大部分患者听到自己得了乳腺癌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完了」，陷入恐慌。然后问我，「廖医生，我还有救吗？」「我还能活下去吗？」

我想告诉大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乳腺癌真的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可怕。过去三十年，随着筛查观念的普及、诊疗方式的进步以及乳腺癌创新药物的发明，我国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都在不断提高。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关于外科手术的进步。我从1994年正式接受乳腺外科的医学培训。当时在我们国家，一旦患者被确诊为乳腺癌，无论肿瘤大小，手术方案基本都是切除乳房，也就是我们说的根治性手术。这是一种怎样的「根治」呢？

首先，患者的胸大肌、胸小肌，包括腋下的淋巴管全都需要被彻底清扫。做完手术，患者的胸部只剩下一根肋骨，上面覆盖着一条手术疤痕，腋窝完全像山洞一样凹进去。很快患者的手臂会出现严重的水肿，非常疼，所以，当时乳房全切患者的生活质量是非常差的。我心中充满疑问：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吗？

著名冰球运动员韦恩·格雷茨基说：「你必须去球要去的地方，而非它去过的地方。」You 've to got to go where the puck is going, not where it's been. 对我而言，这「球」就是女性患者未被满足的需求。带着这份「野心」，我远赴法国深造。深夜在实验室研读文献时，家人的鼓励短信，成了我对抗孤独的铠甲。

在法国国家肿瘤中心，我第一次见到保乳手术——那对我来说是一场视觉冲击。我从未想过乳腺癌手术还可以这样完成。那不仅是技术的突破，也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医学可以在治愈疾病的同时，更温柔地对待患者的人生。原来，精准地清除病灶，同时保留女性身体之美，是可能的。后来我查过数据，上世纪90年代，法国患有乳腺癌女性的保乳率就已经达到了50%的比例。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差异，更是对疾病认知深度的体现。

我的「野心」被点燃了：我想要将这种更科学、更尊重患者的方式带回来。

所以从法国留学回来，我一直在推动保乳和乳房重建。

但在临床工作中，阻力是多重的。我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切得越干净越安全」。面对这种误解，我只能用科学证据说话。我不断向患者、向同行解释：研究证明，对40%符合条件的患者，保乳加放疗的效果与全切相当；对20%无法保乳的患者，术中重建也能守护她们的身体完整，给予她们面对未来的勇气。

我遇到过很多患者，一开始不愿意做乳房重建，觉得太麻烦。但几年过去，她们会回来问我，廖医生，我能不能重新做乳房重建？面对癌症，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死亡的威胁，很少会去考虑生活质量的需求。往往要等到疾病的阴影过去，这些需求才会慢慢浮现。

我理解她们的恐惧，但更坚信，我的责任不仅是切除肿瘤，更是帮助她们找回生活的信心和尊严。这份坚持源于双重身份的驱动：作为医生，我要突破医学边界；作为母亲，我希望每个女性都能带着幸福的笑容拥抱孩子。当第一位接受保乳手术的患者术后笑着说「我还是我」时，我知道，这份「野心」终于有了温度。

医学的前沿从不止步。当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来临时，我的「野心」再次升级：如何用科技实现「精准与微创的极致」？作为学科带头人，我带领团队挑战全球首例AI辅助机器人乳腺癌保乳手术，成果发表在《欧洲肿瘤外科杂志》。手术台上，机器人的机械臂精准切除病灶，隐藏在腋窝下仅留4厘米切口——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女性对「完美治疗」的野心：根除疾病，更守护美丽。深夜调试机器人参数时，我常想起手术室护士问：「你为什么总在和机器说话？」我回答：「因为我想让更多患者在走出手术室后，可以像从前一样，自信地生活，而不是被这场疾病改变。」这份对未来的预判，正是女性独有的细腻与远见——我们不仅要治愈当下，更要为下一代铺就更温柔的医疗之路。我带领团队用20年的时间专注在乳腺癌基因组学的研究，我们揭示了东西方乳腺癌人群之间肿瘤分子特征与遗传特征的不同，使每一位病人都获得精准诊治，我们用专注潜心乳腺癌早期诊断，要在癌症5毫米以内就揪出病患，让乳腺癌患者有更长的生存期，争取不复发。

基因检测和靶向治疗的发展是精准诊疗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突破。有些基因突变的风险是与生俱来的。比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传基因叫做BRCA基因，也被称为乳腺癌易感基因，包括BRCA1和BRCA2。大家熟知的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朱莉，就是因为检测出BRCA1突变，选择在37岁做了预防性双侧乳腺切除。当时针对这一基因突变，我们还没有什么药可以用，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针对性的靶向药，更可喜的是，这种药物目前也进入了医保，这也意味着对于这类乳腺癌患者，我们不仅有了更多的治疗选择，这种选择也不再昂贵。

尽管我们对乳腺癌的理解和认知一直在进步，但直到今天，乳腺癌仍然是全球女性最高发的恶性肿瘤。因此，我也希望通过今天的演讲，向更多的女性做一点点必要的科普——定期的体检非常重要。现在，很多女性都会在体检中查出乳腺结节，这也造成了新的焦虑，乳腺结节会变成乳腺癌吗？

这里面也存在一个误区——「结节」不一定是乳腺癌，大部分情况，结节都是良性的乳房肿块，只需要每6个月到12个月定期复查就行。现在，针对乳腺结节，会有一个BI-RADS的分级，如果你的结节的分级达到4级，那就一定要去乳腺专科做进一步检查。

为了能更好地帮助女性患者，2019年，我创办了「周三见」乳腺癌国际分子会诊平台，7年、累计364周、2500多个日夜的坚守，每周三，我和团队都会联合全球多学科专家，为疑难病例免费提供全球会诊，制定个体化方案。很高兴看到，在这个平台上，越来越多自以为是「绝症」的患者，在中外名医的保驾护航下迎来新的转机。

和她们并肩作战多年，我们也成了彼此生活的见证者。很多患者来复诊的时候，都会跟我分享生活的变化，比如有些患者的孩子上大学了，有些患者换了工作，还有患者会特地拎着一包糖来给我拜年。对我来说，这些时刻都是支撑我不断往前探索的动力。

今天演讲的时间有限，我很难将这些年乳腺癌治疗领域的进步和突破一一提及，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不要怕，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有无数科学家、无数临床医护工作者、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在为你们做着不懈努力，我们始终会和你们站在一起，一起走向治愈的春天。

现在，当我站在这里，我想重新定义我的「野心」：作为女儿，它是对母亲未竟健康的承诺；作为妻子，它是对家庭责任与职业理想的平衡；作为母亲，它是希望年轻一代活在更包容、更先进的医疗环境中的期许；而作为医生，它是破解疾病未知、守护患者健康和身体尊严的执念。

韦恩·格雷茨基的名言，在我这里有了新的注解：女性的野心，是既要预判医学的未来，也要锚定人性的温度。它不是孤勇的冲锋，而是带着家庭的牵挂、患者的信任，在科学的无人区里，投下一束照亮未知的光，始终保持着对未来的敏锐洞察力与新挑战的渴望，最后，我想对所有女性说：你的野心，从来不是「野心」，而是对自我价值的坚守，对生命的热爱。当我们以多重身份拥抱世界时，这份力量，终将照亮更多未知的黑暗。

谢谢大家！

回到二三线城市，我活舒展了

人物 — Sat, 28 Mar 2026 02:00:00 GMT

这期一封信的主题是「回到二三线城市」，共收到48封来信。

这些年，离开北上广或者回到二三线，逐渐变成有些标签化、情绪化的空泛叙事，像一阵风一样，在话题世界来来去去。而在真实世界，这是具体的选择，具体的人生。

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些具体的经历和感受。这也是写信这种最古老的形式，在当下存在的价值——它让我们打开心扉，还能娓娓道来。虽然你也可以写给AI，但总觉得还是缺点什么，对吧？

来信里，我们欣喜地看到，不少读者离开一线大都市之后，获得了更舒展的生活，更松弛的心情。只不过，那些安稳、舒适的缝隙之间，还可能夹杂着其他的复杂情绪。还有人，至今不适应新环境，处于迷茫不定中。

这期回信作者里，有恰好去年离开北京去一个二线城市的临安，他是我们「一封信」的常驻作者。另外，我们还请来一位「飞行」作者康提，她从广州回到山西小城后又离开。

最后，祝愿每一个人，找到让身心皆能安处的地方。

策划｜《人物》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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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封信

人物编辑部：

展信佳！我叫Frida，2013年高中毕业之后在上海读了7年书（本科+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广东工作，在深圳工作了5年，去年10月回到自己的家乡（广东的一个刚刚够得上二线城市的地方）工作，已经接近半年。

说实话，回家是一个面对复杂现实做出的决定，是因为产假后要上班、方便父母照顾孩子，是因为老公觉得深圳工作太累，想要转到更稳定、安逸的工作环境，不完全体现我的主体性，但也不是被迫。毕竟生了小孩之后要考虑的因素更多，我要为我自己的生育决策负责。

不过朋友说过一句话，要把决定做对，而不是做对的决定，深以为然。

回家乡就过好在家乡的生活。工作上，每天基本准点上下班，工作内容虽然变得更琐碎了，但也是可以体现自己创意的领域，工资和职级虽然低了挺多，但生活支出也大幅减少。生活上，每天可以早早回家和家人吃饭，下班后跟外甥们比谁打玩具枪打得更准，中午可以回家看看自己无敌可爱的娃，也可以不回家去做普拉提修养心性。

不需要每天都和老公以及老一辈住在一起，回自己家就是妈妈和妻子，回爸爸妈妈家就是女儿和妹妹，而这都是我，不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协调生育后夫妻双方原生家庭深度介入小家庭生活的各种矛盾，而这些矛盾正是我在深圳坐月子时的巨大折磨。

平衡是我这个人生阶段的关键词，成年人不能既要又要，既然享受了老家提供的生活便利，就不能寄希望于这个城市能够安放自己略带狂野的灵魂。毕竟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个人自由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我在做什么大家都能看见，我的公司发一条公众号，我姐姐通过她的领导点赞看见了，都不需要我转发。

当然，小城生活的阴暗一面也开始不断展现，包括我刚刚说到的没有隐私和自由，办公室里同事关系对个人生活的侵入，还有一点，职业晋升道路的局限。或许大家会说，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但是，在大城市发光的机会很多，在小城市发光的机会相对少，而且这边的主导行业是制造业，更少岗位能够跟我的文科专业适配，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也与以前的工作经验不甚相关。

对于未来发展我是挺迷茫的，现在只能把我日常的一些人文思考发布在自媒体上，聊以慰藉。

最近老公也开始频繁表达工作中的不满，虽然他现在的工作准点上下班，压力不算太大，但是他不适应其中的管理和运行逻辑，他更喜欢直接、专业的职场。

我们正在构思，到孩子上幼儿园的年龄就回到深圳，毕竟在深圳工作选择更多样，福利待遇更好，文化生活更丰富，更重要的一点是更符合我们对生活的想象。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局限和目标。对于普通人来说，当下做的选择，往往是平衡各种因素后做出的最优选择。所以，要把决定做对，而不是做对的决定，共勉！

祝好，

Frida

图源剧集《凡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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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回信

Frida你好：

我是康提，看到你的来信和真诚诉说仿佛看到了世界上另外一个自己，莫名的亲切。我们年纪相仿，经历类似，包括回到老家之后生活的转变和感悟都出奇得一致。我想我大抵能共情你的感受，给你写这封回信。

我是来自山西的一个小镇姑娘，在广东读书工作生活了7年，也是因为年纪到了考虑结婚生子追求安稳等因素回到了老公所在的县城，那个比你「勉强够得上二线」的家乡还落后的地方，这里人均工资2200元，男人们下井，女人们很多都不找，也找不到工作，在家里带孩子。

回来之后，我也经历了艰难的适应期。我是个自由随性、工作起来又很较真的人，不太习惯老家缓慢的生活节奏，职场上人情混杂，亲朋好友对我过度窥探，和周围的人没有共同话题，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异类。

当然，我也努力往好的方面想，也享受五分钟就能上班的快乐，爱上信用卡5块钱就能看一场电影的福利，一下班就能看见孩子很欣慰，有热饭菜等你也很温暖。就像你说的「平衡」是阶段性的主题，我努力想着「平衡」，避免思维落入小城市弊端那一头。

但就像是有位读者给我的描述，人是无法背叛自己本性的。你总有一天还是会走到属于你的那条路上去。也是孩子快到了读书的年纪，我发现老家无法满足孩子的教育需求。如果我不努力，那么孩子们还会继续走出县城，走向大城市。所以在去年秋天，尽管全家人都不理解，我还是孤身一人来了泰国给他们看国际学校，并一直在这里生活了下来，希望能有一天扎根下来把孩子们带出来——我不知道这里面是否有我的一厢情愿，毕竟我骨子里渴望多姿多彩的世界。

出来以后，我既孤独又自由。对孩子们短暂的不舍后我很快喜欢上了这种生活。正常人眼中，我大概是个很不安分、想法太多的人。但我很认同你说的，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局限和目标。我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只是想「尽可能把决定做对，而不是做对的决定」。只要当下你的决定符合你的心境即可。

所以你信中每一个思考和困惑，我都能体会，关于你的人生重大事项，我也不敢给你建议，只是想分享我的一些看法。另外我想说一句，很多路不是走对了才安心，是走着走着才安心的。就像网上一句话我很受触动：夜里车灯也只能照亮50米，不影响我开完了全程。

祝福远方你的一切安好。

康提

2026年3月26日

写于蓝毗尼

图源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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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信

《人物》的编辑老师：

您好！

我是一个特别容易纠结的人。看到你们征集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回到二三线城市之后」这个主题太击中我了，我有太多想说的话了。但写了删删了写，折腾到凌晨两点，最后还是没发出去。今天又翻出来，想想还是写了吧。

我叫小鱼，28岁，河南某三线城市人。2020年大学毕业后我凭着一腔热血去了深圳，开启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在深圳生活了三年半。2023年6月，我回到老家，进入一家国企。到现在，回来也快三年了。

该怎么形容回家后这三年的感受呢？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慢慢摁进一缸温水里，不难受，也不激烈，只是某天突然惊醒，发现自己再也跳不出来了。

在深圳那三年半，是我人生里最亮的一段日子。

我在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做企业文化与活动策划。听上去是个虚头巴脑的岗位，但我真的很喜欢。我是编导出身，脑子里装满了奇奇怪怪的点子，那份工作刚好能让我把这些点子变成海报、文案、一场场让同事笑出声的活动。天天加班，是真的天天加，项目期熬到凌晨两三点或通宵也是常事。但我那时候不觉得苦——或者说，苦被太多的快乐盖住了。

