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号-在人间-文章

AI时代的志愿填报：普通家庭也能看见更远的未来

杜智 — Wed, 17 Jun 2026 10:47:56 GMT

又一年高考结束，张月的弟弟再次站在志愿填报的路口。贵州闷热的夏夜里，父亲没怎么说话。面对复杂的志愿填报规则和信息，他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母亲越看越着急，忍不住埋怨起来。

一年前，弟弟第一次高考，528分，原本可以上公办二本学校，却因为全家都不熟悉志愿填报规则，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做出了选择，弟弟最后被一所中外合办学校录取，一年学费四五万。对于这个年收入约8万的普通家庭来说，大学四年要花费16万多，是笔巨款，弟弟权衡再三选择复读。

一年后，弟弟成绩提升了不少，这次志愿填报全家都更加谨慎，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比过去更复杂的填报状况——全国已有29省实施“新高考”，录取规则更复杂，可选志愿数量大幅增加，少则几十，多则上百；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重塑产业，眼下的热门专业，四年后未必还是就业风口。

张月家里的朴素愿望是，弟弟能选到一个将来更好就业的专业，但决策更难做了。他们渴望通过一块块信息“路牌”，知道前方的路该怎么走，看清“志愿地图”的全貌。只有这样，最终的选择权才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

弟弟第一次填报志愿时，张月买过两大本《高考志愿填报指南》。成绩公布后，姐弟俩天天埋头翻书。但专业信息过于庞杂，“纯手搓”的筛选方式效率太低，很快让他们感到绝望。

张月开始求外援，去短视频平台蹲志愿规划直播，起初简单咨询是免费的，一旦涉及到具体填报方案，对方立刻要求付费，整个过程价格超7000元，“太贵了”，姐弟俩最终打了退堂鼓。

今年还没有开始填报，张月就发愁了，因为相比于自己高考的2020年，一切都变得太快了。

翻看近年的教育部数据， 2021年至2025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02万个、撤销或停招1.22万个，累计调整比例超30%，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

五年前，张月认为的热门专业“土木工程”已经开始降温，但很多人还没意识到一个时代就要退场；“电子商务”还是一些榜单里的热门专业，仅仅4年后就出现在部分高校的专业撤销名单里。

专业在变，规则也在变。

新高考实施后，志愿填报变得更加复杂。在“专业+院校”模式的省份，一个专业对应一个志愿。以辽宁为例，2025年考生最多可填报112个志愿。

2025届广东考生刘乐乐就曾经历志愿填报新规则，广东采用“院校专业组”模式，将选科要求相同的专业打包成组。彼时，广东本科普通批最多可填报45个专业组。刘乐乐发现，不少高校把计算机、电气工程等热门专业，与土木工程等相对冷门的专业放在同一组内。“如果分数不够高，又选择服从调剂，就可能被调到自己并不想读的专业。”

这意味着，考生不仅要研究学校和专业，还要研究专业组里的排列组合。

专业和规则信息量更大的同时，AI时代下，专业与职业的变化周期正在缩短。由此带来的职业选择不确定性，正在成为越来越多考生在志愿填报时共同面对的问题。刘乐乐就曾真切地站在这个十字路口。

2022年高一选科时，为了更好的就业前景，她放下了喜欢的文科，选择了物理、化学和政治的组合，希望未来进入计算机等工科领域。可到了填报志愿，被视为高薪保障的计算机专业，深陷“是否会被AI取代”的舆论漩涡。

对于今天的高考生而言，难的不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变化太快。填报志愿已经成为一项复杂的信息工程。替弟弟规划未来时，张月总会冒出同一个疑问：今天的热门专业，四年后还是好出路吗？

本来今年，全家决定“花钱买安心”，认为必须找专业人士帮助志愿填报。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面对1290万高考考生的规划需求，规划师不够用了。

入行8年的志愿填报规划师杨凡透露，一位资深规划师在高考季的一个月，最多服务30多人。一些机构会在报考季临时扩充团队，导致服务水平参差不齐。

一位西南地区的高三老师告诉凤凰网，许多考生家庭其实负担不起志愿规划师高昂的咨询费，志愿填报本质上是信息筛选与分析，而这是AI擅长的领域，因此，她开始建议家长和学生借助有可靠数据支持的AI，作为了解志愿填报的参考工具。

今年，华为浏览器高考频道的上线，给考生和家长们带来了不一样的选择。

高考频道整合了权威数据和智能工具，覆盖备考、应考、查分、志愿填报全流程，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一站式高考服务。

依托于“中国教育在线·掌上高考”官方权威数据源，同时，结合AI助手“小艺·高考小智”能力，把分散复杂的志愿填报信息和建议方案集中、直观地呈现出来。

去年经历过志愿填报的刘乐乐，带着一丝好奇和“过来人”的挑剔体验了这款工具。她输入自己去年的分数、科目，并把兴趣偏好设为当时最想报的“计算机”，不到一分钟，一份个性化志愿报告便生成了出来。

“结果出乎我的意料，确实和我去年最终的志愿结果比较接近。”刘乐乐说，报告中推荐的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等院校，几乎都是她去年花费大量时间查资料后筛选出的重点目标，其中还包括她目前就读的学校。从梯度上看，基本都切中了“冲一点点，稳稳能上的”学校范围。

为了验证结果，她还拉来一位朋友测试。两人的分数接近，但朋友偏向财经类专业，目前就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调整兴趣偏好后，系统推荐的学校也和朋友当年的实际志愿较为接近。

对今年的考生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张月弟弟可以在成绩公布后，快速获得一份科学的“冲稳保”志愿方案，不必再像去年“纯手搓”筛选。

刘乐乐也对小艺追问了很多问题，比如“普通本科院校的计算机专业，就业前景怎么样”，她得到的回答很务实，小艺提到这个行业虽然告别了“毕业即高薪”的时代，但就业面依然较宽，同时，还给她提供了一套针对性的学习方案。

◎ 刘乐乐与小艺·高考小智的对话

更戳中她需求的是，在华为浏览器高考频道里可以“查就业”。覆盖信息技术、消费、医药、服务业等117个细分行业。不仅能看到行业平均年薪，还能看到招聘数量、月薪环比变化。计算机相关职业普遍年薪在12万以上，而生物领域的部分岗位则更依赖长期经验积累，达到较高收入水平往往需要更长时间。

◎ 华为浏览器高考频道“查就业”功能

这正是张月这样的普通家庭最需要的。虽然没人能预知四年后的就业市场，但这些数据至少能让“热门专业四年后还是不是风口”这个问题，从玄学变成有据可依的判断。

去年刘乐乐特别希望能有一个“院校关停或新增专业”的信息汇总，因为传统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南》不会特别标注新开专业，考生只能费力把今年的指南和往年对比，或者在网上刷新闻。

现在，华为浏览器高考频道的“扩缩招院校”解决了这个难点，打开后能直观看到院校招生数量变化。在刘乐乐看来，这个功能具有实战价值。新开专业往往伴随扩招，关注人少，分数线可能更低。如果去年能上，她会更倾向于选择“略高于自身分数的新设或扩招专业”，“这些关注到的人少，就有机会冲上”。

刘乐乐算是目标较为明确的考生，很早就认定要去大城市、关注计算机工科。而现实中，更多考生面对志愿表时其实一片迷茫。这时，华为浏览器高考频道不仅是一个工具，更扮演了“思路梳理者”的角色。这正是张月弟弟需要的，即便暂时没有清晰方向，也能通过引导，一步步排除不符预期的选项，让模糊的需求逐渐变得具体、可感。

比如，在考生输入省份、选科和分数等基础信息后，AI会自动生成一套框架性标签，引导他们做筛选：是否有地域偏好？对院校属性有何要求？是否有目标专业？即便考生毫无头绪，还可以用“排除法”，勾选掉师范、新增专业或中外合办，也可以直接限定学费区间。

◎ 华为浏览器高考频道AI志愿助手使用流程

此刻，张月和弟弟还在等待高考成绩公布，他们已经联系当地一家志愿填报机构，同时也考虑结合华为浏览器高考频道来辅助填报。对张月的弟弟来说，多一种参考方式就是多一分底气，而借助工具提前筛选不符合预期的学校，才能把最终的选择权真正握在自己手中。

经历两次高考，张月的弟弟有了一些变化。

张月说，原本他只会埋头苦读，没有清晰的兴趣方向，第一次填报志愿时，像“无头苍蝇”，听说“大数据”热门，就去了解相关专业，父母说“当老师稳定”又反复考虑师范类方向。最终填报时，志愿方向十分分散。

但这一次，张月发现弟弟心态更稳了，对自己的认知也更清晰，专业选择逐渐收缩到法学、汉语言等更契合自身的方向。

从弟弟的变化中也能看见当代年轻人的普遍特征，相比过去“父母说了算”，他们逐渐成长为更希望依靠自己做决定的人。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印证了这种特征。就业率与薪资前景（56.8%）、院校综合排名（49.4%）、个人兴趣爱好（48.0%）是受访者在填报志愿时觉得最应该考虑的三个因素，与家长相关的因素未上榜。

张月想，弟弟未必在寻找标准答案，而是缺乏工具，充分梳理信息和自己的需求。

刘乐乐去年便是如此。即便父母花7000元请来了志愿规划师，她也没有完全把选择交给对方。因为她发现，规划师只考虑标准意义上的“正确与否”，并不关心自己的真实需求。

比如，刘乐乐曾对规划师推荐的一所学校感到不满，她在网络上看到宿舍破旧，提出顾虑时，对方回答：“你是去上学的，不是去享福的。”刘乐乐并不认同这种选择逻辑。在她看来，适合自己的学校和良好的生活环境，对自己同样重要，这本来就不是一道单选题。

像刘乐乐一样，年轻人做决定时考量的因素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艾媒咨询数据报告显示，中国考生高考志愿填报学校前三考量因素分别是教学条件、设备（35.53%），学校名气（34.84%），学校综合实力与口碑（32.99%），教学条件被放在了第一位，学校地理位置（26.62%）、食宿条件（23.03%）也在学生的考虑范围内。

以往，考生需要自己潜伏到各大高校论坛，或者求助相熟的学长学姐，了解学校的综合环境，但现在，科技工具正在帮助考生弥补这类信息差。以华为浏览器高考频道上线的“高校校园VR实景”功能为例，考生可以在线浏览校园、教学楼、图书馆甚至宿舍环境，在填报前对未来四年的生活空间有更直观的了解。

◎ 华为浏览器高考频道“校园VR实景”

此外，华为浏览器高考频道还提供了一系列细致的功能。比如“AI兴趣测评”，暂时拿不准自己的专业偏好，可以测一测；比如“同分去向”功能，可以了解往届相似分数考生的实际选择；“虚假大学”功能，可以快速排查学校资质；面临两难选择，还可以用“院校PK”进行多维度对比。

数据的细致程度，侧面反映了产品的投入程度。这些考生关心的信息，都被整合进了一套清晰的框架中，更好地帮助考生在复杂信息中，建立参考坐标。

当然，工具只能提供参考，不能代替选择。尤其是AI工具，它的推荐结果，是建立在历史数据和既有规则基础之上，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政策变化、个人发展路径以及就业市场的长期走向，更适合作为辅助工具，而非决策的绝对依据。

技术的价值，也并非替代人做决定，而是让人的决策建立在了解更充分的信息之上。

一年前，刘乐乐最终被心仪的大学录取。她回头看这段填报志愿的经历，最大的感受并不是选中了哪所学校，而是通过使用工具，在一次次筛选、比较和纠结中，理清了自己的需求排序。

另一边，张月一家还在等待高考分数和今年新的答案。未来，借助华为浏览器高考频道这类整合权威数据资源的工具，许多原本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掌握的信息，将被更平等地呈现给每一个普通家庭。

某种意义上，技术带来的普惠价值，或许正体现在这里，它未必替人规划未来，却让更多普通家庭有机会看得更远一点。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经验时，刘乐乐看到了许多“过来人”分享人生轨迹。有的说自己上了好学校的某个热门专业，却在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有的说大专毕业依然有不错的出路。这让她意识到，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人的未来有无限种可能。

“没有什么专业和学校可以绝对保证你有个光明的未来，”刘乐乐说，“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个人的努力和时代的机遇。”

应对方要求，文中张月、刘乐乐为化名

*AI生成内容仅供参考，考生需结合自身情况

官方招生政策及院校信息自主决策

作者林溪｜ AI插画丛敏

排版魏蔚

赔款5万元，7500元请律师…又一家“渝见小面”夫妻店被起诉

李冠宏 — Tue, 16 Jun 2026 13:38:32 GMT

“八块钱一碗面，最少得卖1000碗，我一千碗还要成本呢”，刷到河南南阳“渝见小面”老板娘毛女士对着镜头哭诉的视频时，有同样遭遇的重庆巫山人张小妹心里有些钦佩：“她比我们有勇气。”收到起诉她侵权的传票，她偷偷哭过好几回。

直到河南南阳老板的哭诉传遍互联网，张小妹才知道，原来被“遇见小面”背后公司起诉的不止她一家。

张小妹和丈夫一起开的店也叫“渝见小面”，店里四五十平米，位于江苏常州。她在美团和大众点评上都搜索过，在常州没有显示遇见小面。2026年5月20日，她收到第一张法院传票，被广州遇见小面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以“侵害商标权纠纷”起诉，索赔5万元。6月9日，第二张传票送达，开庭日期定在8月27日。

◎ 张小妹收到的起诉状和法院传票受访者供图

她说，过去一个月，是开店两年来最煎熬的日子。夫妻俩是小学文化，不知该如何应对诉讼，能商量的“智囊”只有手机里的豆包。本以为拿着豆包替她写的“答辩状”就行，但一位开过店的老乡告诉她：“真要上法庭，你自己话都说不清楚，得请律师。”

两口子咬咬牙，掏出7500元请了律师。

企查查显示，全国以“渝见小面”命名的店铺已超120家。据公开信息和企查查记录，目前至少已经有5家餐饮店被遇见小面起诉，其中三家名为“渝见小面”，一家为“钰见小吃”，一家为“海荣遇见小面馆”。

舆论压力之下，“遇见小面”发声明称已对南阳“渝见小面”撤诉。6月15日，创始人宋奇公开道歉。但南阳店主李勇公开回应：“仅凭一句道歉，就能抹平这段时间的委屈、压力与煎熬吗？”

张小妹似乎能共情这种委屈，她说：“我吃不好睡不好一个多月了，我花的律师钱，这个怎么办？”截至发稿，她没有收到撤诉通知，也没有人联系过她。

广西柳晟律师事务所律师甘智斌律师对凤凰网表示，这家公司告了分散在全国各地互不相干的夫妻小店；对小店来说索赔金额过大，但实际给“遇见小面”造成的损失远没那么高；“遇见小面”也提到这是委托第三方律所做的，带有明显的“商业维权”，甚至是“批量诉讼牟利”的色彩。

在他看来，维权行为的初衷是保护品牌，可以理解，但委托第三方律所进行“批量起诉”，精准打击“渝见小面”这种相对弱势的个体户，缺乏温度与公平性，最后导致遇见小面品牌声誉受损，得不偿失。

就张小妹“渝见小面”被诉一事，凤凰网发函至“遇见小面”询问情况，直至发稿前未获得回复，遇见小面在线客服回应称“该问题已如实记录”。

以下是张小妹的讲述：

索赔5万

律师费花了7500元

那天早上9点多，我正在店里干活，一个邮政快递员拿了个信封进来，说有法院的传票。我当时就懵了，还在想是不是网上拍短视频的讹我们。打开一看，是广州的一个叫遇见小面的起诉我们，索赔5万。

我当时吓得头皮都发麻了，饭都吃不下。我和我老公都是小学文化，也不懂该怎么办。家里有三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两个孩子，你说我负担大不大？凭空蹦出来个5万块钱，你说我害不害怕？手脚都发麻了。

我之前没听说过这家店。我跟我老公都是重庆巫山人，我们那个村很多人都开重庆小面馆，全国各地都有。我们一开始也想叫重庆小面，但这条街已经有两家了，名字全一样，外卖员取个外卖都会搞错店。我就想着“重庆”，就是“渝”，之前在重庆见过有人叫渝见小面，也就取了这个名字。

◎ 张小妹的门店｜受访者供图

我们小老百姓，觉得法院传票是好大的事情，平时路过法院，心里都觉得是要很尊重的。让我们要寄材料，马上我就开始准备。身份证、营业执照，还有我们店的门头、菜牌那些照片，全部拿去复印。