我有一群特别好的工作搭子。我们一块儿吃夜宵、一块儿吐槽老板、一块儿去散步吹风。我租的小单间离公司走路十分钟，月薪从入职的六千涨到离开前的一万多。一万块在深圳不算多，但足够让我在这个城市里活得舒展又自由。

唯一的不好，就是离爸妈太远。还有就是压力大，靠吃解压，吃上花钱我从不吝啬，三年多胖了三十多斤。

爸妈从我毕业就一直想让我回去。每次打电话，我妈都会说：「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漂着干什么？回来多好，离我们近，有个照应。」我每次都打哈哈混过去。我不是不想他们，只是觉得——我有什么非要离开的理由呢？我过得挺好的呀。

直到2023年过年。

那年我妈心脏不舒服，大年初五还想瞒着我去医院，我请了假本想等她做完手术再回去上班，但由于手术指征不符做不了，我就先回深圳了；没想到我刚回深圳第二天，她就进手术室了。出来后给我打电话时还笑着说：「没事，小毛病。」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在外面的所有快乐，好像都带着一点自私。

我开始看老家的机会。正好有家国企在招人，我考上了。2023年6月，我收拾了深圳那间小单间，把所有家当塞进行李箱，周六离开深圳，周一就坐在了新工位上。

刚回来那几个月，我骗自己说：挺好的，终于不用加班了，终于可以陪爸妈吃饭了。

这两年，我终于有时间考了驾照，学了游泳，开始运动，闲暇无事时和同事约着打羽毛球，体重终于往下走了。一切看上去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只有我知道，我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正在一点点死掉。

我这种脑子和手脚都闲不住的「艺术生」，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对着那些写不完的材料、层层审批的文件、按部就班的流程，不知道该把自己往哪儿放。我试着像以前那样提想法、做方案，甚至想找机会转向传媒业务口，但所有的热情都会被一句「先放放，不急」轻轻挡回来。慢慢地，我也不提了。

更要命的是，单位效益在变差。我入职的时候，这家国企看起来势头不错，谁知道这两年已经到了要破产重组的地步。工资从最初的四千出头到不发绩效，我现在的生活，全靠在深圳攒的那点存款撑着。

旁人还觉得这是一份「好工作」，国企、稳定、说出去有面子。每次我跟他们提想换工作，他们就说：「现在外面多难找啊，你先待着，等等看。」

可我等什么？

最让我害怕的，是我发现自己真的在退步。我现在连写个活动方案都要憋半天，连以前最擅长的创意都想不出来了。我被这锅温水煮得软塌塌的，连蹦出去的力气都没有了。有时候刷朋友圈，看到以前在深圳的同事们又做了什么好玩的项目、又去了哪里玩，心里就空落落的。

还有一个事儿，回来之前我没怎么想过，回来之后才发现没人逃得掉——婚恋。我这个年龄，在一个三四线小城里，不算太大，但也绝不算小。我爸妈是特别传统的父母。以前我在深圳，他们鞭长莫及，只能打电话催一催。现在我人就在跟前了，他们开始动真格的了。我妈隔三差五就问我：「单位有没有合适的？」「同事给你介绍了没？」「你倒是上点心啊。」

我试过。

同事介绍的、亲戚安排的，我见过几个。吃饭、聊天、加微信、再吃饭。流程走完一遍，我只有一个感觉：这到底是在干什么？

我是一个ISFJ，家庭感、责任感都挺强的，按理说应该很吃这套。但我又特别「独」——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最舒服，不需要跟谁交代，不用考虑另一个人的情绪，我的时间就是我的。相亲这件事，对我来说像在完成一项任务，任务结束我只觉得累，只想赶紧回家躺平。

我怎么都觉得不如自己好。不如自己待着舒服，不如自己做决定干脆，不如自己一个人自由。

后来我就想明白了：我好像只能从自己身上找到成就感和价值感。工作做得好，我开心；学会一个新泳姿，我开心；把家里收拾得清清爽爽，我也开心。可这些开心，都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我不知道怎么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开心，也不确定自己愿不愿意花那个时间去试。

可这话我没法跟我爸妈说。

他们只会说：「你现在不找，以后怎么办？」「一个人怎么行？」「你年纪也不小了。」在他们眼里，这个年纪不结婚，已经有点说不过去了。

我知道人生没有回头路。我也知道，如果我妈身体再出点问题，我在身边，总比隔着几千公里强。

但我是一个特别拧巴的人。回来这几年，我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却没学会怎么安放自己的不甘心。

我一边享受现在的「生活感」——有更多时间陪爸妈、有时间运动、有时间慢慢吃饭；一边又痛恨自己的「没出息」——眼睁睁看着自己从一头活蹦乱跳的鹿，变成一滩趴着不动的泥。

一边告诉自己知足吧，你已经比很多人过得好了；一边又忍不住想，我才不到三十，这辈子就这样了吗？

有时候半夜睡不着，我会想：如果我当时没回来，现在会是什么样？还在深圳那家公司吗？还是会跳槽去更好的地方？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会有怎样的人生？

没有答案。

现在有个词挺火，叫「心气」。说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心气。心气没了，人就真的老了。我摸一摸自己，好像还有一点点。但那一点点，也快被磨没了。

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刚和同事利用中午午休时间打完羽毛球回来，出了一身汗，挺开心的。今天还是春分，回来的路上看到路边的花争先绽放，春天了，真好。

我在这儿活了十多年，又回来快三年了。这个城市我哪儿都熟，但又好像哪儿都不太认识。

可能是我自己变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答案，可能就是想说一说吧。

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想问，大概是：当你的选择让所有人——包括你自己——都觉得「没错」，但你却每天都觉得「不对」，该怎么办？

或者说，一个奔三十的人，发现自己正在失去心气，还能把它找回来吗？

期待你们的回信。

小鱼

图源剧集《她和她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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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回信

温水中的小鱼：

你好！

在你的来信中，有一个核心的想象，如果未来某一天，妈妈身体出了问题，而你不在身边，你可能很难原谅你自己。我也想提出另一个想象，请你大胆地把自己投入其中去设想：如果妈妈未来的30年健康顺利，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危急时刻」需要你立即出现，因此也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能够验证你的付出和放弃都是值得的，你只是这样平静地在现在的岗位上度过了许多年，到时候58岁的你，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自己呢？

家庭、婚姻、城市、工作，听起来都是重大严肃的人生抉择，我不了解你的具体情况，因此也不敢贸然地给出什么具体的建议。但是你来信中的一句话，我贸然地一定想要反驳——「人生一定是有回头路的」，一定，一定是有的。

「回头路」也许是有一些代价，有一些折腾、损耗，以及「人生的弯路」。可是弯路、错路，毫无必要的路，也都是存在的。难道说，如果知道三年后你肯定还是要回老家，当初你去深圳的选择就是「错误」的吗？你肯定也觉得不是。那三年在深圳的经历，直到现在依然滋养着你，照亮着你，也吸引着你。无论当初这个决定现在回头来看，是「对」，是「错」，是必要的经验还是不必要的折腾，你自己是一定可以体会到它对你人生的意义的。

我想今天28岁的你，并没有苦苦诘问当年22岁的你所做的一切选择，是对还是错吧？你知道吗？58岁的你，也不会这样去诘问的。因为生活是连续的，每个时刻都要应对「当下」的选择，也随时面对着要解决「当下」的问题。

其实你现在并没有承担必须在病房守候的职责，也没有强烈需要另一半陪伴的真实需求，但是你觉得未来总会有这样的需求，巴不得现在就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好让未来的问题通通直接得到解决。要是谁真有这样的能力，年轻时的一个决定就安排好自己后半生，我也巴不得去拜大仙了。没有人做得到，所以此时此刻的你，无论怎么样深思熟虑也无法为后半生谋得完全周全。

不如先从眼前的需求开始解决起吧。此时此刻28岁的你，是更想再去大城市闯一闯，还是觉得安心留在老家也很不错？是想再一个人「独」一「独」，还是更想此刻就体验一份爱情？选错了怎么办？32岁就后悔了怎么办？——那就留给32岁的你再去解决呗。

也许你好不容易出去了，一通电话就又给你打回了老家？也许你会在大城市落稳脚跟，把爸妈接到自己的身边，打开一个新局面？也许你的一生会换5、6、7、8个城市与工作？也许你恋爱了，结婚了，又离婚了？也许你羽毛球打了十几年，身强体健，结果一次拉伤，就再也打不了了？……又能怎样？难道你会责怪自己，从一开始拿起羽毛球拍就大错特错了？这里面的每一个决定，谁有权宣判是「对」是「错」？谁爱宣判谁宣判。你经历过的事，走过的路，只有你自己有体会。

况且我想，在「辞职去深圳」，和「留在现在的岗位上温水煮青蛙」之间，或许还可以有很多「中间」的道路。或许你可以考虑离家更近的其他城市、或许可以先尝试远程工作，等到确定自己可以在市场中生存下来再考虑正式地辞职……退一万步讲，就算你到58岁、68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每个决定全都做错了，中国还有一句老话，早就留着给你兜底呢——「浪子回头，金不换！」谁又能把你怎么着呢。68岁遇到的问题，68岁的你也会再想办法去解决。除了大是大非的问题，在个人的选择上，对与错，只有你自己有解释权，只要是你做的人生决定，不违法犯罪，又不损害他人，自己能为自己负责任，那就通通都是对的。万一要是实在说不过去了，到时候你再给我写信，我再帮你想个说法，咱们错的也给它说对了。

至于「心气儿」啊，我觉得，和你说的水温是一个相互的关系。心气儿高了，冷水也冒着泡泡，也让人想再蹦一蹦；心气儿低了，开水也像冷水似的，水深火热也就这么待着了。不上不下的，水就这么温温地煮着——时间也会过去的。如人饮水，最终决定这只青蛙命运的，还是它自己蹦不蹦。

青蛙该蹦不该蹦呢？天知道。青蛙自己说了算。

祝好！

阿招

图源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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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封信

亲爱的《人物》编辑部：

见信好。

看到你们的征信主题，我很想分享自己从北京回到武汉生活的故事。

我今年34岁，在北京生活了10年。2015年，决定去北京，源于一次出差，待了一礼拜就决定不走了。北京接地气的气质，让我以为这是一座包容的城市。

这10年里，我成家生了女儿。在某大厂工作了近 6 年，经历了业务裁撤、领导离职、被边缘化等一系列大厂人「必经」过程，终于在2025年的一次绩效谈话时，我被优化了。

我至今记得，和大领导谈话时，他用「家里用不到的衣物鞋子」来比喻公司放弃的业务，不需要了自然会清理掉。逻辑合理，但很冷血，很无力。

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宜居的房子，没有了工作，我想，是时候从北京离开了。

我的行动很迅速，获得家人的支持后，迅速回武汉买了学区房，安排小学一年级的女儿转学，丈夫申请远程办公，公婆帮忙盯装修，一件件事情有条不紊，在一年内陆续完成，生活慌乱却充实。

现在，我们家的运转进入了正轨，我和丈夫工作顺心，孩子转入二年级后每天开开心心，爸妈也能随时回老家，路程花的时间和我在北京上班时间差不多。

现在回看，我觉得自己好勇敢。我勇敢地带着全家人一起，开启了人生新地图。这片新地图里，没有大厂的光鲜，没有一线城市的体面，但增添了脚踏实地的安心。

在北京时，我时常被虚无感折磨，不知自己将往何处去。当我快被工作无意义感压垮的时候，我拼命健身，体脂一度降到14%，想从中寻找自我的价值感，但依然无法对自己满意，反而换来过度健身导致的伤。

来武汉后，因为现实琐事太多，我健身时间越来越少，起初还很自责：「我怎么对自己如此松懈？」慢慢地，我意识到，健身只是过往自己逃避现实的方式而已。在这里，我需要全面重建生活，还需要陪着孩子适应新学校，无暇去伤春悲秋。

逐渐地，我的生活回到了生活本身，生活的缝隙被丰富的细节填满了。我琢磨出了一套高效拖地的方法，每天和娃在学习上「斗智斗勇」，时不时和丈夫一起背着女儿偷溜出去压马路。

我失去了北京的社交圈，也没能在武汉重建新的社交圈，但家庭生活对我来说足够丰富。丈夫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俩无话不谈。这一年我俩聊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对付」孩子。经常夜晚等孩子睡熟了，我俩躲房间里复盘当天的育儿难题：「娃写作业为啥又情绪崩溃了？娃的语文听写怎么进步？娃做数学题为何总漏题？」孩子的成长总有新问题冒出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新鲜但也蛮有趣。我意识到，这一年我开始愿意让渡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给孩子了，会关注孩子每天放学的情绪。曾经看重的「主体性」「自我独立」「自我成长」，在新生活里不再突兀，融入了柴米油盐。

现在回看被裁员这件事，我内心更多是感谢。若不是生活踹了我一脚，我是绝没有改变的勇气。这两年，我学会了带着体验的视角来面对生活种种变化。

但我也知道，说了这么多我获得的，也一定会支付相应的代价，北京那种多元、开放、机会也多的环境远离之后，我在北京的一些特别好的朋友也因此不得不有了物理空间上的远离。我面临一个现实：从北京的中产同温层离开后，无法在武汉找到属于自己的圈层。偶尔刷到北京朋友们的动态，一股失落感袭来。这两年，我理解了一句话：任何选择都有代价，就看自己是否能接受。

我丈夫也是一样，他在武汉这边没有一个朋友，每天总是一个人待在家里，有时候我也觉得他特别的孤独。

不过，生活总是在推着我们向前，我们很多时候看似拥有选择，但实际上好像又是被命运和时代裹挟着往前走。

总之，我想，尽力生活，把握当下，这是我们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

此心安处

图源剧集《时光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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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回信

亲爱的此心安处：

你好呀。

你的来信我看了好几遍，仿佛看了一篇浓缩的个人史和家庭史。我们年龄相当，在北京待的年头也相当，有些片刻都恍惚了，平行时空里，北漂女孩们的故事是那样的相似。

如你所说，北京是一座接地气的城市。它接纳每一位想要闯一闯的年轻人。20岁出头的日子，北漂的生活是贫穷而闪着光的。一切都是那么有希望。住在双井的隔断出租屋里，我曾天真地认为自己的报道可以改变世界。

北京有时候很「土」。夏天T恤，冬天黑色羽绒服，走在街上你穿什么都很正常，没什么异样的眼光。这里的牛奶比我家乡小镇还便宜。我们都带着憧憬来到这里，在大雪天听老狼唱《北京的冬天》，在年少时候看《奋斗》，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也逛故宫，逛国博。十年前，刚来北京时，国博甚至不需要预约，直接可以走进去参观。