我对寄法院的“专递”一点不懂。先跑了一家邮局，人家下班了没开门。又找了一家，说这个件不能在这里寄，得去另一个点。我跑到第三个地方，人家跟我说必须要身份证，还催我快点，说4点马上要下班了，我又赶紧跑回店里拿。折腾了好几趟，最后下午3点多才总算寄出去。

那天晚上我就没怎么睡觉，躺床上也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这个事。

我问豆包该怎么办——这是去年刷短视频，有个博主让我们录他的直播，再让豆包给视频写总结，发在自己的账号上，说可以赚点流量，我才知道了这个工具。豆包跟我说，可以写“答辩状”，我就让它写了一个，打印出来寄到法院去了。

◎ 受访者供图

我以为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后来我问了一个老乡，他说我们写的答辩状没用，自己上法庭，话都说不利索，必须请律师。我一听也对，法院那么严肃的地方，一个小学文化的，哪说得过律师？

律所我们也不懂，也是在豆包上搜的。5月20号第一次收到传票后，我去律所问，人家让我先交500块钱押金，我交了。但那会儿我还想，可能能私下和解，不一定能走到这一步。

到了6月9号，法院传票又来了。我老公一看，说躲不过去了，得请律师，就把剩下的7000块钱也交了。

我老公有一个徒弟，来跟我们学了后也开了一家渝见小面，卖小面也卖鸭血粉丝汤，也被起诉了，现在门头都改了。我老公说，赔偿5万那么多的话，律师7500元，万一胜了，还能花少点。我就想，请律师跟他们辩一辩，自己胆小，肯定有人胆子大的。

这7500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概念？这要是给家里种地的老人，他们能高兴一整年。

前天，我刷短视频才看到南阳“渝见小面”的老板娘，才知道原来不止我们一家。她好勇敢的，我都不敢对着镜头哭，只能自己默默抹眼泪。让人家赔7000，我怎么要赔5万？我也觉得委屈。

“做也气，不做也气”

我就觉得运气怎么那么差，开个店生意又不好，然后还惹上官司了。

我们店一天堂食加外卖有时能卖一千块出头。现在堂食（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今天就卖了十几碗面条。不好的时候，一天流水就两三百。

现在店里的流水主要是靠外卖，我看老乡说可以在美团上充钱推广，外卖你不充推广，就没有单子，充了推广，也赚不了多少钱。一天花一百多块钱买流量，会有个几十单。美团抽点抽的太狠了，一单就赚个一两块钱，面又容易坨，遇到客户投诉还要给人家退钱。这生意，你是做也气，不做也气。

◎ 一单顾客付了20.58元，扣了各种补贴和平台佣金7%、配送服务费，到张小妹手里为14.23元｜图源：受访者供图

一单有20块钱还是好一点的单子，还有几块钱的单子，甚至扣除费用后到手两三块钱的单子。

美团、淘宝闪购、京东，都是要充钱才有推广的。饿了么我还搞了一个全站推广，一单要付1块多钱，会有点单子，京东没有充钱，今天一天卖了5单。

这个店一开始我们是抱了很大期待的。在开这个店之前我在重庆开过羊肉粉店，不赚钱。就专门去重庆新东方学的重庆小面，交了四五千块钱学费，学了半个月。但是重庆的小面店太多了，我们就想全国看看。我老公为了找地方，跑了好几个城市，有的地方房租太贵，接受不了。

后来来江苏常州武进这边，在大学附近，房租还可以，一年七万五。现在来看，其实位置不好，一条街已经有两家重庆小面了，地方还偏。旁边学校又快放假了，放假就要闲两个月。

店流水好的时候，一个月还能赚个几千块钱，万把块钱，不好的时候，这些钱都没有。去年年底我算了一下，我老公用来走店里账的那个银行卡上，就剩几千块钱。我还跟他吵架，钱去哪了？其实开店外面看着有钱，余不了钱，把家里开支付走了，就用完了。

这个事情出了（接到传票）以后，我就崩溃了。这个店的转让费就花了十万，加上装修和房租，投了快二十万。有八万是我们自己攒的（积蓄），有十几万是老公找堂哥借的，还没有还。房租本来一次交一年，我老公就跟老板说交不起了，老板说先让我们半年一交。

7月2号就是交房租的日子，我们还在想怎么办。现在就是硬撑着，做一天算一天。

“为我自己打抱不平

我委屈”

现在这里生意这么不好，我都想过出去打工，打工5000块钱一个月还是有的，但是我又真的不想进厂了。那种苦我吃够了。

我是83年的，上学的时候成绩其实很好的，奖状拿了好多，老房子里贴了一圈，都是前几名。后来我妈生病了，家里农活多，我那时候十一二岁，就想着不读了，回来帮他们干点活，让他们轻松一点。我不怪我父母，那时候农村人都这样，大家都穷，没办法。

长大以后我什么都干过。去台州打过塑料机，进厂做洗衣服的刷子，还在纺织厂干了4年，一天干12个小时，灰尘也大，他们说待久了会生病。我们上班必须戴头套戴口罩，整天在那种环境里很压抑，机器不能停，上下班都跟打仗一样。

在厂里的时候，我跟老公两个人，两块钱的早餐都舍不得吃。

我跟老公是一个村的，他77年的。我19岁就跟他结婚了，20岁生了儿子。大儿子是03年的，今年23岁，大学毕业了。他自制力好，知道要学习，不用我操心。小儿子09年的，17岁，去年中考就考了两百分。

他这个成绩读高中是读不走的，去职高我怕他学坏了。他成绩不好，我觉得我有一部分责任。我跟他爸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就回一次家，有时候为了省几百块钱路费，过年都没回家。孩子是他爷爷奶奶带的，他小时候贪玩打游戏，没人管得住。

我想着考两百分能上什么学校？那种技术学校管得不严，去了也学不到东西，还怕他跟别人学坏。就让他在我们店里帮工，有时候还挺乖的。他说想去学厨师，我说你想学就去学，学门手艺以后也能找到工作。

现在想想，我对我小儿子很内疚的。

我们就是没文化的小老百姓。虽然压力大，但日子过得差一点，也要硬气一点，不要让人家同情你。

钱没了可以再赚，但这个事（指被起诉）真的把我吓到了。我到现在晚上都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刷手机也看不进去。有时候偷偷掉眼泪，不敢让人看见。

他们真的是做得太过分了，欺负人。我们小老百姓花的钱、花的精力……吃不好睡不好，一个多月了……律师的钱怎么办？

我也是个粗人，一辈子都是本本分分的。说出来这些我也不是有什么目的，只是为我自己打抱不平，委屈。我还是庆幸南阳大姐站了出来，也佩服她，不是她的话，我们真的要吃亏了，真的。

应对方要求，文中张小妹为化名

作者广坤｜排版魏蔚

倒卖救命血，血荒催生的地下黑市

王虹儒 — Tue, 09 Jun 2026 10:02:54 GMT

在公众和警方的语境里，00后刘星星是个不折不扣的“恶人”。作为一个游走在血站外围、靠兜售献血证谋生的“血牛”，他明白这份工作并不光彩——

“对于国家，我们属于投机倒把；对于无偿献血（志愿）者，我们可能（是）吃人血馒头。”5月13日，他在带有“互助”字眼的抖音账号私信里，这样对凤凰网回复道。

这个在医疗体制裂缝中生存的年轻人，自己也是被生活逼到了墙角。刘星星过去在养猪场打工，挣的钱大都寄回了家里，家里妈妈身体不好，每月光是看病买药就要花2500块。今年失业后，他试过去跑外卖。扣掉工作服、配送箱和租电动车的费用，到手根本剩不了几个钱。干了一个月，他没再做下去。

走投无路之下，他成了一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血液中介。他说，对于我这种没钱吃饭的，当血牛是“雪中送炭”。

中国“血荒”已久。凤凰网联系到各地医生和血站工作人员，多位受访者表示，疫情之后，无偿献血者明显减少，血库告急成了常态。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2024年献血人次较上年下降约7%，为近年来最大单年跌幅。

这构成一个荒诞的现实闭环：当官方的无偿献血体系面临严重失血，一群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正用最原始的市场交易，缝补着这个庞大医疗系统的裂缝。

尽管深知自己干着刀口舔血的买卖，刘星星反问道：“没钱，不是更可怕吗？”