当我们长大，北京开始展现它严酷的一面。这里房子很贵，户口很难获得，许多东西需要我们踮起脚尖去够。我们因为工作留在这里，久一点，更久一点。我们开始吐槽北京，吐槽它的春有沙尘柳絮圆柏过敏，吐槽它冬日的雾霾和吹到头掉的冷风。甚至招待外地友人，带着她们逛北海公园时，我会自嘲，公园真的好美啊，可感觉自己好像在北京务工的「丫鬟」，根本不属于这里。

当我看到你做出离开北京这个决定，并且是拖家带口迅速离开北京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姐真牛！你真的很勇敢，如此果断，执行力如此之强。你也很幸福，当你决定离开，家人并没有不解，而是老老少少都在努力配合和分担。

看到你去了武汉，很为你高兴。住在水系丰富的城市，早上醒来你的鼻子不再会干到出血吧？早餐你是更喜欢吃三鲜豆皮还是热干面呢？很久没有去武汉了，小龙虾还是那么美味吗？武汉的樱花开了吗？东湖的水现在凉不凉？离开了那座让你体脂率降到14%的残酷都市，你感到幸福吗？是否有些时刻，你会想念北京？

我也很想和你分享最近的北京。前段时间，我们停止供暖了，外边天气也暖和了起来。沙尘还是有的，圆柏也开始嚣张，今天我打了一个小时网球，空气质量一般，回家刷到一个段子：成都适合生活，西藏适合疗伤，大理适合恋爱，北京适合吃氯雷他定。我笑出了声。晚上读到你的来信，心里像渍了盐的青梅，杀得很。

目前来看，我离不开北京。离不开手头这份工作，离不开珍视的三五好友。但我祝福每一个离开北京的朋友。希望你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天地。希望你们能在忙碌的生活里找到真正安定的那个「点」。网球有个区域叫甜点区，球击中甜区会发出清脆的「砰」的一声。希望你的生活能够「砰砰」地过。

最后，春天快乐。

小Q

图源电影《花与爱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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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封信

致《人物》编辑部：

你好！我是一名毕业四年的00后。今年春节后，我从广州搬到长沙，仓促间经历了找工作、租房的一连串奔波。至今仍记得离开广州的前一晚，我坐在床上失声痛哭：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将要错过无数个广州热烈又鲜活的春天。而做出这个决定，我整整纠结、犹豫了半年。

在广州工作的这几年，是我人生中格外快乐的一段时光。我结识了几位好友，尝了街头巷尾的许多美食，也跟着徒步团爬了珠三角的许多山头。此前在湖南读书的日子，我总觉得周遭环境压抑，自己与身边人和事格格不入，甚至一度怀疑自己交际有问题。可到了广州，我仿佛找到了同频的「磁场」。那里资源丰富、活动多元，文化包容开放，每个休息日我都在外闲逛，像一只掉进米缸的老鼠，十分满足。

最终选择回到湖南，是因为男友在长沙周边的城市工作，岗位相对稳定。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是我回湖南，还是他放弃编制前往广州？我的工作没有太多可惜之处，像是一个随时可以离开的岗位；而他的工作，我实在不忍心让他轻易放弃。虽然我明白不该如此否定自己工作的价值。

在此之前，我曾空窗半年，日常便是兼职、泡图书馆、泡咖啡馆、逛公园。起初自在又松弛，慢慢便开始焦虑。那段时间我反复问自己：究竟该留在广州，还是回到湖南？我从心底里不适应湖南的天气、饮食与生活氛围，可最终还是为了这段感情，选择了回来。

考虑过在他所在的四线城市安定下来，可实在没有想做的工作，只好曲线救国来到相邻的长沙。这座城市对我而言，很陌生，也没有期待，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刚到那几天，我从广州的夏天穿越到了长沙的冬天，寒意刺骨。再加上求职不顺利，整个人陷入了焦躁情绪。外出吃饭时，只想吃几片烫青菜，却很难找到；想坚持清淡饮食，可选择不多。

情绪崩溃的时候，睡着后又突然惊醒，然后忍不住掉泪。和广州的朋友倾诉时，她安慰我：「就当是一场体验，实在受不了就回来，我们还一起去爬山。」

上周去朋友新家吃饭，她妈妈聊起买房的话题，也让我陷入了迷茫：在长沙买房定居、背负长期房贷的生活，好像不是我想要的状态。一旦被债务捆绑，人生的自由度会被大幅压缩。往后的生活该如何规划？我没有答案。

如今，我只能强迫自己适应长沙连绵的阴雨天。添置了烘干机，备齐了厚衣物，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也渐渐多了起来。我坚持每天带饭上班，努力关照好自己的身体与情绪。只是偶尔想起广州明媚的春日，再望向窗外的雨，心情还是容易变得低沉起来。

图源电影《花束般的恋爱》

🖋️

编辑部回信

见信好。

编辑找到我来给你写回信，或许因为我们有共同话题。因为，我现在已经在一个我从小到大极其讨厌的城市里定居快两年了。原因，也是因为伴侣的工作选择在这里，而这份工作她比较喜欢，也比较适合她。

像你一样，我也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从小到大，我设想过未来许多我会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但目前的这个城市一定在名单之外。正如你对湖南有许多排斥，这种排斥感，我对目前定居的城市也存在：比如气候，一连串的梅雨闷得让人心慌，暴烈的雷雨又让人无法出门，冬天是没有暖气的寒冷，夏天又是从早到晚剧烈的炎热，以及越来越糟糕的空气……而且除了天气，我还相当不喜欢我现在所在的这座城市的底色——人们说话粗鲁、地域歧视、容易发脾气。你所说的信里的许多感受我都有切身的体会。

但我写这封回信，并不是写出来抱怨或者让你泄气的。恰恰相反，我想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从来都不是被迫选择来到某个城市，它是我们的主动选择。或者说，它必须成为我们的主动选择。

主动和被动，一字之差，天差地别。我从信里感受到你的一种无奈和否定，你说你的工作和男友的工作相比，你觉得自己的工作价值更低，所以「随时可以离开」。这话我很不喜欢。从两个人组建家庭的角度来说，你所做的决定是基于客观现实，这是理性选择。但问题在于，你所用的话术过于贬低了自己的价值，事实上，正是因为你所做的工作自由度更高、束缚性不那么强，你才拥有了这样一份主动更换工作和城市的自由，不是吗？与此同时，你还结识了几位好友，而认识这些好友，以及获得了不少跟着徒步团爬山的时光，难道跟你之前在广州的这一份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吗？这些自由和好的关系，是不是也说明你享受到了这份工作的好处和价值？起码它没有过于压榨你的时间，以及把你弄得筋疲力尽吧。所以你这份广州的工作也是找得相当不错的，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

可以说，毕业四年，其实你把自己养得很好。有了朋友，有了生活，也有了快乐。但你内心的焦虑也一直在提醒你，这样的日子一定无法长久。你说长沙买房定居、背负长期房贷的生活很迷茫，但以两地悬殊的房价而言，难道你不离开广州，在广州买房就不用考虑压力了吗？与此同时，你和男友当时毕业四年还一直坚持的异地恋状态，也是悬在头上的一个疑难问题。所以在再三权衡之下，你才决定回到长沙。它一定不能是你潜意识里被动的选择。否则，之后所有你在长沙遇到的不顺利，都可以往这个「被迫」的选择上归因，你会陷入无尽的痛苦中。而只有当你打心底里认可这是你的主动选择之后，你才会开始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而当心态转变之后，相信你会发现许多过去忽视的盲点。正如我身处这个我从小到大讨厌的城市，从一开始我看到什么都讨厌，到渐渐地，我开始发现其中那些可爱的地方，过去的粗鲁蛮横江湖气，可能也是另一种直来直去的真诚；连绵的阴雨之外，稀有的晴天会让我更开心；孤独的没有朋友的生活，让我更多地感受自己内心。我想，人永远不会失去的就是爱的能力，重新爱上一座城市，这是我们的新课题。山，湖南也有，美景美食，湖南更有。爱上它，从来都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

每次说到这里，我总是情不自禁想起苏东坡的故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是被迫，但每次待了一段时间他总能让自己爱上当地，哪怕是爱上那里的贫瘠。我想，「此心安处是吾乡」或许说得正是这样一种状态。

祝终能心安。共勉。

临安

图源电影《布鲁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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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wuyifengxin@126.com

张踩铃：永远为别人付出，是会抱怨的，妈妈也不例外

人物 — Fri, 27 Mar 2026 01:00:00 GMT

张踩铃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一个短视频创作者，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人生的几个不同身份中，最令她骄傲的是——表达者。

在《人物》2026年「女性力量」的演讲活动上，她表达了自己对野心的看法，也表达了获得主体性和配得感过程中，切身体会到的痛苦、孤独和困惑。

女儿崽奥达出生后，张踩铃发现永远为别人付出，就是会抱怨的，即使是妈妈也不例外。后来，亲手给儿子拿铁剪断脐带的那一刻，她既觉得自己很刚强，又觉得难以支撑，还因此很自责。但那时，她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只有为自己拼命、为自己付出、为自己牺牲的时候，才是释然的、充盈的，永远没有怨言的。」

以下是张踩铃的讲述——

策划｜《人物》编辑部

图｜当事人提供

大家好，我是张踩铃。

这次演讲的主题是野心。《人物》杂志找到我的时候，责编说，这一次想找一些有野心的女性来做一次演讲。我说我不是，我没有啥野心。她们说，那你有什么梦想吗？我说，我将来会成为大导演，带着我的主创出国参加各种电影节咔咔拍照，开F1赛车，自己一个人走遍亚洲、非洲、拉美，然后跑遍全世界最牛的马拉松等等等等。

她们说，你刚才说你没有野心？我说没有，这就是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合理向往。我觉得它们都会发生。这不是野心，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力，对更强大的自己的看见和靠近。

野心这个词儿，好像总是指代着一种「想追求不属于你的东西」的执念。但是这几年，我会觉得很多东西它是可以属于我的，或者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不属于我的。

这些年随着我自己的成长，我和你们一样，经历了成长过程中的自我意识的进步，也经历了原地踏步，偶尔退一步甚至归零。有的时候，触底反弹之后，再反思、再成长。

和你们一样，我感受到了很多痛苦、孤独、困惑，甚至有时候会羡慕一种更麻木的状态，最终才能逐渐依赖自己，保护自己，看好自己。这个可能用现在的网络热词去总结，就是所谓的主体性和配得感。但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凭空构建，因为它不符合我们从小到大被教育的「常识」，所以它真正生根在我心里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带有刺痛感的、排他的过程。

很多人第一次看见我，是我怀着孕在《奇葩说》的舞台上打辩论。当时是2020年，我在伦敦读博，刚开始弄自己的短视频，突然收到《奇葩说》的节目邀请。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去！这个决定很复杂，要说是为了出名，为了赚钱，那肯定也都有，但是最直接的原因，我今天也想在这儿跟大家坦白地说一说。

我记得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在读书，我老公当时在工作，每天自然肯定是我来照顾孩子，喂奶、做辅食、收拾房间、带孩子上早教课等等等等这些事儿。我一直以为，当妈了之后，会天然迸发出一种无比伟大的本能的母爱，让我可以在无私的爱的驱动之下产生超能力，把一切操持得井井有条。然后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伴着皎洁的月光，看着熟睡的床前小儿女，欣慰一笑，感受到内心因为母爱带来的充盈和富足。

但实际上啥都没有。我做家务特别笨，首先拎不动吸尘器，够不着冰箱，洗衣服的时候经常把衣服落在洗衣机里变馊，洗完的盘子经常盘底还有油，给孩子洗澡经常忘了这个头到底是洗了还是没洗，只能再次给她洗头，导致孩子头发干枯分叉至少10次。哄孩子睡觉的时候玩手机，手机砸孩子脑袋上至少20次。（笑）

即使我做得不好，这些事儿依然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但最让我难受的还不是这个，是我老公上班，人家干了8小时回家的时候，他可以告诉我这8小时，他做了1、2、3、4哪些工作，我好像一个都说不出来。他走的时候家里啥样，有多混乱，回家的时候还是多混乱。我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些特别琐碎，特别看不到头的事儿，那种累无以言状。你不可能说，我这一周把家务做得多么完美，孩子让我喂奶喂得多么胖，然后我下周就可以申请升职加薪。

所以那一年我不快乐。即使我会用那种「我是为了爱，为了家庭，为了老公的事业，为了孩子成长才付出」这些话来搪塞我自己，但是它丝毫不能缓解我内心的烦躁。我委屈、不甘，甚至对我老公产生了嫉妒。我发现永远为别人付出，人就是会抱怨的，即使是妈妈也不例外。

后来我女儿8个月的时候，我就把她送去了幼儿园，然后我就在我们学校当助教。我赚的钱还没有她幼儿园的学费高，但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做这个事儿。她刚去幼儿园的时候不适应，天天哭，所以每天上午我就会在她幼儿园对面的咖啡厅里备课，这样她就能看到妈妈的背影在外面不远的地方。即使这样，我也得告诉自己，我只能给到这个背影，因为我的正脸已经满是怨气和疲惫，与其给孩子这样一张脸，不如承认自己就没有那么无私。

所以到拿铁快出生的时候，我怀着孕，回国参加综艺的机会递给我，我当时特别兴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一定要去，不管多累多苦。因为如果我去了，就会有非常繁忙的工作，这样我又可以当妈妈，同时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奔波，不用害怕自己被骂「不是一个好妈妈」。

刚开始录节目的时候，我记得还有导师很认真地问我，节目压力这么大，录制周期这么长，你有没有想过会影响到孩子？我当时真的发自内心地说了一句话：不管我是妈妈还是什么身份，我永远先是我自己。

录制的过程的确是很辛苦的，但是我真的很快乐。我甚至不喜欢在辩论的舞台上被人照顾，因为我怕别人站着我坐着，我就辩论不出来气势，本来就不高。（笑）我怕别人连夜开会对稿，然后让我休息，我就准备不充分。我怕因为我孕妇、弱者的标签，失去我该有的表达份额。即使它可以让我感受到片刻的被关爱，但是被关爱在当时并不是我需要的。

怀孕的张踩铃参加《奇葩说》。图源微博@张踩铃

离开伦敦两个月之后，我也开始疯狂地想我女儿，想我老公。有的时候给女儿打电话，她问我妈妈你干嘛去了，怎么还不回来？我一边追求自己梦想，其实一边也在质疑我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后来我们分别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也没有想到直到拿铁出生，我的家人都没有跟我相聚。

拿铁出生的时候，没有人陪我去生孩子，医生说你得找一个人。我当时给我刚刚认识的一个朋友，勉强打出了一个电话。我说你干啥呢？她说我看书呢，我说过来生个孩子。（笑）这是真事儿。然后当我自己一个人在那拼命使劲，最后我自己把跟拿铁的脐带剪断的时候，我既觉得自己是刚强的，也觉得自己是很难以支撑的，也有自责。但那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只有为自己拼命、为自己付出、为自己牺牲的时候，才是释然的、充盈的，永远没有怨言的。