凤凰网辗转接触了4位买卖血液的中介，在地下市场，他们被称为“血牛”，也就是倒卖血液的黄牛。他们有的曾是养猪场工人、汽车配件厂职员，失业以后，通过兼职群或熟人介绍，进入了这个灰色地带。

刘星星是刚入行一个月的“新手”。最近一次失业后，他在兼职群里看到有人发互助献血有补贴的消息，想去试试。按照对方指引，他到附近血站献了400ml全血，拿到了900元报酬，领到了献血证。

走出血站，他看到跟他交易的血牛在和其他客户聊天，便上前攀谈。对方见他颇有“兴趣”，就委托他把自己的献血证送去医院。从病人家属那里，他听说，这个证转手卖了1200元，瞬间溢价300元。

“这生意可以做。”刘星星想。

之后，他和这个老血牛成了固定的合作伙伴。两人三七分成，谁拉来了需要献血证的客户，谁就拿七成。老血牛告诉他，身边有朋友靠这个一年赚了30万。

刘星星的日常变成了两件事：在网上的备血求助贴下留言“爱心互助”，以及到血站附近像上班一样蹲点。他从早上8点半待到下午4点，看到神色着急的人就上前搭讪。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碰到一两个“客户”。

在这个隐秘的链条里，像刘星星一样，既做中介、又出售自己血液的底层血牛，并不算少。在北方一家三级血液病专科医院的输血科，凤凰网又碰到了血牛王辰。他身形壮硕、皮肤黝黑、穿着人字拖。

“要血小板吗？”他主动向凤凰网搭讪道。看着眼前的人一头雾水，他补充了句，“爱心互助”。

攀谈之中，王辰告诉凤凰网，自己原本是一家汽车配件厂的工人，去年遇到裁员，没钱交房租，才想着来卖血小板。

按照规定，单采血小板每半个月可以献一次血，王辰每次能拿到900元，一个月就有1800元的收入。从入行至今，他已经卖了十几次血小板。他向凤凰网伸出手臂，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针孔痕迹。

由于长期卖血小板，他偶尔会头晕。他说献血并不轻松，他用手比了比：400ml的血，差不多能装满一瓶两块钱的娃哈哈矿泉水。

失业后，王辰也试过跑外卖，但他体型偏胖，受不了夏天的暴晒，只在晚上气温降下来后才出去跑几单，跑到凌晨12点，每天挣两百来块。加上卖血和倒卖献血证的钱，一个月能挣四五千。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这个低门槛的行情越来越“卷”，收入也大不如前。只靠倒卖献血证，刘星星挣的钱比王辰还少。5月以来，刘星星只挣了一千块钱。客户主要是老血牛介绍来的，靠他自己，只找来了两个。他听同行抱怨，一张献血证的价格，去年能卖到2500块以上，今年跌到了1500元以下。

在血液买卖的市场里，还活跃着一些连中介都算不上的纯粹“血包”。在血牛们经常发布线上兼职的那些公众号里，有偿献血被包装成“献爱心志愿者兼职”，献血是“献雪”，“钱”则用“米”替代。24岁的失业大学毕业生小杰，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再次走进血站的。

小杰第一次献血是在读大学时。2021年暑假，他奶奶走路摔倒需要手术，医院要求家属先去献血。小杰从安徽乡下赶到合肥，在附近血站献了300ml全血，上交献血证的当天，奶奶就用上血了。那是一次纯粹的亲情互助。

但今年5月的第二次献血，性质却变得暧昧不清。起初，面对以患者家属身份自称的凤凰网，小杰坦承自己是“有偿”献血；但当凤凰网表明媒体身份，他立刻改口，称这次是因为“一个朋友的叔叔”有用血需求，自己是去帮忙，事后拿到的500元只是“朋友给的红包”。

小杰并不觉得献血是多大事，“跟输液差不多，手麻几分钟就好了”。他坦言，这笔钱多少缓解了眼下的经济压力。他本科学会计，2024年毕业后跟家人做了一段时间生意，今年年初为了爱情来到南方城市，却陷入求职困境。

“找不到工作就去当保安。”他在社交平台上调侃。现实是，他所在的城市很多岗位底薪只有三四千，而他和女朋友的房租每月就要2000元。成为“血包”，至少让他有了一点点异地生活的底气。

在这场穷人抽穷人血的互害游戏里，极度内卷和底线的滑落，变得顺理成章。

刘星星告诉凤凰网，血站附近全是同行，大多平头模样，背着挎包，以便收支现金。有了单子以后，刘星星要全程陪同找来的献血者去献血站献血，直至把献血证拿到手里，“怕被同行挖走”。

“我在现场我就抢不过他们。”刘星星说，有时，他正和患者家属谈着价格，同行就来抢人，同样一个献血证，“你卖1400元，他卖1300”。他的报复方式是，“后面需要（撬）他的客户，我也这么干”。

他听说，有同行甚至为此动起手来。不过，被打了大家也不会报警，“都知道自己干的是犯法的生意”。也因此，老黄牛才愿意和他合伙，“一个人容易挨欺负”。

但就在几天前，刘星星发现老血牛的电话打不通了。同行告诉他，那人已经被捕了。没了客源不挣钱，“风险还大”，刘星星说，据他了解，血牛之间是不会有微信群的，而他和老血牛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是每天一删，手机里甚至不会存下对方的手机号码——避免一人被捕后，警方通过手机顺藤摸瓜出其他人。刘星星也在考虑换个行业，只是，他不知道下一份工作在哪里。

散户们抢着残羹冷炙，而真正掌控黑市的，是已经完成了某种“阶层跃迁”的大血头。

一位近年入行的血牛告诉凤凰网，在北方医疗资源集中的城市，用血量越来越大，三甲医院的输血科几乎都有血牛出没。

那位在血液病专科医院蹲守的前汽配厂工人王辰，这样描述了他所依附的大血头：拿两部iPhone，有五个微信，最多的一个微信里加了五千多人；经常坐在医院门口的长椅上打电话找人，一个月轻松挣三万。大血头“霸占”着这家医院，碰到同行来抢地盘，他会把对方赶走。为了扩张业务，他还招了一名小工去四处贴小广告。只是前阵子，小工被警察抓了个正着，为此，血头给了小工700块钱，作为拘留一天的补偿。

“对他们来说，这都是小钱。”王辰说。

他翻了翻微信，展示了几个血头建的献血者微信群，承诺道，一张献血证一千多元，提前一天告诉他，他就能找到人。但他也说，自己不敢在群里直接发献血招募消息，只会私下加微信，一个一个问。

在北方某核心城市的一家血站附近，凤凰网见到了一名形似刘星星描述中的“血牛”的中年男子。

他面对陌生人很警觉，虽然连连摆手表示自己不知道献血证，却极其熟络地介绍了买卖献血证的流程和渠道。他提到，去年下半年，弟弟因鼻咽癌治疗需要用血，医生告诉他，可以找某病床的一个老太太，她有中介联系方式。为这场病，弟弟花了30万，最终还是在去年10月去世。如今，他自己也身患肾病，吃着中药。

得知凤凰网寻找献血证，他详细地介绍了流程，还把自己当初为弟弟买献血证的聊天记录翻出来，提供参考。临走前，他又折回来告诉凤凰网，可以去血站问工作人员，他们一般也会有中介的联系方式。不过，当凤凰网以需要献血证的家属前往血站求助时，工作人员称“不支持”，否认了这一说法。

枯竭的血库，使得盘踞在医院之外的大血头和医疗体系之间，形成了隐秘又无奈的“共谋”。多个消息源证实，面对即将重大手术的病人，在北方某超大城市，三甲医院的医生会主动向家属提供血牛的电话。这里，一张400ml的献血证的市场价大概在1200元，和血牛讲价的话，1000元也能拿到。

在这个地下黑市里，大血头和医院相关人员之间的“合作”，也许有利益输送的可能——2017年曾有新闻曝光医院女护工组织卖血获刑，但绝大部分一线临床医生冒着风险给血牛电话，只是出于无奈。

一位90后上海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表示，在医患关系愈发紧张的当下，他不会这么做，病人“没血就回家”，“把自己坑进去没意思的”。

但他又说，师傅那一辈的热心医生会出于好意，动用自己私人关系帮病人家属找血，甚至撸起袖子帮病人献过血。一位在重庆某县级妇幼保健院工作的医生也表示，医院有献血指标，基本上每个科室的医生，只要身体满足献血条件，都是要去定期献血的。“很多医生是下了夜班，来我们这献个血才回家的。”一位深圳血站的工作人员说，“家属的难处，临床医生都看得多。”

但在血库告急的当下，医生们无奈的善举，某种意义上反而推动了血液地下黑市的勃兴。

2026年4月中旬，公安机关和媒体公布了一起横跨上海、江苏的非法“血贩链条”大案，犯罪手法和当下如刘星星在内的血牛们如出一辙：在网络平台以“兼职”“爱心公益”之名招募献血者，再把献血证层层加价，倒卖给需要用血的病人。但一个毛骨悚然的犯罪细节是：为了获取更多献血证，血头们甚至教唆不符合献血条件的人，服药后继续献血。

卖血者所服药物早在十多年前便见诸报端：常见的是硫酸亚铁片和复方肝浸膏片，通过补铁补血，在极短时间内，拉高血液里的血红蛋白指标；大量喝盐水也能凑够体重，扩充血容量。王辰也对凤凰网提到，如果献血者有高血压，可以提前一天吃降压药，让指标符合标准。

在这个行业，血头因非法组织卖血罪被捕是家常便饭。王辰称，他所依附的大血头，就在凤凰网到访前四天被抓了。

但供需的巨大缺口仍在，血头们仍在长江后浪推前浪。

在一个兼职微信群里，凤凰网以卖血者的身份加上一位血头的微信，他称，“700补助”，“每天都要”。

他的朋友圈发布着各类要“血包”的信息：“xx全血现在能去的联系我，需要两个。赶紧上人”，“小板（间隔）时间到的联系我，明天要......”

在5月中旬，凤凰网还能翻至其4月15日的第一条招募“血包”的朋友圈，但在5月26日，他的朋友圈变为“仅三天可见”，所用文字也更隐晦了，不再出现“血”字——“明天301小板，价格高，600，要求有建设银行卡，时间到了能去的速度报名”，“每天要各种型，小板满14天就可以做，立结靠谱”。

李赤是一位无偿献血者，山西侯马人，今年53岁。他第一次上新闻，是在2024年8月。当时，他朋友的母亲出了车祸，在太原住院，急需用血。他便到侯马血站志愿者群发了条求助消息，结果几分钟后，这位累计献血24次的献血金奖获得者，被血站大夫踢出了群聊。

“所以我从不献血，”当时有网友评论道，“太寒心了。”

李赤的朋友最后带了3个人去太原献血，但只有1个人符合献血条件，剩下800ml的血，是花数千元从黑市购买的。讲到这里，李赤有些哽咽。

2025年6月，李赤的经历再次在网上发酵，引发了大量消极评论。这让他感到，网友愤怒的背后有更复杂的原因。

中国的无偿献血制度确立于1998年。当年颁布的《献血法》只规定了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可“免费用血”，有关“优先用血”的承诺则是此后各省市为了鼓励市民献血，出台的激励性政策。

但在血液极度紧缺的情况下，“优先用血”的承诺渐渐成了空头支票。

在深圳某血站从事血液工作十七年的王丽说，优先用血的前提是“池子里的血是够的”。在血库告急的情况下，血站只能优先保急救用血，可以择期手术的患者的用血需求只能排在急救后面。

“我们这里经常是车祸外伤的，高空坠落的，马上要生孩子的，七八十岁在ICU抢救的一起来找我们要血，这种紧急情况你肯定要救对不对？在去年年底血库最紧张的情况下，择期手术的患者家属拿着10年前的献血证来找我们优先用血的，我们很想给他，可拿什么给他？”王丽焦急又无奈地说。

凤凰网联系到各地医生和血站工作人员，多位受访者都表示，疫情之后，无偿献血者明显减少，血库告急成了常态。

王丽对血液系统的脆弱性烂熟于心。献血者献出的全血，需要在血站完成传染病等各种项目检测，血液成分制备和贴标签打包装，光是准备工作就要耗去2-5天。理论上，红细胞的保质期是35天，这样算下来，一袋全血的实际可用窗口不足30天。血小板则更短，可用窗口只有3-4天。这意味着，血液无法储备，一旦献血人数下滑，动态平衡就会被打破。

另一位福建某血站的工作人员告诉凤凰网，疫情后，血站给出的购物卡等补贴是原来的一倍，但来献血的人只有疫情前的一半了。她所在的血站要给全市五十多家医院供血，最近，全血库的AB血型库存只剩下8000ml，只够应对仅仅一位出血量大的急诊病人需求。

供给在不断收缩，需求却从未减轻，缺口甚至越来越大。王丽说，医疗技术进步让越来越多以前救不了的病人得以救治，老龄化带来更多用血需求，医保联网和交通发达又让全国患者向大城市集中。“像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它的用血量靠自己城市的市民献血是远远满足不了的。”这构成了“血荒”的结构性根源。

当血站发出“库存紧张”的信号，压力便直接传导给了临床医生。重庆一家县级妇幼保健院的妇科医生陈娟告诉凤凰网，疫情之前用血相对宽松，但近两年，只有急救用血不受限制，治疗用血基本都要患者家属先去献血，血站才会发血。“病人会觉得我们没有同情心，故意为难他们，但血站不发血，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不小心就会被投诉。”

陈娟也觉得，在大多数患者用血都得“一换一”的情况下，优先用血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

时隔两年，当凤凰网联系上李赤时，他解释说，其实是热心网友误会了她的事。在志愿群里发消息前，他曾求助过群主，也就是那位侯马血站的大夫。对方帮他联络了太原血库，但因为用血紧张，太原那边不接受调配，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他后来对血站的不满，是因为他感到没被尊重——如果被踢出群聊是由于他的求助信息被误解为“有偿献血”，那位大夫本可以和他说明情况，但至今，他没得到任何回应。

"这不是一个合法的事，”谈到朋友后来走投无路买血时，李赤说，“但曝光出来，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用血？”

李赤感到矛盾，他明白血牛买卖血液是非法行为，但却又是他们游走于边缘地带，以黑色交易满足了老百姓的刚需。在手术的极端压迫感下，走投无路的家属只能向大血头妥协买证。一些血牛也因此有了“互助献血”的滤镜，一位自称为志愿者的人士提到，自己经常无偿为家属找普通献血者，实在找不到时，她也会向家属推荐靠谱血牛——只要这个人拿钱后真的办事，而不是骗完家属的押金后就拉黑。

“打击黄牛只是权益之计，”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刘忠军对凤凰网说，“真正的出路是让血荒不再发生。”早在2020年，他便呼吁放宽献血年龄，增加潜在献血人群。

沈浩是南京一名理工科博士，从去年开始定期献血小板。他经常在网上刷到帖子，说献了很多年血，家人住院需要用血，医院却让重新去献，旧的献血证根本没用。他觉得好奇，便主动在小红书上搜索优先用血成功的案例，发现用上了献血证的例子也不少。

为了方便在网上和人“对线”，沈浩索性截了100多张图，囊括全国各地的案例，其中不乏异地用血成功的。他注意到，各地政策对献血者本人和直系亲属的优先用血限制，是相当宽松的，不认献血证的情况，通常是亲戚朋友借用、且在异地用血的。

但不同医院，甚至不同的一线医生，对献血政策的了解程度并不相同。“直接让病人去献血，审批最快，有的医院就图省事，”沈浩说，“我就写了一些攻略，告诉大家，有时候你找医院是没用的，不如直接去联系血站。”不过，他认真写的攻略热度很低，只有70个点赞，远不如献血者李赤无法用血在互联网上的发酵热度。

这种信息偏差，在北京坚持献血26年的刘有福观察得更为透彻：血库越是缺血，优先用血的承诺越难兑现，负面信息就越多，无偿献血的人就越少。

面对这个恶性循环，刘有福试图做点什么。2024年3月，他50岁，创立了“小白板”公益团队。他邀请了一批固定无偿献血者，每人按照自己的周期去献，把献血指标定向给北方某大城市医院的血液病患儿病区——那里的孩子大多从学校全国各地转来，陪床的家长既没有身体条件去献血，又难以负担血牛开出的价格。