所以我在内心，给我的人生重新排序。这个主体性的回归，把其他角色推开的过程是不适应的，不符合惯性的，是痛苦和纠结的。我们要忘掉从小到大所受的约定俗成的教育，屏蔽掉旁边所有人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期待，重新以「我」为中心去排序，并且大大方方承认我的新排序。同时要做好被质疑冷漠、贪婪、自私、不懂事儿等等，甚至要面对因为你的不乖和你的不服从，会失去一些爱，会感受到孤独。但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步，也是必经之路。就好像是一个小刺猬，它要长刺儿了，大家就会说，它不柔软了、不可爱了。小刺猬自己可能也很难过，但是它必须得知道，如果不把这个刺儿长出来，它就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我希望我女儿能感受到，我是爱她的，但是我们的爱不是以牺牲为基调的。这样她长大，不论她是想结婚，还是想生孩子，还是她不想，她起码不会有一个错误的模板，示范她需要为任何人让步自己的人生体验。如果一个孩子感受到妈妈永远在辛苦、牺牲、让步、妥协，我认为对孩子的成长百害而无一利。

我觉得这些年，女性的进步是神速的，当女性开始用女性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你会希望身边所有你热爱的女性能跟你一起醒过来。但偏偏有的时候是你最爱的人会不自觉地把你往回拽。这种撕扯也曾经让我感到很难过、很无力，甚至很愤怒。

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当时我和我的男朋友也就是现在老公，我俩要一起出国读书，我到现在都记得，走之前，我妈妈和我奶奶偷偷跟我说了好多相似的话。

她俩说了好多遍，说你跟他出国之后，一定要把他牢牢拴住。我说咋的了？他最近咬人啊？要把他牢牢拴住。我妈说那外国小伙——我说他出国了不是外国小伙——你要是不拴住他，你读完博29岁，啥样男的你都找不着。我说那他呢？我妈说他博士毕业34岁，啥样女的找不着？

我说妈呀都是博士毕业的，结局好不一样。这博士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俩同时毕业了，5年之后，我啥男的都找不着，我瞎了。同时5年之后，所有女的都愿意嫁给他，女的也都瞎了。这博士怎么这么费眼睛呢？博士博的是什么？这叫博人眼球。（笑）

张踩铃与丈夫图源网络

说这些话好像是我在抱怨我的家里的女性，其实不是，这就是矛盾之处。我心里其实非常崇拜我的妈妈、我的奶奶，她们是改变我们家里命运的两位女性。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的时候，我妈不顾一切反对，扔掉了中学老师的铁饭碗，决定去做买卖。她和我奶奶大冬天在火车站卖牛奶，什么苦都吃，她们开始赚钱。然后我奶奶有一个家暴非常严重的爸爸，我奶奶的妈妈到80多岁了，还时不时没有任何原因地就被打一顿。但是我奶奶这一辈子是农民，她没有工资，她也束手无策。

后来我妈创业，做各种生意，到农村去卖玉米等等。最后她开了一个学校，是我妈给了我奶奶人生中第一份正式的工作，让她负责食堂。我奶奶找了一群以前跟她家长里短的老太太们，六个人操持起了这个食堂。然后我奶奶真的赚了钱，当时我妈就劝我奶奶要去农村，把她的妈妈从她爸爸身边接走。我妈当时开着她新买的二手皮卡车带着我奶奶，俩人真的把我奶奶的妈妈，从家暴的爸爸身边给接走了。这是一个非常动容的女性之间代际救赎的故事。

真的，我稿里都没写，我怕我爸看这直播。我现在直接说，我妈和我奶奶卖牛奶的时候，执勤人员一过来，「梆」的下一脚把那个车给踢了，然后牛奶瓶撒一地。我爸是个读书人，跑了，我妈和我奶奶一瓶一瓶捡起来，那奶瓶子当时都是热的。听这故事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女性之间共同取暖的纽带居然是奶瓶子，不是我爸。

爸，我依然爱你啊。（笑）我奶奶和我妈，在她们有能力去用语言表达所谓的「主体性」之前，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完全走出了「我需要依赖和供养」的这种思维模式。她们让我看到了自食其力、敢爱敢恨、有担当、有野心的女性的样子。她们杂草般坚韧，烈火般燃烧，但同时她们又特别矛盾，因为她们自己经历了太多的打压，以至于意识不到大脑中习惯的对女性的过于严厉的审视，以及刻板印象带来的误判，甚至无意识的自我憎恶蔓延到同类憎恶。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她们的力量，也感受到了她们一边醒来，一边睡去，那种感觉就是会让我很难过。但是这不是女性的问题，这是更久远、更复杂的问题。我只是想表达，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生命本来是如此的鲜活明艳。而且从我的奶奶、我的妈妈到我的女儿，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这仅仅是80年的跨越。

几个月前，我妈给我女儿买了一个礼物，是一个玩具吸尘器，给张拿铁买了一把玩具枪。我妈很开心，跟我女儿炫耀，因为吸尘器比玩具枪还要贵。然后我女儿就跟她说，姥姥，我是女孩，不代表我喜欢吸尘器，也不代表我喜欢粉色。我妈说你喜欢男孩玩的东西？那就把弟弟的枪给你。我女儿说，也不代表男孩就喜欢枪，喜欢蓝色，我告诉你，张拿铁非常喜欢午夜变装。她说，姥姥，我可以喜欢任何我喜欢的东西，跟男孩女孩无关。

姥姥送给崽奥达和拿铁的玩具图源小红书@张踩铃

那一刻我都要哭了，我为我女儿开心，同时我也心疼我妈，因为她一时半会儿听不明白我女儿在说什么。但同时，我妈一直是在给我的孩子买东西的那个人，她其实一直也不需要喜欢吸尘器，她早就该知道自己也可以选择那把蓝色的玩具枪。我身边挚爱的这几代女性相隔80岁，这是痛苦的80年，也是浪漫的80年，是撕扯的80年，但最终是幸运的80年。

最后，我还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事儿，就是结束了这个工作，我准备自己出发，去拉丁美洲探个险。

我上学的时候，一直幻想我将来是一个全世界到处走的一个潇洒女性，特别憧憬在南美待很久，好像帅哥也是挺多。（笑）因为对我来说，南美代表着热情、陌生、神秘。等长大了、结婚了、生孩子了、有工作了，好像就永远被拴在一个地方动不了。每天都在想，等孩子上大学了，等我不工作了，用这些想法来麻痹自己。

但是我越来越觉得，什么时候是最该干一个事儿的时候？就是你最想做这件事儿的时候。生命是体验，不是结果。不等了，马上就走，而且连理由都不编了。要是以前，我可能会跟孩子解释，妈妈最近工作太累了，需要一段时间来休整，但这次不会了，就是会跟他们说，就是走，等我把行程定好，我就直接说：妈玩去了！南美诶，布宜诺斯艾利斯诶，想去不？想去，将来自己赚钱。（笑）

今天来之前，我看到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说早餐店的老板娘问我要什么，我说，我该要肆意妄为，要志得意满，要遨游山川和湖海，要世界所有的浪漫。然后跟她说开个玩笑，我已经长大了，我要豆浆和油条。

我今天想说，我不要豆浆和油条，我永远要肆意妄为，志得意满，遨游山川湖海，要世界所有的浪漫。

谢谢大家，我是踩铃。

失落的人类，与一只被遗弃的小猴子

人物 — Thu, 26 Mar 2026 01:00:00 GMT

一只被母亲遗弃的小猴子，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受关注的动物。但这并不是一个温情故事，而是一场残酷的生存考验。

文｜赖祐萱

编辑｜张跃

「加油Punch」

它和所有日本猕猴一样，长着一张粉嫩微皱的小脸，圆溜溜的大眼睛，一身蓬松柔软的棕色毛发。不同的是，它是一只被妈妈遗弃的小猴，也是近期全世界最受关注的小猴子。

Punch（日文名パンチ，译名潘奇），雄性，2025年7月26日出生于日本千叶县市川市动植物园，出生第二天，它就被母亲弃养了。从那一天开始，两位饲养员——24岁的鹿野紘佑和34岁的宫腰峻平就开始负责照顾Punch，陪伴它，每天早晚给它喂奶，所以，Punch很依赖两位饲养员，将他们视作自己「妈妈」。

但刚出生的幼猴本能地需要紧抓母猴毛发，以获得安全感并锻炼肌力，如果没有可以抓握的东西，幼猴会陷入极度的焦虑和恐惧中。最初，饲养员给它塞了卷成筒状的毛巾，Punch感到不适，换成其他玩偶，它力气太小根本抓不住。直到出生第三天，饲养员拿来一只宜家红毛猩猩玩偶。红猩猩的毛够长，容易抓握，还附有布制粘扣带，Punch一把抓住了它，再也没有松开。

红毛猩猩成了它的玩偶妈妈。无论走到哪里，Punch都带着这只玩偶，睡觉时抱着，发呆时抱着，在玩偶怀里撒娇打滚，如果玩偶掉在地上，它也会立刻捡起来。到了夜晚，它必须紧紧抱住玩偶妈妈才能入睡。动物行为专家指出，红毛猩猩玩偶为Punch提供了一个安全屋，就像人类小孩带着安抚奶嘴或安抚巾去幼儿园一样，玩偶给了它面对陌生同类的勇气。

Punch和玩偶妈妈图源网络

2026年1月19日，Punch和它的玩偶妈妈被重新放入拥有约60只猕猴的猴山。慢慢地，有游客注意到了这只特别的小猴。2月5日，市川市动植物园官方对外介绍了Punch被遗弃的身世，希望大家关注它的成长。

据介绍，Punch的名字，是它的饲养员宫腰峻平起的。宫腰很喜欢日本国民漫画《鲁邦三世》，该漫画作者加藤一彦的笔名叫Monkey Punch。Monkey Punch，直译为猴子拳，在日本昭和时代的语境中，Punch（パンチ）这个词除了字面的「出拳」，更常被用来形容「具有强烈的冲击力、让人印象深刻、打破常规」的意思。那时，出版社编辑希望加藤一彦的漫画能像一记重拳一样，给当时的日本漫画界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如今，小猴子Punch也带来了这样的冲击。介绍它的那条推文迅速获得数万点赞，浏览量突破百万，带有「加油Punch」标签的不同语言的留言涌入评论区。

很快，Punch引发的热度持续增长——BBC、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都报道了它的故事。那段时间，在谷歌搜索框里输入它的名字，屏幕上方会掉落专属的爱心图案。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每天都会诞生无数新的帖子，讲述Punch的故事，跟进Punch的动态。红毛猩猩玩偶也成了抢手货，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宜家门店几乎断货。在日本二手交易平台Mercari上，红猩猩的价格被炒至翻倍。后来，宜家官方捐赠了几十只玩偶给动物园，作为Punch的备用妈妈。

日本宜家株式会社捐赠了 33 个毛绒玩具，希望它们能「供 Punch 和参观动物园和植物园的孩子们使用」图源市川市动植物园官网

「一家超级超级小的动物园」

最初回归猴山时，Punch的融入并不顺利。它是个社交困难的小猴子，没有妈妈，没有朋友。最常见的画面是，猴群在相互打闹、玩耍，只有Punch和玩偶妈妈缩在角落，静静地相互陪伴。有时，Punch想和其他大猴子亲近，大猴子会吼叫、推搡它，它吓得又跑回红猩猩妈妈身边。

这也加剧了围观人类对它的怜惜，越来越多人涌入市川市动植物园。

3月14日，市川市动植物园的年入园游客数突破30万人次，创下建园39年来的最高纪录。周末入园人数接近8000人，是往年的两倍以上。即使在工作日，猴山周围也挤满了游客，包括许多从国外赶来的「云端妈妈」。

由于游客众多，市川市动植物园施行「十分钟规则」图源市川市动植物园

市川市与东京仅隔一条江户川，人口约50万，47%的居民在东京都上班，被称为东京的睡城之一。市川市动植物园于1987年开园，历史悠久，但经营状况却并不乐观，去年亏损金额高达4亿日元，但即便如此，动植物园的门票价格35年未变：成年人440日元（约人民币19元），中小学生110日元（约人民币5元），学龄前儿童免票。一张年票不到55元人民币，一日停车费也仅需21元人民币。

尽管这家动物园活得艰难，条件也不算完善，但饲养员们总是在有限的预算里，尽力为动物创造更多。

2013年，为了顺应亚洲小爪水獭喜欢钻狭窄通道的习性，饲养员架设了一根半圆形的透明水管，夏天一到，水獭们顺着水流滑下，像极了日本的流水面。他们还在玻璃上开了特制的孔洞，让水獭可以伸出小手与游客握手。为了改善山魈、松鼠猴和狐猴的居住环境，园方在2025年夏天发起了一场众筹，用募集来的资金，为它们打造了一个可以在泥土里嬉戏、在树枝间跳跃的共享房间。

比起赚钱，动物园把另一件事看得更重——教会市川市的下一代如何认识自然。

每到夏天，动物园会延长营业时间，举办黄昏动物园和萤火虫观赏会。饲养员会手把手指导小学生制作昆虫与植物标本，架起天文望远镜带孩子们看星星。每年，他们还会为过去一年逝去的动物举办庄重的慰灵祭。这些活动规模都不大，却透着一种朴素的用心。还有游客拍到，去年10月饲养员就带着3个月大的Punch，在园区向小朋友讲述它的故事，有个孩子小到还在坐婴儿车。

几个月后，Punch走红网络，这家常年亏损的市民动物园也迎来了最佳的营收机会，但面对流量，园方却显得极为克制。

园方强调，「我们真的是一家超级超级小的动物园。」他们没有推出Punch的周边商品，没有开通官方直播，没有提高票价，也没有因为人流延长开园时间。

相反，园方发布了新规：猴山周围全面禁止使用自拍杆，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网络直播，也限制每个游客在猴山前观察的时间。当网络上出现以支援Punch为名的募资活动时，园方也发布声明拒绝，呼吁民众不要参与非官方募资，以免善意被滥用。

照顾Punch的两位年轻饲养员，鹿野先生和宫腰先生也成了焦点。许多人调查他们的生平、喜好，不断发送私信求回复。园方表示，游客的围观拍照和频繁提问已影响到正常的饲育与繁殖工作，饲养员疲于应对世界各地网友的询问，没办法专心照顾猴群。为此，园方也不断对外发声，呼吁大家「保护饲养员，也是保护Punch」，他们还在公告里写下这样一句话：「希望大家用眼睛去感受与动物相处的当下。」

图源市川市动植物园

猴山社会

在市川市动植物园的对外发声中，用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节制。园方呼吁大家有节制地关注Punch，因为，猴群不是人群，面对Punch，人们是将人类社会的规则和运行逻辑投射在了它的身上，但事实上，Punch的故事，远非人类可以简单臆想。