这和血贩子的操作在形式上有几分相似——血贩子找来的献血者也需要去医院输血科，签定向承诺书——却又有本质区别。刘有福说，他们无偿、盲捐，没有人会为了钱瞒报健康状况。“不过，我们用的这种定向献血的方式，是官方不推荐的。”刘有福说，互助献血原本写进了现行的1998年《献血法》，并非强制，却因催生灰色产业链，已于2018年被原国家卫计委全面叫停。但互助献血并没有因此消失，只是转入了地下。

两年多下来，“小白板”团队每个月有约五十人、七八十人次献血，能满足上述医院定向病区大部分的用血需求。刘有福自己累计献血126次，献血量共计48300ml。

民间努力之外，国家系统也在努力应对血荒困境。施行了27年的《献血法》，正在面临首次重大修订。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发布征求意见稿，拟将献血年龄上限从55岁提高至60岁，将全血献血间隔从6个月缩短至3个月，新增优先用血相关条例，并要求建立全国统一血液管理信息系统。

目前，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上，已经可以办理异地用血血费减免。沈浩整理的正面案例里，浙江和武汉出现的频率最高——前者做到了入院自动短信提醒相关权益，后者上线了优先用血申请小程序。他所在的江苏，献血满4000ml可获三免卡，免景区门票、免公共交通、免门诊挂号费。他自己，也是看到这项政策后，才再次献血。

刘有福经常和团队骨干“畅想”：我们现在签承诺书，是为了以后不签承诺书。他希望通过团队的存在感召到更多人主动献血，让血库不再依赖互助献血，让家属不再被迫求助血牛。

山西侯马的李赤已经不能再献血了。他的身体在2021年出了问题，此后虽然又献过两次，但血站最终还是告诉他，不能再献了。他有些遗憾，当初想在50岁之前里程碑式地献够1万毫升，结果没有做到。

但他仍有心结，希望无偿献血这件事，可以被全社会每个人积极执行起来。

“都不献的话，你拿着钱也买不到血，”他说，“到时候受害的还是咱自己。”

应对方要求，文中刘星星、王辰、小杰、王丽、陈娟、沈浩为化名

作者王雯清李秋涵

编辑阳千鱼｜排版魏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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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面”之下：山西沁源82死矿难调查

罗光磊 — Sun, 24 May 2026 15:29:30 GMT

山西省沁源县，留神峪煤矿。5月23日傍晚，作业现场已被拦住，你只能在矿区门口看到一道栅栏，背后封锁着中国近15年来死伤人数最多的矿难。

栅栏旁边是矿区的停车场。平日，这里停满了车。在这个方圆十里等不来一辆网约车的荒凉地界，一辆车就是工人通往外面世界的“脚”。很多人是开着车，领着老乡来矿上务工挣钱的。

此刻，空出的车位格外扎眼。5月23日，一些幸存的外地工人零零星星来到这里，取车回家。他们是幸运的，由于诸多巧合——因为没有排到事发时的“中班”（三班倒中间的那一班），因为距离事发的3号井较远，因为还没有下井——捡回了一条命。惊魂未定后，这些人和家人报了平安，开着车平平安安回家了。

而现在，剩下约1/2没被开走的车，还静静待在自己的车位上。有的车，可能再也等不到它们的车主。一天前，2026年5月22日19时29分，这个停车场所在的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至发稿时已造成82人死亡，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

光夏的父亲，或许也是这些车再也等不来的主人之一。

他是两个月前来到留神峪煤矿工作的。爆炸发生后，光夏始终联系不上他。“我爸爸的朋友和他是一起下井的，那边（煤矿）当时有人在现场找人问了问，说是（爸爸的）定位器显示到了地面，可能获救了，但不知去向。”

在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前，担忧、恐惧、焦躁、希望交织在一起。

光夏一边打父亲电话，一边根据放出来的消息到处打听父亲的踪迹。沁源县人民医院、煤矿现场......“问了都没有他的名字，他可能被转到其他医院了，据说有的人是没有登记直接转走的。”

为了缓解焦虑，光夏反复地刷新社交平台，只要央媒的微博一弹出新的消息，她立马点进去，只要有人私信提供消息，她立刻回复……她希望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找到关于爸爸的消息。“普通人面对这些，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但这份微弱的期待没能迎来她想要的结果，23日晚上10点，村干部的一通电话，宣判了这个一家四口的破裂。

“爸爸去世了，村干部说让去沁县认领（遗体）。”

5月23日下午1点，凤凰网联系上刘玥时，她也在焦急等待父亲的回信。父亲的消息全无，这让她心急如焚。2点，她在一则疑似矿难家属寻找家人的帖子下留言，“理解你，我爸现在还没消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5点，她再次发帖，“我找不到我爸爸了”。

又过了两小时，7点，她说：“我再也没有爸爸了。”

据央视新闻消息，5月23日山西省长治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截至目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

凤凰网从多方了解到，此次爆炸位于留神峪煤矿3号井。

老徐（化名）是事发3号矿井通风科的一名工人。事故当天他上夜班，到达现场后，他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满满的全是救援人员、救护车。他一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感觉“出大事了”。工友通知他不必下井，他心中恐惧，转身回了家。

◎ 5月23日，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现场图源：CCTV+

他所在的通风科可以说是矿井的“呼吸命脉”，负责瓦斯稀释、风量调控和灾变风流控制，直接决定井下能否安全作业。

重庆大学资源与安全学院教授、“预防煤矿瓦斯动力灾害基础研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胡千庭向凤凰网肯定了这一点，由于矿井下存在有毒有害气体，通风是必需，通风科的矿工责任重大。“正常情况下只要通风到位，是完全能够稀释有毒有害气体，让浓度降到爆炸临界值以下的，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

但提起现实中的工作，老徐叹了口气。

理论上，他需要带着便携式四合一（包含甲烷、一氧化碳、氧气浓度等）的检测仪，在井下工作，一个人管一个工作面（指井下同时进行采煤或掘进作业的独立区域）。按照《煤矿安全规程》，瓦斯浓度达到1.5%就必须停工，不能作业，断电撤人。

但规矩是规矩，现实是现实。

老徐说，掘进作业里，要接风筒，这是为了稀释瓦斯、保证通风的必要操作——在掘进过程中，巷道每向前推进一段距离，就需要在末端接上一节新风筒，以保证新鲜空气能流通。

按照安全要求，安装风筒需要掘进机停下来，花10分钟到半个小时装好再继续，但采矿工人总是打断他的安全工作，跟他说“等一等”，“他们也是害怕，（采煤的）主要工作完成不了”。遇到这种情况，他只能往上汇报，让地面上的调度负责人来协调，但即便这样，工人还是一再扭头跟他说，“等一等”。

配合稀释瓦斯浓度的作业，大家并不上心，只是到瓦斯超出1.5%，才会配合断电撤离。风筒吊挂在巷道顶部，正常情况工人可以站在掘进机机身的防护平台或履带上方临时踏板上操作，但掘进机处于“可移动”状态时，是不能站上去的，掘进机通电情况下，安装也存在风险。

这时他只能“自己想办法”，比如踩梯子去装，但如果掘进机在通电情况下，这是存在高风险的。为了跟随掘进进度同步装上接风筒，他能做的就是见缝插针找机会，“一般下班前必须得接完”。“我只能保证自己，别人的履职情况，这个东西说不准的”，老徐说，他原本不想卷入是非中，但为了下一次的防患未然，他不得不说出来。

同为3号井的员工张东也清楚，掘进作业里接风筒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为此，他和室友王强强都带着便携式瓦斯检测仪。

王强强说，年后刚来这里时，瓦斯含量很少，但在5月份，瓦斯含量越来越高，有的地方一度高出1%，这时便携式检测仪会报警，采煤机会自动断电。他们所在暗面的通风条件相对可靠。但即便如此，几个月来瓦斯含量的升高仍让他们感到不安，一开始工友介绍来干活时，“没说是高瓦斯矿”，王强强语气有些不忿。

相比于老员工老徐，他们遇到的情况更复杂。

3月刚来时，他们以为自己和其他矿工一样，在正常的采煤面工作。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入职后矿上一直没有给他们发“定位卡”。

直到4月份，队里突然通知“上面有检查，先停一下”，随后用砖墙将通向工作面的巷道临时封堵起来，从外观上完全看不出背后有作业面。“有检查的时候，我们面就封了。我们那个时候才知道，这是暗面。”张东说着笑了。