松浦先生是市川市动植物园的前动物饲养员，他饲养过100多种动物，拥有长期与日本猕猴相处、观察猴群社会结构的丰富经验。Punch走红后，他专门写了20多篇小短文，分享他所知道的日本猕猴。在他的记录里，猴山社会是另一个世界。

日本猕猴的社会结构很独特，是典型的母系社会。母猴通过维持庞大、紧密的母系家族网络来共同抵御敌人、寻找食物和度过寒冬。母猴的社会地位是继承制的，小猴的地位直接取决于母亲的地位，如果母亲是高阶级，女儿一出生就是高阶级，高阶级的母猴在获取食物、占据安全地带方面拥有绝对优先权。但是公猴不同，它们的地位需要通过体能、资历以及与其他猴子结盟来获取。

2008年，市川市动植物园就遇到过母猴弃养事件。当时，被弃养的小猴乙女（Otome），面临和Punch一样的生存困境。

乙女的母亲在猴群中地位低下，因为某种压力抛弃了它。在猴山，一只没有母亲撑腰的未成年小猴，即使在被欺负时发出凄厉的求救声，也不会有任何成年猴子替它出头。

饲养员接手了这只弃猴，给了它一个轻松熊作为玩偶妈妈。日本猕猴天性保守，对陌生事物感到恐惧，这只在人类世界代表可爱的轻松熊，成了乙女在猴山里的保护伞。每当被欺负时，乙女就会拼命跑回轻松熊身边，追赶它的猴子出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便会停下脚步。就像Punch跑回红毛猩猩身边一样，那是它保护自己的方式。

2009年，动物园尝试将乙女放归猴群。在这个漫长而危险的过程中，乙女展现出了极强的生存智慧。喂食时，它悄悄躲在饲养员身后，利用人类身体作掩护，开始观察猴群社会，很快就成为了最会察言观色的猴子，它精准地摸清了权力结构，找到了群落里最安全的位置，并开始试探着与强壮的公猴首领，以及群落中最有话语权的雌性成员玩耍。

检验一只母猴真正回归群落的最终标准，是繁育后代。2013年6月9日，乙女迎来了初产。饲养员原本担忧，一只从小没有母亲抚养的猴子是否懂得照顾幼崽。但乙女凭借本能，自己处理了胎盘和脐带，并准确地让幼崽吃上了母乳，两周后的一个傍晚，乙女站在大女儿面前，专注地咀嚼着食物，紧紧盯着幼崽，嘴里发出吧嗒吧嗒的咂嘴声。在猕猴的语言里，这是表达亲近与安全感的信号。

松浦回忆，那一瞬间，他失去了饲养员必须保持的冷静，流着眼泪举起了相机。他知道，那一刻乙女真正回归了族群。后来，乙女又生下二女儿，建立起自己的母系家庭。到2023年松浦退休时，它已经凭借自己的力量，成长为猴群中最强壮的母猴之一。

乙女从被抛弃到重回族群图源网络

如今，人们也希望Punch能像乙女一样，走出弃养的阴影，建立自己的世界。但是，猴与猴不同，Punch不是乙女，作为一只公猴，Punch未来的路比当年的乙女更加凶险。它会挨打，会流血，所以，它必须学习在首领面前装腔作势，学习看懂前辈猴子的脸色，也要学会逃跑。

松浦说，日本猕猴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无端发泄、迁怒和报复的社会。一只猴子被强壮的公猴揍了，它会环顾四周，去揍比自己弱的猴子，尽管对方什么都没做。接着，那只无辜的猴子会去揍比自己更弱的猴子。如果一只小猴子在遭到攻击时不停地惨叫，这种声音不仅换不来同情，反而会激怒其他猴子，引来更猛烈的群体攻击，所以，猴山的生存秘诀，不是哭泣，不是尖叫，而是学习逃跑。

关于猴群的这种残酷生存，松浦在回忆笔记中讲述了一个故事。多年前，为了让另一只被弃养的公猴「龙（Ryu）」回归，饲养员给了它一个面包超人玩偶。但计划失败了，因为猴群里唯一不怕玩偶的乙女，直接把面包超人撕成了碎片。后来，乙女成为了龙的陪伴者，只是龙性格胆小，一被欺负就尖叫，这尖叫声反而引诱同类再次发起攻击。起初首领还会保护它，但随着龙不断尖叫，首领最终选择了无视，龙被其他猴子毫不留情地拖拽。过于胆怯的它，很难在猴群中生存下去，最终在几年后的一场斗殴中重伤离世。

松浦很遗憾地说，「在动物园中，每天都是生与死的循环，作为饲养员，你永远不能对死亡习以为常，同时，你也不能对死亡过度执着。饲养动物，是一份很艰难的工作。」

Punch被同伴推搡图源网络

故事的真相

Punch回到猴山之后，只要两位饲养员出现，它还是会立刻跳到他们身上，紧紧搂着饲养员的腿、肩膀或背部不放。两位饲养员也被许多网友称为Punch的「人类奶爸」——这是人类非常乐于见到的场景，他们会因为Punch亲近饲养员而欢呼，还有很多账号专门拍它和饲养员的互动，大家喜欢看它粘着饲养员的样子，觉得很可爱、很温馨。

云端的人类也不了解猴山的残酷。他们看到Punch在水池边被推搡、不小心掉落池塘、在岩石上被拖拽，网友们大喊着太可怕了，认为欺负Punch的猴子都是「坏蛋」，指责园方不管不顾，呼吁饲养员快去救救它。有人给动物园留言，希望狠狠惩罚大猴子，如果不这么做，就是纵容霸凌者，并且要求园方必须将Punch带回屋内饲养。

面对这些声音，园方特意发布了详细的声明：自1948年以来，日本灵长类动物学家一直在研究本土猕猴。日本猕猴是一个等级分明的专制社会，地位较高的个体「管教」地位较低的个体，是维持猴山运转的自然法则，这与人类语境下的「虐待」完全不同。

在最新更新的日记中，松浦先生也一再强调，日本猕猴是群居动物，无论发生什么，被欺负也好，被咬也好，Punch都要待在那个猴山里，这是被其他猴子认可的最低条件。

松浦说，一只猴子能否融入猴群，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在一起」。野生的日本猕猴不会停留在某个地方，而是每天一边移动一边吃东西生存。关于这种移动，不是由任何猴子决定方向，可能某个猴子去寻找食物，开始动了，不知不觉整个群体被牵引前进。所以，想要被猴群认可，想要生存，就是要跟上，只要待在一起就会产生亲和性，久而久之就会被猴群里的其他个体认可。

「如果不和猴群在一起，Punch就没有未来。我们的视角必须放在猴子身上，而不是人类身上。」松浦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目前，动物园的兽医团队每天都会密切关注包括Punch在内的所有动物的身体状况。兽医们表示，Punch没有遭受任何危及生命的攻击。3月初，由于前辈猴子攻击频率增加，园方暂时将几只大猴子隔离，但他们始终拒绝将Punch从猴群中彻底移出。

他们表示，动物园无意利用公众的同情心来增加游客或提升利润。许多人建议将Punch从猴群中分离，园方也完全理解这种心情。但Punch已经开始习惯群居生活，如果现在将它分离，它可能永远无法重返猴群，终生只能作为一只被人类圈养的孤立动物活下去。「当Punch试图与同伴交流、被其他同类管教时，我们应该支持它的努力，而不是给予同情。」

Punch和同伴在一起图源市川市动植物园

34岁的饲养员宫腰，除了人工哺育，也会负责协助Punch重新融入猴群。在Punch刚刚走红时，宫腰就说过自己最大的心愿，「希望未来Punch能完全融入猴群，不再需要毛绒玩偶。当游客们来到猴山时，会疑惑地问，咦？到底哪一只才是Punch啊？这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它完美融入猴群的状态。」

在帮助Punch融入猴群的过程中，宫腰所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观察。当Punch在猴群中遭到前辈猴子欺负或感到害怕时，宫腰会在一旁密切观察，确保它的生命安全，但他也会保证不过度干预，以帮助Punch学习猴群的社会规则。

回归猴山一段时间后，Punch的大部分时间都过得很平静。群体中愿意照顾它、与它玩耍的猴子在慢慢增加。当然，它还是会被推搡，被大猴子吼叫，它还是会跑回红毛猩猩身边。但它正在学着尽量不发出惨叫，学习怎么逃跑，学习怎么松开饲养员和玩偶妈妈，独自面对自己的世界。

3月21日，园方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在日本猕猴群体中，Punch展现出了很积极、主动的性格。它会毫不犹豫地接近其他猴子，这是融入猴群的重要力量，当然它的主动性可能会被更强壮的猴子严厉训斥，但是希望大家不要担心，「现在，Punch正在通往『猴子的幸福』的关键阶段。」

因此，园方也再次呼吁喜欢Punch的粉丝，参观猴群的时候，尽量保持安静，因为人类的大声欢呼、持续的注视以及相机的快门声都是猴子的主要压力来源。一只猴子感受到的威胁可能会蔓延到整个群体，最终可能升级为猴子间的打斗等严重问题。比如，大家忍不住大喊，「好可爱啊！」这样的人类叫声，反而会让Punch陷入危机。

最新的消息是，Punch已经交到了自己的猴子朋友，大家会拥抱它，和它玩耍，教它喝水，也有成年猴子为它理毛——这是猴群中最重要的交流方式，也是获得信任、开始融入猴群的标志——不久前，当一位外国游客和饲养员交流Punch近况时，对方不会日文，饲养员特意打字翻译，分享了一件小事，「今天是它第一次没有紧紧抓住我的脚，而是和其他猴子一起在地上吃东西。」

其实，在Punch的故事中，天天担心Punch受到欺负的人类，或许更应该担忧自己的处境，反思自己的行为。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来自全世界的游客跑来日本关心一只小猴子？一位美国游客接受CNN采访时说，社交媒体上净是令人沮丧的新闻，Punch是一股希望之光。「让人精神一振，就像呼吸到了一口新鲜空气一样。」另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则告诉日本访谈节目《我与新闻》，「现在的世界战争不断，人类很容易产生无力和丧失的感觉，我们太需要心灵上的净化。对我们来说，小猴子Punch已经成为了一种巨大的治愈。」

而与此成为对照的是，Punch被遗弃的悲剧，也源自人类的作为——2025年7月，日本遭遇破纪录的酷暑，但动物园的猴山是全户外露天水泥地，没有空调，动物专家分析，Punch的母亲是初产，在逼近40度的高温中耗尽体力，在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压力下遗弃了幼崽。

日本知名动物专家Punk Machida在接受采访时说，无数人心疼Punch可怜的样子，却鲜少反思，「它之所以成为可怜又可爱的存在，正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变化所致。」随着全球变暖、极端气候增多，动物界因高温弃养的情况越来越多，Punch可能不会是最后一只被弃养的小猴。

Punch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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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峰：理想主义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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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24日，张雪峰因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在苏州逝世，时年不足42周岁。

消息自下午在互联网上传开，直到讣告发布，很多人还是难以相信。他的离去实在突然，朋友圈停留在两天前的3月22日，那天他跑了7公里。整个3月，他频繁跑步，每次跑7公里左右。甚至在离开前，他仍然在跑步，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3月24日中午12点26分，张雪峰在公司跑步后出现不适，被紧急送往医院，遗憾离世。

人生的最后十年，张雪峰过得十分忙碌，他频繁出差，尤其在高考志愿填报季，曾为了赶路和讲课，40小时不睡觉。他常年高密度直播，在直播间里和家长连麦、接听咨询，穿插着带货，经常4小时不起身，不喝水。他以旺盛的精力著称，2023年，《人物》作者曾跟着张雪峰工作了几天，看到他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饮食、作息很不规律，与此同时，他以一种惊人的毅力跑步，2020年，张雪峰跑了3000公里，并参加了他的第一场马拉松，此后，他每年都会跑几场马拉松。有时，他会在忙碌一天后的凌晨去跑12公里。在他的演讲中，他经常说，40多公里都跑下来了，还有什么事是我不能做到的？

也许，在他看来，继续跑、更快地跑，是唯一的选择。1984年的5月，张雪峰出生于黑龙江一个县城，家境普通，他从郑州大学毕业，曾担任考研培训教师，寂寂无名，却偶然凭借解读高校视频走红，此后，他将重心转向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这是一门很窄的生意，只在短短时间内面对高考考生及家长，但因为高考被赋予的「改变命运」的意义，张雪峰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成立了多家公司，同时，他的言论也被无限放大。

他多次因类似「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会把他打晕！」「文科就是服务业」这样的言论引发争议。有人认为他打破信息差，「说出了大学的真相、就业的真相」，为无数家境普通的孩子改变了命运，有人认为他「功利主义」、「哗众取宠」，把复杂的教育选择简化成单一的「就业赚钱」，忽略了选择背后的人。他总是说，「以终为始」，这种方法论以结果为导向，主张不走弯路——如果忙碌的结果是成功，那就必然忙碌：2023年6月24日，高考成绩公布的第三天，张雪峰发了条微博，「因为过度劳累，胸闷心悸」，他被医院收治强制住院。

像是命运的一次提醒，但张雪峰仍然全力向前。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他的言论多次上了热搜，他的社交平台账号曾被限制关注或者停播，他感受到舆论的汹涌与不可控，并正在学习变得谨言慎行，但他身上，仍然有中文互联网场域内少见的一种炽烈鲜明。

他曾在一次直播中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各大平台会有一个热搜叫张雪峰死了，就是他可能会成为一代人的那种回忆。」像是个预言，它成真了。一代人在探求活法的道路上，会记下张雪峰的名字，不管是以何种态度。

一个富于争议的人，以这种方式离开，格外令人心情复杂。聚焦在张雪峰身上的话题和目光背后，是考生和家长远远未被满足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需要，而他的成功背后，是诸多和他一样出身平凡的人们，对现世安稳的渴求。张雪峰的猝然离开，似乎是对这种对确定性追求的一个乍然提醒：哪怕码放了尽可能多的确定性因素，人生仍然有太多不确定。下一步，该怎么走？

曾有人问张雪峰，「你会给你墓碑上写什么字？」他答，「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

以下为2023年《人物》发布过的关于张雪峰的报道。旧文重发，纪念这一位浓烈饱满而富于戏剧性的争议人物。

文｜冯颖星

编辑｜鱼鹰

「成了道歉专业户了」

张雪峰已经很熟悉道歉的姿态了。

整个6月，他上了16次热搜。热度最持久的一次，是他在抖音直播间里劝说一位理科模考590分、孩子想要报考四川大学新闻系的家长，「把他打晕都不要让他学新闻」。这场半年前的直播片段经过剪辑，在互联网上疯狂传播，引来了重庆大学新闻学教授张小强的多次「炮轰」，「千万不要被张雪峰这样的网红忽悠了」。双方隔空交战几个回合，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让话题继续在热搜上盘踞。

现在，张雪峰在各个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拥有超过2000万粉丝，常以「考研名师」、「高考志愿填报师」的身份出现。他热衷表达，微博有时一天发六七次，多数与朋友圈同步。一周三次的直播，被剪辑成片段分发到不同平台，时常搅动舆论的神经。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批评声，他热切地回应，道歉，言辞示软，口气却很硬。「这玩意儿就像你在公交车上挤到别人一样，你说，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你真的错了吗？它就是一种修养吧。」

在因为吐槽「友人还了60万房贷利息57万」又一次被推上热搜后，张雪峰被人质疑数据不严谨。他做了一件「我错了，我道歉」的T恤开始在直播间售卖。「老公买了穿给老婆，男生买回去穿给女朋友。」「成了道歉专业户了」，他说。

舆论对张雪峰的态度分为鲜明的两派。认同者称他选专业、填志愿的建议是「实用主义指南」，「打破底层信息壁垒」，「说出了大学的真相、就业的真相」。批评者则不喜欢他带有「流量属性」的绝对化语言风格，认为他「功利主义」、「哗众取宠」。

他回应说：「我出身普通老百姓，如果家境优渥，选择更多，不存在错不错的问题！但是对大多数的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好，选专业要选适合自己的，能让自己吃上饭的！而不是照本宣科！」这一次，他获得了网上「普通人」潮涌般的共鸣。

对越来越汹涌的流量，他感受复杂。

4月底，我在苏州工业园区峰学蔚来的办公楼里见到他时，几乎没有寒暄，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一位搞笑视频网红的流量变现模式——这个网红全网粉丝破亿，多次登上视频平台直播带货榜第一，「你们真该去采访采访他」，张雪峰说。许多山寨账号分发这些头部网红的直播cut，再挂上小黄车，谋取可观的利润，主播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先让他们自己跑，到了一定的体量再去谈合作」。

这样的模式同样出现在了张雪峰的身上。视频平台上到处都是关于他的cut，他坦陈，真正属于他的账号只有「一个」。这些附庸在他流量之上的账号，有些已经积累了近百万粉丝，被他视作流量放大器的一环。

「你对他们很宽容」，我说。「甚至是纵容」，他立刻修正。

5月中旬的一天，他又说：「我真希望微博给我除名。」他隐隐感到社交网络言论方向的不可控性，「我怎么说是一方面，你怎么写是一方面，网友如何解读，如何带节奏是另一方面，完全控制不了。如果我不是通过流量来养家糊口的，完全无所谓！」

他觉得外界对他最大的误解是「功利」，就像要不要学新闻之争，「不得不承认，（现在）学新闻传播的学生中有80%是没有从事本行业的」。在他看来，人人都是自媒体，意味着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就业出口在变小，「如果学生跟我说一定要进入媒体工作，有这个梦想，我也会建议他去学汉语言文学，而不是新闻传播，万一进不了媒体，出路和岗位是不是比学新闻的孩子要多？」

张雪峰的直播截图

爆红的起点

在这个夏天沸腾的热度之前，张雪峰在网上已经红了7年。

「引爆」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段成名视频录制的地点，「或许是在池州」。

2016年初，张雪峰离开供职的考研机构，和朋友创立研途考研。他不教授任何学科，只是指导学生选择考研专业与院校。起初并不顺利，「几乎没什么生意，搞不好就倒闭了」。

朋友把他的演讲刻成光盘，拿到更偏僻的大学去播。有人得到了这个视频，把其中一个片段剪切下来，传到了网上，那段「7分钟解读自主划线高校」的视频，连同另一段「半分钟数完中国名校」的「贯口」，被配上「语速直逼华少」的标题，迅速在网上裂变。张雪峰一觉醒来，「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他甚至开始思考：「我到底该去说脱口秀还是继续去拯救学生？」

眼前的快乐是巨大的。那家「快要死掉」的公司「一下就被激活了」。他把微博账号改为「张雪峰老师」，粉丝「每天涨10万，每天涨10万」，一周之后，焦虑随之而来。「每天涨500，再过了一个星期每天涨200，两个月之后，这一波就过去了」。那个数字最终停留在了700万。粉丝增长速度的衰减在他心里成了「最恐怖的事」，「就在想怎么样能让自己一直火下去」。他开始尝试拍新的视频、开直播，甚至在女儿生日宴这天，一边给女儿过生日一边直播答疑，所有的招数都用遍了，「发现都没有用」。

他上综艺，参加《奇葩说》，去拍电影，结识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也积聚了更多「上热搜」的能量。在《奇葩说》公开的海选现场，他的演说名为《我是个网红，想上热搜有错吗？》讲自己一夜成名的经历。蔡康永问他：「你一直语速这么快吗？」张雪峰狡黠一笑：「康永老师你可能不知道，在中国，有个地方叫东北。冬天外边儿很冷，门也出不去，只能待在屋里吹牛。待几个月你也这样。」引得哄堂大笑。他也谈自己的极度目标感，例证是：「立下flag，30岁前必须结婚，婚期定了，临近婚礼40天，换了个新娘。新娘从认识到领证，45天。」依然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奇葩说》是多元价值观碰撞的场域。相比其他「奇葩」，舞台上的张雪峰传统的价值观念稍显不合时宜。他讲：「男人没有自己。最好的状态就是，25岁的时候让你的父母认为他们有个好儿子，35岁的时候，让你的老婆觉得她有个好老公，45岁的时候让你的孩子觉得他有个好爹。」肖骁质疑他功利：「他认为的美好生活和我认为的美好生活是不一样的，他认为的美好生活是大多数人的美好生活，这一点我是接受不了的。」张雪峰反驳：「我就想在我所在的城市买个房，买个车，这过分吗？让别人有的，我老婆孩子也有，这过分吗？」

这次在线下再见到他，他比7年前多了些防备。他悲观地预言：「所有网红的终点，都是塌房。」他不知道那个时刻什么时候会来。现在，他只能尽量地想办法，准备一套plan B。

张雪峰在节目《奇葩大会》上的发言图源网络

「花一万元决定孩子的一生」

到访这天，我跟了张雪峰的全场直播。每周一、三、五，他会准时出现在直播间，直播三场。他的员工武亮提醒我：「你最好提前休息一下，要不然你扛不住。」

在外人眼里，他常以极其旺盛的精力著称。这一天，《人物》和他的交流从上午10点进行到下午2点多钟，中间我提醒他：「要不先吃个午饭？」他回绝了。这场交流最终以助理的提醒打断，他该去参加园区一档招聘直播了。继续高密度输出一个多小时，天色渐暗，再回到公司。晚上7：00，家长们已经在直播间等他。

20分钟之内，直播间已经涌入了3万多人。简单的寒暄过后，连麦开始。两盏明晃晃的大灯直给的打在他身上，张雪峰立刻亢奋起来：「点点赞点点赞，点到20万开始连麦。」一个胖胖的男生绻在角落，死死盯着导播屏，不敢发出声响。对话从一个家长的惊呼开始：「哎呦我竟然连上了，张老师我太开心了！」「哪个省的」、「文科理科」，「选科」、「能考多少分」，学生被量化成一个个坐标与数据，获取到这些基础信息，几乎不用家长讲完，他直接把话打断，立刻给出答案，语气斩钉截铁。

这天的直播间里，他拼命劝一个家长给女儿报口腔医学，「可是她嫌口腔脏」，女孩的妈妈说。张雪峰顺势抓起眼前的一把零食，抱于胸前，「假设这是money」，零食一个一个被投掷在桌面上，他反问家长，「你就问她，脏吗？」

有时，家长的陈述与他的意见相左，他陡然提高声量：「你要去预测一下什么是永久性风口！你离得开通信吗？你离得开信息传输吗？你离得开芯片吗？你离得开互联网吗？你离不开的！报志愿要有这种思维！」几个排比句下来，语速不自觉加快，他继续提高声量，「那有人说张老师我离不开米面油，但你要记住一句话，一个东西到底值不值钱，关键看的是什么？附加值。附加值，懂吗？附加值！来吧，各位，把这三个字打在公屏上！」

一段排山倒海的输出之后，直播间的情绪爬到了顶峰。弹幕以极快的速度刷过去，直播间的人数停留在「4W」，并一直保持这个数据。一整晚，连麦入口都在提示「连麦人数已达上限」。这些数字的背后，几乎清一色的是学生家长。有人等待连麦太久，暂时走开了，张雪峰连上之后「喂」了几声，对面没有声响，「你知道吗，我们这儿也叫『喂喂喂』直播间」，他情绪亢奋地向坐在镜头外的我介绍。

这天晚上，张雪峰一共直播了234分钟，全程没有起身，没喝一口水，持续了将近4个小时。平均每6分钟，就要给一位家长解答困惑。连麦、接听咨询、号召粉丝点赞，穿插着带货、吃零食，然后继续连麦，循环往复。直播间的门敞开着，小狗雪糕在直播间内外游荡，有时，张雪峰喊一嗓子，工作人员把雪糕递过去，张雪峰把它抱到镜头前，给观众作揖。

直播中，张雪峰把小狗抱到镜头前。图源冯颖星

不用任何人的指导，他能独立撑起整场直播。直播间是风暴的核心，焦灼的家长，亢奋的张雪峰和以秒计时刷过去的粉丝牌和弹幕，构成整场狂欢。补光灯的照射和人挥发出的热气，让直播间的温度明显比别处更高。直播间外，上百平米的办公室已经空了，灯光落下一半，最靠近直播间的一排工位上，几位员工死死地盯着屏幕，紧张感蔓延到了每个人紧缩的眉头。他们分别掌控着直播间上的灯牌更替和不断涌入的后台咨询。

更替的灯牌上，提示张雪峰所经营的产品——高考志愿填报。临近高考，一款近万元的产品成为这里的爆款。这是针对高三学生志愿填报服务的专属链接。他的公司峰学蔚来的员工们会在考前对学生的分数大致模拟，规划出所能填报的院校与专业。一旦出分，立刻从1000多个院校，500多个专业里，为他选出双方能够达成共识的「最优排列组合」，确保考生成功上岸。

周航（化名）曾给张雪峰的直播间做过客服。6月是「旺季」，咨询量猛增。「直播一晚上能有1000万（的销量）」。这意味着，直播的这几个小时里，至少能够成交1000单。张雪峰在直播间穿插不同链接的口播，大量咨询涌入后台。客服们把常被咨询的话术提前编辑好，稍加修改，就立刻回复给前来咨询的家长，「晚回复一会儿热度就往下掉」，「有的就问两分钟，立刻就下单了，还有很多不咨询就直接下单」。

「对于那些家长来说，花一万块钱决定孩子的一生，没有什么犹豫。」周航说。

今年，在南京国展中心举行的首场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咨询会吸引了考生和家长。图源视觉中国

「没有张雪峰，也会有王雪峰、李雪峰」

这个高考季之前，很多人对张雪峰的认知，还停留在「一个教考研的老师」上。事实上，自打2021年，张雪峰用同样占据微博热搜的方式，高调离开北京，搬入苏州，他的主业就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在苏州，他拥有一家由自己全然掌控的公司，峰学蔚来，主做高考志愿填报。三年时间里，产品链不断扩充，服务向高考两端延伸，涵盖高一选科、大学规划辅导、安排实习等多个链条。

张雪峰对这种业务方向的转变解释为「对政策的敏感」。在政策的变动中，他嗅到了新的商机。

2014 年 9 月4日国务院《关于深化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发布，预示着新高考改革全面启动。这是中国恢复高考后，最为全面系统的高考制度改革。新高考打破以往的文理分科，除语、数、外三门必选学科外，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科目，学生可以主动、随机搭配选择。这种模式被称为「3+3模式」。上海和浙江被作为第一批试点地区，从2014年入学的高一学生开始，率先启用这一模式。

2017年，第一批采用「3+3模式」的学生走进高考考场，不同科目的考生人数显示了学生选科的参差——近7成学生弃选了难度较大的物理学科，去谋求更高的高考总分。

于是，从2018年启动新高考改革的8个省份开始，「3+3」模式被调整为「3+1+2」。语、数、外三个科目必选，物理和历史两个学科必须二选一，然后才能在其余的四科中任选两科。

新高考推行范围不断扩大，到2023年，全国已有29个省份启动新高考改革。高考志愿填报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2023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500多所高校设摊咨询。图源视觉中国

2017年，当第一批进行新高考的学生走下考场，开始志愿填报，他们陡然发觉，自己在高一学年进行的选科，竟然直接与大学的专业选择相关联。每一种选科排列组合，也会对应不同的高校列表和专业列表。

比如，如果高考科目选择了物理、化学，没有选生物，一个立志做医生的学生就无法填报许多高校的临床医学专业。如果高考科目没有选物理，一个立志做工程师的学生也填报不了工科，数学类、材料科学、机械类、电气类等专业都将与他们无缘。

「选科没有选对，他想读的一些专业就读不了。」张雪峰说。这也就倒逼家长和学生，「从刚上高中的时候就要想很多事情，以后要往哪里就业，去学什么专业，能做什么工作」。他鼓励学生和家长提前谋划，「四大天坑（生物、化学、环境、材料）专业、医学专业注定要考研，要提早准备」，直播间的那句「高考结束即可准备考研」被剪辑后广泛传播。张雪峰又被推上了热搜。

不同省份新高考、老高考并行，在实行新高考的省份里，志愿填报又分为「专业+院校」、「专业组+院校」两种不同的模式，要区分这些模式与老高考「平行志愿」的异同，许多家长和考生感到困惑。

本质上，「专业+院校」的模式是在改变此前高考录取时的「院校优先」原则，转而引导学生更注重自己所学的专业。但现实里，由于中学职业教育的缺乏，大学专业设置与实际就业出口的错位，以及越来越难的本科生就业、越来越卷的考研考公大潮，家长和考生对专业的选择也愈发举棋不定，想要寻求更多的确定性。

新高考「专业+院校」填报模式里，每一个专业与院校的搭配都能算一个志愿。比如，北京交通大学的通信工程专业，与北京交通大学的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算两个志愿。这样不同的组合，一个普通类考生最多可以填报96个。辽宁的情况则更为复杂，考生可填报的志愿最大数量为112个。即便是专业的志愿填报老师，碰到辽宁的考生，也会感到「头疼」。

峰学蔚来的志愿填报老师马志远说，这三年，他和同事们循环往复地对家长讲，选科到底是什么，新的志愿填报的规则是怎样的，不同的科目可能会对应哪些学校的什么专业，那些看似相近的专业具体又有什么不同，所对应的就业机会又是怎样的。无数个时刻，马志远耗费几个小时，给家长讲得口干舌燥，抬头一看，家长的脸上依然是满脸问号。