所谓“暗面”，即未在矿井图纸上标注、未向监管部门备案、不纳入产量统计的非法采煤点。检查人员到来前，会用砖块把洞口封死，不过，里面还是可以照常作业，“他们听不到的，离得远”，张东说；检查人员一走，张东们才能拆砖开门。不过，除了自己所在的这层，张东表示，并不知道3号井有多少暗面。而他和王强强都听说，二号井在事发后，被查出有两个暗面。

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直接给出了“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初步判断。事故刚发生时，矿方连井下到底有多少人都统计不清，直到救援人员盘问才对上账：实际下井的247人中，有103人根本没有携带井下人员定位卡。

新华社记者在救援现场证实，留神峪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井下情况根本不符。井下出现残垣断壁，救援人员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一个个巷道中盲目搜寻。

◎ 隐藏巷道 图源：CCTV+

◎ 5月23日，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现场图源：CCTV+

暗面最大的风险之一，是工人没有配备人员定位卡。按照煤矿安全规定，每位下井人员必须携带定位卡，以便调度中心实时掌握人员位置，发生事故时精准施救。

“说句不好听的，人如果在里面出了事，人都找不到，谁也不知道。”张东直言。他们曾向领导索要定位卡，得到的答复是“还没下来，新来的工人多，等一等”。直到事故发生，他们始终没有拿到定位卡。

在暗面的工作，还有些“打游击”的感觉，5月初，他所在的“暗面”，一台采煤机的核心部件油缸损坏，需要更换，但当时因为检查来了，通往暗面的主要通道被砖墙封住，大型备件无法运入。“材料运不进来，机器用不了，我们等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张东苦笑。这期间，他们还能进入干杂活，绕行其他巷道，他在纸上向凤凰网画了一个曲折的路线图，多走10多分钟，穿过皮带巷等狭窄通道，这是笨重的设备无法通过的。

在暗面，设备老化也是一个问题。张东负责维修设备，他提到，采煤机的行走轮、电机、油泵等部件“动不动就坏”。“在其他矿，我们都有备用材料，可以调来，这个矿没有。你需要一样东西，报上去。”张东说，由于缺乏备用零件，一旦损坏便陷入漫长等待。上个月，他被动休息了8天，不是因为放假，“是因为零件进不来，机器坏了，没活干。”

最让老徐无奈的是，矿上并非没有安全培训和技术培训，但“说白了只是走形式。”

老徐之前在酒店、商场干过。他说那时的消防演练是“实打实的”，“面罩怎么戴，门怎么堵，疏散通道怎么走，都得熟悉掌握。”但在风险系数更高的煤矿公司，却没想到“执行很难”。

关于安全培训的内容，他印象中包括“三维培训”、“黑色三分钟”、“生死一瞬间”这些视频学习。他说，其实培训的时候主讲人说的也挺详细，但是问题在于，培训往往安排在下班后。

对于工人来说，高强度工作以后再去培训，精神已经松散，人都听不进去。“我们上夜班，从晚上11点上到早上八九点，下班的时候都很累，有时候培训的时候趴桌子上睡着了。”更重要的是，很多年龄大的工人文化程度不高，“你让他学，他不认识字，也很难”。

还有一点是在实际演练上，他觉得不够受重视。“虽然也有应急演练，但像我们这种三班倒的，假如说三个班里有一个班参加了，剩下两个班可能就不会遇到应急演练。”

关于瓦斯超限后如何撤离的演练，他想了想说：“没印象。”

“当时没听到爆炸声，就感觉到轰的一下，有气体冲过来。”躺在病床上的李国强坐起身，用带有沁源乡音的普通话向凤凰网回忆道。5月23日夜，他正在沁源县人民医院住院部接受治疗。这一层楼，都是他的同事们。

李国强是山西长治沁源本地人。他在这个矿上干了四五年，加上以前辗转其他地方的日子，在煤矿这一行已经摸爬滚打了快二十年。

爆炸发生在3号矿，当时李国强在1号矿，离爆炸点有一定距离。他没有听见巨响，只是身体先感觉到了异样，“轰的一下”，一股气体冲过来，鼻子里涌进一阵刺鼻的、发咸的怪味。

据相关媒体报道，事发时有正在井下作业的工人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炸晕，醒来后井下能见度极低，他们班组4人顺着巷道一路摸着逃生。

李国强并不是当场被送医的。出井以后，他先是回了家，但身体一直不舒服，尤其到了晚上，鼻子难受，头也晕。实在扛不住，第二天，他自己来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是轻微一氧化碳中毒。

现在，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输液、休息。至于要休多久，“还不清楚”。

像李国强这样的情况，不是个例。他旁边病床的工友也提到，回家后出现头晕，第二天吃过饭后来到医院。直到23日下午，还有工友陆陆续续来住院。

◎ 伤员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 图源：CCTV+

煤矿厂的员工宿舍就在煤矿事故地外附近，距离停车场步行不到1公里。这里，大多房门已从外面紧锁，不少人已经回家。

张东所在的宿舍，是为数不多还开着门的，五人间里，三人正在床上躺着，有的玩游戏，有的刷着最新的新闻。他们刚来了三个月，桌上还放着他们自费180元的入职体检报告。床上的被褥有些凌乱，都是入职时临时买的，被褥、雨鞋、工作服，一共花了100多块钱。

事故发生时，张东和王强强都在宿舍，原本是要上第二天的早班。正常情况下，当天的中班要到晚上11点才会回宿舍。但那天晚上9点多，中班的工友提前上来了，他俩就问啥情况，对方说：“下面瓦斯爆炸了”。

他们此刻的感觉是：侥幸，害怕。事后越想越后怕。

现在煤矿停了。张东们被困在宿舍，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三个月以来，他们还一分工资没拿到，平均每个人被欠薪两三万。

张东和王强强都表示，这是他们从业六七年以来，见过“最抠”的煤矿公司。以前在其他矿，被褥、工作服、雨鞋都是矿上配发，张东说，“到这个地方，啥也没有，全部自己买”。

现在，回山东老家，单程六七个小时车程。“你现在走也不行，不能走。你走了以后，矿上处理这个事情，你还得再来，路费又搭进去了。”张东说。

◎ 矿工宿舍｜图源：李秋涵摄

郭天是3号井运输队的晚班成员，队里约30多人，年龄大都在40岁左右，年轻人比较少。他平时负责将井外的挖掘器材和井内的煤通过传送带进行输送。

由于他是晚班工人，凌晨12点上班，爆炸发生时他并不在现场。他还记得，5月22日晚上9点左右，他来到留神峪煤矿待命，“我们平日的流程是，下井前会去各自的队部开班前会，听当天的工作安排。然后回到澡堂里换上下井的工服，带上定位卡，领取自救物品比如气囊。所有这些东西都准备好，再去井口前待命。”郭天也提到，下井时每个人都会进行人脸识别，“扫一个进去一个。”

然而22日晚，他们刚到煤矿没多久就收到了班组长的通知，称今晚都不用下井，让他们都回去。直到回家，他们才知道井上出事了。

5月23日中午13时30分，距离山西沁源300公里外的家属小雪，终于拨通了在留神峪矿场爸爸的电话。在电话那头传来熟悉而疲惫的声音之前，小雪的手都是抖的。

起初她没有意识到这场灾难的残酷程度，在惨痛的死亡人数让全网沸腾的第一时间，她立刻给爸爸打去电话。他正在赶回老家的路上。他当天是晚班，事发时尚未下井，躲过一劫。

这是矿上为数不多的幸运。

现在心情怎么样？说不好。

什么时候出院？也不知道。

但有一点，李国强已经做好了打算，活肯定还是要接着做的。这也是不少工人给出的答案。在沁源，干煤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也是当地难得的“高薪”工作——就公开的招聘资料显示，当地的矿工通常收入在每月8000-12000元左右。

根据天眼查，这个矿的幕后老板叫任铁柱。

李国强说，任铁柱是沁源本地的小聪峪村人，离他所在的村子不远。老板最早做焦化厂，后来兼并了这座煤矿，还涉足其他化学品生意。事故发生后，李国强也是从手机上看到消息，说涉事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煤矿的“暗面”、隐匿的非法生产线、矿井里预警已久的高瓦斯风险，很可能是老板出事的原因。

2010年，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成立，成为了沁源县煤炭产业的重要参与者，为区域能源供应提供基础原料。