更多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是一道排序题，「重庆邮电、西安邮电、桂林电子科大，这三个院校要怎么选？」「西安理工、天津理工、浙江工业、广东工业……这几个学校对应的分数线相近，又该怎么选？」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上名校，这些不同的城市、没有那么有名的高校里又藏着巨大的信息差。志愿填报期3天到半个月不等，鲜有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掌握如此之多的高校与专业信息，许多普通家庭的孩子「盲人摸象一样的随意填上一个」。

高考的扩容也给这个行业带来了更多想象空间。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1万人，同比增加98万人，为历史之最。

「即使没有张雪峰，也会有王雪峰、李雪峰来填补这个角色。」武亮说。而张雪峰适时出现在了这里。他精准地抓住了这次机会。

他对客户需求与机会的敏感，可以追踪到2016年6月，那个他刚刚在网上爆红的时间点，给他发私信的很多，很多人咨询高考志愿填报的问题，他在微博里写道：「高考志愿不是我的主业，我只是用我对学校的了解给大家一些建议！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别诅咒我十八辈祖宗！」

图源电视剧《少年派》

「人和人最大的差距，除了成绩，就是家庭」

「想赚钱还是图稳定？」「家里条件怎么样？」「能给孩子提供支撑吗？」这是峰学蔚来的老师们一定会问家长的问题。不同的问题指向不同的解决方案。

这些问题的答案连同考生的省份、选科、成绩一起，被量化成一个又一个的数据和坐标，对应不同的城市层级与所选专业。有人总结张雪峰的报考思路：理工科的专业，就业对口率高，文科专业，就业对口率低；他鼓励文科生尽量锚定「法学、财会、汉语言文学」，称之为「有专业壁垒的专业」，在报考公务员时，文科这三个专业招聘占比更高，「我学了我能干，你没学你干不了。这就叫专业壁垒」；数学成绩好，首推计算机与数学；家里没有强大的背景，他会劝退这样的孩子不要去学金融，「很吃家底」；而医生、律师，校友会成为他们最好的地方资源，「一般在哪里读书，最好是留在那里工作了」。

只不过，对于要赚钱还是要稳定，少有「客户」能给出直接答案，「你只能选一头」，峰学蔚来的志愿填报老师武亮说。当他追问得紧了，会指向一个规律，「所有的家长都想稳定，但所有的孩子都想赚钱」。

他们不鼓励家庭条件普通的孩子求「稳定」，兴趣在这里也鲜少强调。「如果一个家庭普通的孩子说他爱好考古，他怎么给你证明到底是擅长还是想象的爱好？我就劝他先去拿个锄头去烈日里锄一下午的土试试再说。」马志远的话语方式，已经师承了张雪峰的衣钵。

每年，马志远要亲自服务50多名学员，他把自己的报考方式总结为四点，「学科、性格、家庭、成绩」。如果把这几个要素充分拆解，就会指向一系列「过来人」的经验主义：「你的数学、物理比较差，学工科肯定费劲，哪怕去读了工科，考研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确实不太行，工科考研都要考数学；如果孩子挣钱的欲望比较足，那你不能让他报市场营销，市场营销出来都是最没有门槛的销售，你让他去学电气自动化，去做卖一个设备大几百万的销售」；家庭也要分为三类，普通家庭就要奔着赚钱去，因为他们的「容错率低」，「你得先能养活自己，毕业能找份体面的工作。中产家庭的孩子可以兼顾兴趣」。至于中产家庭的定义，「你至少能在苏州这样的城市给孩子买房买车，或者送出国读一读研，医学、生化环材不读研没有意义。但如果你是家大业大，你做什么选择都对。但这一切，没有成绩都是白扯」。

张雪峰的语言更加直接：「人和人最大的差距，除了成绩，就是家庭。」

上千万的网友簇拥着他，更多的家长与他结成同盟，「孩子们要上学，来报名的都是家长」，周航说。

直播间里买单的「客户」来到执行层面。峰学蔚来的报考老师接下了接力棒，他们以不同的省份为区分，被分为四个大组，开始了与家长更密集的沟通。这份工作并不轻松。第一年，他们只拉来400多位家长客户。

峰学蔚来的员工随时可以在格子间里开直播。图源冯颖星

那年6月22日，高考分数陆续公布，峰学蔚来进入全年报考的顶峰，张雪峰租下一家四星级宾馆，所有报考的老师入住其中，开始封闭式志愿填报，睡眠被压缩到一天2个小时，一直持续到报考系统关闭。

那几天，家长的状态更加疯狂。有的省份，报考的窗口期只有3天，武亮上趟洗手间的工夫，网络那头的家长就劈头盖脸骂了出来：「我都急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情拉屎！」报考老师的压力也上涨到顶峰，志愿填报结束，武亮在电梯间里看到有同事痛哭。

很多人离职，周航是坚持下来的人之一。这几年，看着峰学蔚来的志愿填报报名人数从400人涨到5000人，翻了12.5倍，他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通道。他曾在安徽做考研机构的代理，与张雪峰也是同行。进入高考志愿填报行业，最直观的感受是，与考研相比，客群发生了最直接的变化，说服家长要比说服学生容易太多。「都想要一个确定的答案，没有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过得辛苦。」随着张雪峰的视频剪辑片段在网上不断传播，「信息差」、「同分不同命」的概念也渗透到了许多家长的认知深处。

无奈的时刻常有发生。周航负责河北大区，每年，至少有40个家长会对他说：「周老师你能不能给我预留一个名额，我后面两个月的工资发下来，我再攒一攒，我就把这个钱交给你。」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最直接感受到他们对孩子的付出和那种无奈」。

短视频平台的引流是无差别的，但更多的「客户」还是呈现出了人群的集中性。武亮发现，这几年付费购买峰学蔚来志愿填报服务的考生家长里，来自农村的还是少数，「毕竟价格的门槛摆在那里，它本身就是对人群的分流」。来自二三四线城市的家长是最多的，这些家长往往有稳定的工作，「医生、公务员这些体制内的偏多，他们更希望孩子能够走出所在的城市」。

从省份上来看，北京和上海的考生对这类咨询的需求量极少，他们的升学路径往往更为广阔。江苏、黑龙江、山东、河南、河北是咨询大省。各省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的报考偏好：山东家长喜欢求稳，江浙沪的孩子很少「往外跑」，河北的家长喜欢沿着京沪高铁走，「可能是回家方便」。

而在面临有些问题时，他们又几乎呈现出一样的纠结和茫然：「一个211的小语种或者哲学专业，与非211院校的法学专业的选择上，没出分报志愿时，他们都知道要专业优先，一旦自己面临这种选择，都会选择去报211。」「怎么劝都没用呀，他们就在那里纠结，纠结到最后的时刻，就像抓阄一样，匆忙填一个专业上去。」武亮常常感到无奈，他说，「毕竟，我们本质上是一家咨询公司对吧？」最终的决策还是得家长和考生自己来做。

图源电视剧《少年派》

「大家的目的性只会越来越强」

在张雪峰的直播间，一个词语被反复提起：「以终为始。」这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方法论，「如果你确定了终点，为什么要绕远路？」与此对应的实际指导案例是，「你的目标是做河南一个县城的老师，你就去读信阳师范，够用了，而不是去卷北师大、首师大。」他相信大部分人的人生是可以规划的，像他这样能完成底层突破的人是少数，而他要做的是「让大部分人变成天鹅的故事」。

他也观察到，近些年，那些他称之为「有专业壁垒的专业」分数线水涨船高，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等专业，分数上涨了几十分。「大家的目的性只会越来越强」。

「在你的反对声里，坚持选择了自己心之所向的孩子，突破性会不会更大？」我问。

「不会。行业是一个人可以通过理想改变的吗？」他干脆地回答。

他常提起「一杯酒」的故事，那发生在上一段创业时：「我酒精过敏，投资人让你喝酒，喝这一杯就给你投资，你喝不喝？」

1984年，张雪峰出生于齐齐哈尔一个人口只有14万人的小县城，高考考了全县第60名，入读郑州大学给排水专业，「那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

他说自己曾经是个「刺儿头」，读大学时，「什么都干，除了杀人放火」。曾经的梦想是做主持人，但在一次主持人大赛里被人看了眼西服牌子，领悟到自己配不上这个梦想，「理想主义已经没了」。

毕业后他没有像大部分本科同学那样从事本专业，而是一头栽进北京，摸爬滚打，体验过很多年早高峰沙丁鱼罐头般的地铁。

在2010年8月到10月的微博上，他多次在深夜写下：「累，累到不想说话」，「感觉我在透支自己的一切，我的精力，我的身体」，「穷人家的孩子如果想过所谓的好的生活，就要承担这种压力。。。」在这些语句的末尾，都要加几个句号，用打气收尾：「老虎，加油！」「老虎」，是他在线下讲座时常用的名字，源自他的本名，张子彪。

2016年下半年之后，故事的版本就变了。随着曝光的逐渐增多，他开始讲述「27岁靠自己在北京买房」，「娶小7岁的老婆」的「成功叙事」。他宣扬「男人的责任」，「我的孩子是在私立医院生的，我老婆生孩子的时候没遭一点的罪，当时身上只有8万」。

他讨厌稳定，觉得「老了靠那点退休金生活是没出息的」。在北京工作，跟老板谈，「我不要五险一金，你能不能把这个钱直接补给我，多1000块钱」。

在一档节目上做游戏，他发现自己跑不过张绍刚，「他比我大一轮，我怎么能跑不过他呢？」于是决意练习跑步。另一个原因是，「如果你有兴趣，了解一下那帮投资人，他问创始人有什么兴趣，你说跑马拉松，一定是个加分项」。

而那些明确的「成功」目的，在来苏州之后，都已超额兑现。苏州的房子是在2016年就买好的。高调宣布离开北京、搬到苏州，各路媒体和政策的关照也都来了。他娴熟地接受采访、拍宣传片，密切配合着各项工作安排。苏州工业园区的招商引资要找他，反诈宣传要找他，妇女节的宣传也要找他，他成了一张苏州城市新名片。办公室也是工业园区免租给用的，领军人才特事特办。「现在投资人追着要给我投资，我都不要。」

苏州工业园区图源视觉中国

他感觉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欲望」，「原来我激励大家成功，现在我劝人合适，去找舒服」。

让他得意的是，他让女儿过上了不同的生活，挣脱了首先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的大多数，「我小时候弹玻璃球，我女儿现在打高尔夫」，「给她准备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她想做什么都可以」。他认为是自己这一代的务实选择，才换来女儿能任性追随兴趣的权利，「她喜欢画画，我可以给她开一个美术学校，让我的员工的孩子免费去上课，学费我来掏」。

但在深夜的直播间里，当那个连麦的母亲说起普通的家境，说起女儿不愿意听从意见学口腔，张雪峰挂断了连线，突然抒情：「我很心疼这位家长，她做不了这个小姑娘的主。有的孩子学了点什么知识之后，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开始反过来瞧不起自己的家长，最终孩子还是会自己去做决定。这样的家长做得太卑微了。你为她付出了一切，这个孩子还会指责原生家庭的不好。就像一句话说的那样，所有的家长都在等孩子的一句感谢，所有的孩子都在等家长一句道歉。」弹幕刷过，无数家长共情。这场直播以一种煽情的方式做了终结。

图源电视剧《小别离》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兴趣、梦想、自主选择的权利，只是家境殷实子弟的特权吗？这样的观念正是让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张燕最不适的地方。看到张雪峰和自己的母校上了热搜，张燕吃了一惊，感觉自己「被精准狙击了」，「理科，农村家庭，高分，甚至比590分的分数还要高出50分。如果再叠加上流行的性别叙事，还是长女，buff叠满」。

当初选择新闻，她妈妈差点把她「砸晕」。在志愿填报系统关闭的最后一刻，她借用同学家的电脑，自作主张把最关键位置的两个表格做了调换，从而没有走向家人指引的儿科医生方向。得知这一消息，张燕的母亲跟她大吵一架，「气急败坏带着我弟去了上海，去找在那里打工的我爸」。

读大学的几年，张燕加入了几乎所有的媒体社团，想尽办法在大三那年进入媒体实习，毕业也找了媒体的工作。「那些家境好的同学，无论学习什么专业都有到媒体实习的机会，提前验证自己是否适合做媒体。」但她认为自己这样的寒门子弟，「学习新闻几乎是我进入这个行业的唯一路径，也因此获得了很高的职业体验。」

张燕感慨，张雪峰的出发点看起来是同情寒门子弟搵食不易，认为不要用高远的理想去诱骗他们，但事情也可能恰恰相反，「对大多数的高分名校寒门子弟来说，仅仅要温饱并不难，难的反而是，认识到理想是一种人人生而可以追求的基本权利，而非什么特权。」

她眼见自己的两位同学听从了大流，选择了曾经更「实用」的专业，一旦出现职业路径的磕绊，都终止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没有太多动力往前再冲一冲。

她也有朋友是计算机专业的大学老师，教非常热门的研究方向，但明显感觉到选这个专业的研究生里有些非常不适合，常常师生双方气到跳脚。

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和布朗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后、目前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实验室访问教授的叶晓阳，曾在全国多地做田野调查，连续七年为学生义务做志愿填报辅导。

他经过长期的课题研究发现，不同专业之间确实存在平均回报的差异，但在平均回报之下，很多人都会忽略掉专业内部方差（即同⼀个专业，学得好和学得差的⼈之间的差异）。他追踪了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两届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有些学生哪怕身处平均月薪最高的专业，如果大学里的学业表现、生涯发展不太如意，他们的收入也比不过平均月薪较低专业的学生。

叶晓阳开发了一款免费的AI志愿填报系统，目前正在试测，他把自己的志愿填报模型分为三个选项：个人兴趣，个人能力的比较优势，行业前景。「最完美的状态是三个要素都在，但这很难。如果占到两个要素，家长和学生都不用焦虑，但如果只考虑到其中一个，未来的发展会非常受限。」他也关注到了张雪峰关于「把孩子打晕都不要让他学新闻」的讨论，在他看来，这是只考虑了「行业前景」的单一维度选择，「在这句话⾥，『新闻专业』可以换成任何⼀个专业」。

他更希望学生通过志愿填报，完成一次自我决策的学习过程，因此强调一定要跟学生本人谈话，「学⽣才是志愿填报的主⾓，⽗⺟和⽼师只是辅助，帮助学⽣搜集信息、制定规划；最终做决定的，应该是学⽣⾃⼰」。

他眼见一个想学医的学生在家长的强力干预下被录取至中央财经大学学习金融，结果只去读了一天便再也不愿去学校。他的一位高中及大学同班好友，随大流读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北大经济学专业，硕士毕业后，听从家里的安排工作，一直「平平淡淡」。叶晓阳觉得可惜，「不是说平平淡淡不好，他的天赋与努力远在我之上，如果选择更有兴趣的专业和工作，他可能会更快乐，也会有更大的成就。」

图源电影《全城高考》

叶晓阳开始越发欣赏那些「不一样」的同学，「是非常珍贵的种子」。许多通过各类社交媒体找到他进行咨询的同学，家境各不相同，但都具备一个共性：信息检索能力极强。他们目标明确，对自己认知透彻，有一些很早就开始思考想去哪个城市，想做什么事情，并努力缩减认知的鸿沟。「他们的志愿非常好报，错误率相对较低。他们走到哪里，学什么专业，都不会太差。」

他觉得高中生们更需要被教给的是这些软技能，未来大学毕业，在劳动⼒市场的发展，尤为看重的也是团队合作、做决策的软技能，而非仅仅是所学专业。

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火爆的⾼考志愿填报产业是在解决考生眼前的问题，却无法提供长远的解决⽅案，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基于若⼲粗暴指标的相亲公司。

不过，叶晓阳仍然觉得张雪峰传递的信息是有价值的，尽管「当⼀个⼈的⾔论成为公共物品，有很多⾔论观点或多或少都有绝对化的问题」。

多年的一线调研让他发现，「平均来讲，我认为中国的⾼中⽼师，不管从⾼考志愿知识储备上，还是去做这件事情的热情上，并不⾜以给学⽣提供有效的⾼考志愿填报指导。这首先需要时间，最好的时段是整个⾼中阶段，循序渐进。但在⾼考的指挥棒下，老师们常常⽆从下⼿。这也需要知识和经验，甚⾄数据分析能⼒，需要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在短时间内难以⼤规模完成。我的确认识⼀些⾼中⽼师，是为⼈师表的典范，⾃发投入时间精力，去完成上述的⼯作。但我也听到⼀些故事，⽐如某国家级贫困县的⾼中⽼师，收费数千元⼀⼈，给⾼考学⽣填志愿；收费还是其次，志愿的质量很低，反⽽耽误学⽣的未来。」

聚集在张雪峰身上的话题和目光背后，是考生和家长远远未被满足的⾼考志愿填报指导需求。

2023年6月24日，高考成绩公布的第三天，连续活跃在热搜上的张雪峰在社交媒体上告知大家，「被医院收治强制住院了」。他关闭了微博评论区，将近5000人转发了这条微博，转发语里，很多人说：「张老师挺住，我儿子才上二年级。」

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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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赞英：80岁，我说出自己的野心与「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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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人物》邀请我来做分享，我没觉得害怕。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想，敢于真实、真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也是野心的一种表现吧。我这辈子打交道最多的是山茶花。山茶花很美，很多人喜欢，也有很多人说它有个缺点，就是没有花香味。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生也是这样。」

以下为张赞英的讲述——

策划｜《人物》编辑部

图｜当事人提供

年轻的朋友们，晚上好。我叫张赞英，今年80岁。

大部分人知道我，是通过《十三邀》。实际上，我第一次向公众说出心里的话，是在4年前。《人物》杂志的记者安小庆来采访我的老伴曾孝濂，后来她说要单独和我聊聊。有一天晚上，我们通了3个小时的电话。后来我的讲述也成为老伴故事的一部分。文章发表后，有一条评论，很多人点赞，评论说，「张赞英的人生，同样值得这样一篇长文」。

在《十三邀》，我说了一句话：「没有来生。有来生的话，我一定走自己的路。」很多年轻观众看了节目，哀我不幸、怒我不争，我自己也反思了。为什么没有走自己的路？我的「野心」去了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从很早很早说起。

我在北京长大。我的父亲少年时，从山东来北京，摆过地摊，自学外语，后来当了经理。他是一位非常刻苦的人，对我影响很深。

我家兄弟姐妹七个，除了最小的弟弟活到八个月夭折外，我们六个共同长大。那时吃的用的都是凭票购买，孩子多，粮食总是不够的。我们杂粮吃得多，特别是红薯，一斤粮票买四斤，我们常常以薯代粮。孩子多易生病，常常会感到钱不够用。父亲是家里唯一的主要的挣钱的人，母亲没有什么文化，非常朴素的认知，并以身作则，即便是有好的一定给父亲，例如，早上一定煮个鸡蛋给父亲吃，有点好吃的一定先给父亲，再给孩子，最后才是自己，不够的自己宁可不吃。除此以外，母亲还揽一些缝皮子的活来做，以此贴补家用。母亲每年都会做黄酱、腌咸菜、做豆豉、做酱油、晒红薯干等。我在小学期间，曾得过肺结核，休学在家养病，家里的事做得更多，也在母亲的指导下，拆洗缝补弟弟妹妹包括我自己的棉衣棉裤。

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我，带着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在印刷厂做童工，结算工钱时，我能得4.5毛钱一天，妹妹更少，我不服气，找到主管人员要求给妹妹加 5 分钱或一毛钱工钱，理由是我们干的是流水作业，时间、数量、速度完全和大人一样——没有成功。

我还尝试过其他零活，例如剥芦苇等等，每天天刚亮就出门抢活干，因为年纪小，往往被人欺负，做好的活也会被大人抢走。

1959年，我14岁，考入解放军昆明军区政治部国防文工团学员队。我对父亲讲，我想减轻一些家庭的负担。父亲很伤心，说，按理家庭的事是不需要你操心的，但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才上初二你就要离家，既然选了这条路，就要走下去，做出成绩，做不出成绩就不要回家，接着举了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例子。父亲说的这些话，我一辈子都记得。

我就这样离开了北方的家，一个人去了云南。

张赞英年轻时

在文工团期间，我曾住过两次医院，做了两次手术：一次是缝衣服的针扎进胳膊里，住进军队总医院做了四个半小时的手术取出了针；第二次是急性阑尾炎，住进69 医院手术，术后感染痊愈后留下病根，练不了功，走不了路，不适合部队工作。 1960年8月，我调到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当了一名播音员。在广播电台的工作，不仅要自律，还要不断学习各种知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要扩大知识面。播音室的桌面上摆放着一个笔记本，是差错登记本，如果播出时读错音了，走音了或是打咯噔了等等都要自觉记录下来。1963年，因机构精减，我被调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动荡的年代中，我和曾孝濂走到了一起，组建了家庭。

植物所重学历，重专业知识，而我既无学历又无专业知识，被安排在植物园做一名园林工。每天从事的工作就是挖地、割草、挑土、挑花盆、挑水、筛土、推车、拉车、挑大粪、施肥等等。开始时，我是一桶水、一桶水打了再挑去浇，后来练成了扁担不离肩，弯腰先打好一桶水再换另外一桶打水直接挑去浇，省时间了。工作地点是山坡地，上坡挑东西和推车负担不同于平地，时间做长了后心慌、腿发抖、手抖，碗都拿不起来，医生告知我是疲劳过度，慢慢地我练出来了，做得很好。

全所大会上，当时的所长，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对全所职工进行教育，提倡科研工作要「安、钻、迷、呆」，指的是安心工作，你才有可能深度钻研，以致达到「入迷」「发呆」的程度，不受干扰，专心致志。

他说得很深刻，我很受鼓舞。慢慢地，我开始做与茶花育种相关的工作。为了找野生茶花，我和老师、同事一起去过四川、贵州、湖南、广西、云南的深山。一天走10到12个小时，全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最怕的不是累，是蛇，是蚂蟥。

1966年，我出差腾冲嫁接红花油茶被毒蛇咬了。胳膊全肿了，全是青紫色瘀血。经当地公社卫生所全力救治，半个月后终于消肿，捡回一条命。还有一次在广西十万大山寻找金花茶，走着走着，鞋里全是血水，蚂蟥已经不见了。蚂蟥什么时候进到我鞋里的，进了多少，什么时候出去的，我都不知道。被少量的蚂蟥咬是不会出那么多血的。当时，我和茶花专家两个女生留宿在深山老林的简陋棚子里，提心吊胆到天亮。

出差野外，不能迷路，我们的体会是你有多大能量，就用最快速度赶路，连跑带走。我一个人在贵州六盘水出差野外采集时，就是这样去时拼命跑，采集到种子，背着口袋往回走还是不敢松懈，怕找不到回去的路。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放牛羊的老农，问了后再爬到另一座山上，看到远处的公路有了目标，一个劲地往山下冲，回到公路上心才放下，有了大路就不怕了，就会回到原来的村子里，公路上是没有灯的，只有看到村子里的点点灯光，才是你的心安处。

很多朋友气我胸无大志、不求上进，自甘回归家庭的小圈子。其实有过几次机会，我努力过也争取过。

一次是在1973年，昆明植物所有一个科研项目要开展，我去比较合适，条件就是连续两年都要在野外收集标本。这项工作很有吸引力，正是我实现职业目标的一个绝好机会。可惜的是当时我怀了二胎，且月份偏大。要孩子，还是要工作？需要二选一。要工作就得拿掉孩子，内心十分挣扎。老伴说，这是一个机会，不是常有的，怎么办，我无法给你拿主意，要你自己拿主意，做决定。后来所办公室开出了人工流产证明，我几番挣扎最终做出决定，「要工作」，放弃孩子。做人工流产时，我休克了。假期满后静等正式通知，左等右等一直没有消息，不了了之。再没有人提及此事，没有任何交待、任何说法。为了工作，我们失去了属于我们共同的孩子，心里是很委屈的，教训是惨痛的。

后来所里有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我争取到了其中一个。当时儿子7岁了，我要把握住这个机会。1976年，我来到北京林学院林业系学习。毕业后，老师希望我留校工作，但是想到家人，想到原单位送我来带薪学习，我最终做出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返回了昆明。这个决定很艰难，我觉得我愧对我的老师，遗憾的感觉一直都有。

1987年，我被公派去日本东京学习。那一年我儿子高考，但是我还是去了。在日本，我接触到先进的育种手段及比较高端的设备，时间紧迫，夜里我舍不得回宿舍，两个凳子一搭，就睡在了教研室里。但回国后，受限于没有中级以上职称，不能申报科研项目，没有课题经费和设备支持，我没能延续在日本做的课题。

张赞英的工作主要是山茶花育种研究

直到退休，我的职称，停在助理研究员。我的事业，总是差一点。

昆明植物所是科研单位，以科研人员为主，技术人员是为科研服务的，老伴曾孝濂早已把这种分工视为职业操守，从始至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明科研人员和辅助技术人员的关系。退休以后，我的老伴查出肺部有一个约3公分大的恶性肿瘤，要到北京做手术，我们买好机票，在家里收拾行李，所里年轻同事送李恒研究员到我家，第一句话就说，「我有一篇论文要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少一幅『滇重楼』的图，你给我画一幅吧。」《自然》杂志是比较重要的学术杂志，老伴答应了下来，也不说病情。到北京后看病非常不顺利，边跑医院边做检查，边准备画画的材料，确定住院手术的日子后，赶紧把滇重楼图画好寄出，老伴说手术有风险，术后不知还能不能工作，一定要在术前完成。

李恒是很有成就的女科学家。她94岁那年，我们和李恒都住在植物所里，一次所内相遇，知道老伴要画漾鼻槭，我们在找标本，晚上10点有人敲门，打开门是李恒，手里拿着漾鼻槭的标本，居然是李恒让保姆陪着她打着手电筒到植物所的山上，找极小种群的种植地去采的，老伴一下急了，感到后怕，说：急死人了，万一你要摔一跤怎么办。李恒说：我怕你找不着！

蘑菇专家臧穆研究员找到我老伴说：听说山上哪个地方发现了蘑菇，你跟我去看看。老伴二话不说立马起身一起上山，实地看了蘑菇及生长环境，回来就画了图。

小时候上学时，看过一篇文章是说两兄弟，哥哥脸上比较脏，弟弟脸上不那么脏，兄弟俩人互相看过后，弟弟马上跑过去洗脸，哥哥倒不着急。这篇文章对我很有影响，我觉得我的周围都是我的榜样，别人都做得比我好，我是一个需要经常洗脸的人。

我在本职工作之外的时间，主要是为家庭服务的。老伴的画图工作，虽然是科研的辅助工作，但都是国家级的大任务，比如做了几十年的《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523」任务等。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工作任务比我的大，比我的工作更重要，我首先要保证他的工作，他也很自律，很珍惜时间，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没有休息日，就连走路手都在比比划划，不是碰到柱子电线杆上，就是碰到停着的车上，不注意脚下，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摔六次跤，他是真的按老所长的教导做到了「安钻迷呆」。

更是因为「安钻迷呆」，在一个「打配合」的岗位上做到了称职的水平。1995年，中国科学院破例下文，没有大学文凭的高中毕业生有突出成绩者，有百分之三的名额可以晋升高级职称。老伴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绘图员，没可能评得上。他不想报名，我不同意。我去人事处据理力争，他们室的科研人员也鼓励他不能放弃，结果出乎他的预料，居然评上了正高职称，中国科学院多年以来鲜有绘图员获得这个认定。

这一辈子，我有一些遗憾和不甘心，但是你要问，我有没有努力，有没有争取？我觉得我是尽了全力的。但是，没有达到我预想的结果，实际心里边是很不甘的，真的不甘。

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是工作，有了工作，你才有生存、立足社会的根本。我一生没有奢求，只想有生之年好好工作。我的努力我的付出，绝对不比别人少。除了本职工作，我还帮中国香港和泰国两个独资花卉企业组建了实验室并培养了技术人员。

西双版纳植物园有位博士后研究员问我，「如果有来生，只要一份工作就完了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想像你一样按部就班地上学，读学位，拿职称，能申请课题，不要像我这辈子，起起伏伏地遇到好多事。

现在我和老伴走在路上，很多人也认出我了。他们很多人看见我就激动地流泪，很多人送我礼物，还想拥抱一下我，说看到我就想到他们的母亲，奶奶，外婆。还有人说我很勇敢，很真实。

我一生都是在忙碌中度过的，不是忙工作学习就是忙家庭。太累的时候我也会发火，我也会生气。平静下来，老伴会说，我亏欠你太多了，这辈子也还不清。他说是人都不会完美，无不经历酸甜苦辣，尝尽人生百味。甜的时候我们一起分享，苦的时候我们一起扛，这话我能认同。想想也是，我这辈子，不仅忙碌，病痛也不少，包括肺切除、腰椎打钢钉、双膝关节置换、腕骨骨折、脚趾筋腱断裂、毒蛇咬伤等等，除了蛇咬是在野外，每次发病都是老伴放下工作，全程陪同，共同渡过难关，同样，他每次大病，我也是全程陪护。我们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张赞英与曾孝濂

这次《人物》邀请我来做分享，我没觉得害怕。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想，敢于真实、真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也是野心的一种表现吧。我这辈子打交道最多的是山茶花。山茶花很美，很多人喜欢，也有很多人说它有个缺点，就是没有花香味。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生也是这样。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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