在高速发展为当地提供GDP的同时，它的一些隐患也逐步显现。就长治市能源局官网显示，今年1月9日，市局已经按照规定完成了对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各生产要素信息的变更登记和建档，变更后该煤矿的生产能力为120万吨/年，井筒数量6个，瓦斯等级为高瓦——这意味着，该矿井瓦斯浓度过高，易发生爆炸。

这并不是留神峪煤矿第一次出现“高瓦斯预警”。2024年4月15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公布的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显示，该煤矿就曾因主要灾害为“高瓦斯”被纳入其中。

另据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2026年度煤矿分类名单显示，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属于B类煤矿即安全保障程度一般。

就是这样一家安全未卜、让自己命悬一线的企业，却让老徐和张东们五味杂陈。

老徐是正式工，入职就拿到了定位器。谈到这这家矿场的老板，老徐说年底会发面、发米，他觉得以自己的学历水平能有这个待遇甚至感觉老板板挺不错的”。

思来想去，老徐决定离开这行，原因是眼见伤亡人数一再攀升：从8人升到50人，再到82人……“害怕，后怕”，“一个活生生的人就那么没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他说，“我还很年轻，惜命”。

而入职不久的张东和王强强还在彷徨。作为没有拿到过定位卡的外包工，他们承担着最大的生命风险，但他们看得很开：“都是出来打工挣钱的，只要是钱给到就行了。”

他们的困惑在于，这几个月钱也没给到，也不知道该找谁。

除了事发第二天早上4点被通知不用上6点那个早班了，关于公司的情况，他们也只能靠刷新闻，和同事间的口口相传。

那些没有走出矿井的人，永远失去了犹豫的机会；而更多的人，已经离不开矿井了。

◎ 矿工宿舍过道｜图源：李秋涵摄

小雪一家不是山西沁源本地人，在她出生的那个北方村子里，从爷爷辈开始，到父亲、伯伯这一代，几乎家家户户都靠煤矿吃饭。“村里外出务工的人，大都干这行。”小雪说。曾经，当地有一个大型煤矿集团，工资虽不高，但总算稳定。2017年，情况急转直下，工资发不下来，一拖就是一年。那年小雪正要高中毕业，大学学费成了横在一家人面前的大山。爸爸决定去外省务工。

他跑过新疆，不适应；去过贵州，被骗了，干完活拿不到钱。最后，他落脚在山西省长治县，虽然工作辛苦，但收入还不错。从此，这个北方汉子开始在异乡的矿井里，当起外包工讨生活近10年。

“这个矿工作量一直很大，”小雪说，“我爸说过，矿上不想让人休息，这是他干过的活儿里最累的一个。”小雪记得，以前在别的矿上干时，干两个月，能回家歇一两周，但在这里回来歇一周，就有人催着回去。

爸爸跟她念叨过好几次，想带家人去北京，去首都看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快80了，他一直想带他们去，但为了赚钱，一直没安排上。”

“这是他们能找到最能赚钱的活了。”小雪说。一线工人，一天收入300到500元，但井下工作时长都在10小时以上，而且是干一天算一天。一个月下来，的确能拿到1万以上，但前提是放弃休息时间。

但凡在井下待过的，几乎没有不受伤的。这些年，爸爸经历过好几次事故，主要是骨折。最近一次是三年前，被评定为十级伤残。

“绝对不要再从事这个行业。”这一次后，小雪语气坚定地对爸爸说，但他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

王强强也无法下定决心离开，“活了半辈子，谁有办法还愿意干这个”。他是80后，初中没念完就出来打工。干过建筑，做过电焊，最后下了井。他上有80多岁的老父亲，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在工作了，他自己挣的钱不够花，还得他给钱，”王强强心里有些愧疚，“（自己）文凭不行，口才也不行，（对孩子）教育不到位。”

如今，在事故后的煤矿宿舍，留下的人也私下讨论着这次事故未来的死亡赔偿金。

听到这可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众人流露出释然的表情，似乎一切并不算太糟糕。但当被问及这是否也给了他们做这行的底气？张东笑了：我还是惜命。

他说完这句话，对着王强强耸了耸肩。宿舍里突然安静下来。

应对方要求，文中张东、王强强、光夏、

小雪、老徐、李国强、刘玥、郭天为化名

作者 李秋涵木三川

编辑 L ｜排版魏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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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榜一阿姨：掏空儿子336万积蓄，守护男主播

李冠宏 — Tue, 19 May 2026 10:07:05 GMT

70岁上海阿姨江慧英，精打细算了大半辈子，人到暮年，却成了家里的“罪人”。

从2025年11月开始，四个半月时间，她把336万余元儿子的积蓄全部陆续打赏给了两个男主播，其中二百八十多万元流向微信平台跳舞主播“李解”，另有五十多万元给了抖音主播“许宝”。

今年3月，钱不够了，她以生活费为由，再向儿子伸手，先是5万、2万，接着哀求“宝贝儿子求求你了，就这一次”，要来了10万。

儿子周宇楠暂停出差，急忙回家，才了解真实情况。这个45岁男人当场崩溃大哭。那是他工作二十多年，每个月省吃俭用存下的积蓄，是母子二人的所有家当，如今只剩下0.43元。

他质问江慧英为什么隐瞒，得到的答案是：“如果被你晓得了，那我的快乐日子就没了。”

“我不理解，把家底都掏空了，有什么可快乐的？”在和我通话的过程中，周宇楠情绪激动。

5月初，我见到了江慧英，她正坐在位于上海普陀区的家中。这间由她和儿子共同居住的60平米两室一厅，明亮整洁，飘着罗宋汤的香味。她身高约1.6米，短发，染成黑色，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讲到在直播间里一晚上高达四五万元的大额打赏，她称自己“走火入魔”。最近，她情绪低落，治疗失眠的药物加到了每晚三四粒，已经离婚20年的前夫，被儿子叫来24小时看着她。

但即便如此，她还是无法摆脱直播间。每天晚上，她戴着老花眼镜，拿着前夫的手机，蹲守在“李解v”的直播间里，看着主播和粉丝们如何互动。按照她的说法，这么做是要找“托”的痕迹——前夫和儿子都说，打赏就是一场主播和粉丝的合谋骗局，可她不信。但找着找着，她又沉浸在直播间的一场场PK里无法自拔，对我说，“那种场面蛮刺激的”。

我能在她身上感受到一种矛盾，悔意里夹杂着津津有味。她身上有上一代女性的典型特征——在几天的深入接触中，她开始吐露，曾经漫长的家庭生活中，她把婚姻、孩子放在第一位，却常常感受到被忽视、被怠慢。房子、丈夫、儿子、朋友，没有一件事在她的可控范围内。可在直播间，她以撒钱的方式，获得了她在现实世界中失去的一切：存在感、尊重、掌控感。

“如果不考虑后果，那段日子确实很快乐。”她对我说。

一直以来，江慧英不算个随意挥霍的人，她生活上没什么大额消费。

她不喜欢名牌，认为“牌子货”买回来就贬值，常常在菜市场旁的地摊上买衣服。她身边最贵的东西是7000元左右的手机和一副无线耳机，都是儿子买给她的。

她曾经在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做仓库管理员，2005年退休后，每月有5600元退休金。刚退休时，她还常和老同学或是儿子出游，但这样的机会不多，因为“儿子工作太忙”。后来，她说自己腿脚不便，不再参与聚会，儿子教会她用外卖App买菜后，她更是越来越“宅”。

但她还是试图跟上潮流，办法是刷短视频，看热点新闻、搞笑段子，还有星座分析。

她说自己是双子座，属于风象星座，前夫是火象。她认为星座博主那句“如果风向身边有火向星座，会赚不到钱”说得很准，因为“家里的钱都是被他（前夫）亏在股市里”，公公留下给周宇楠的30多平米房子，也被前夫卖掉了，而她作为家里的一员，房产证在哪、卖房的钱花到哪里，从没人和她商量过。

因为曾经“被蒙在鼓里”，感觉自己当了大半辈子的“外人”，她把握在手里的钱看得很紧。周宇楠对妈妈的印象也一直是如此，甚至年轻时钱包里十元纸币变成两张五块，都要被妈妈问一问原因，所以在钱这方面，他特别信任妈妈，把自己的工资卡、奖金卡都交给她保管。

可是如今，最会守钱的妈妈，开始用一种近乎执拗的方式，把钱从银行搬向直播间。

2026年1月26日到2月3日，8天时间里，她像着了魔一样，走路十多分钟去银行取钱，再走到马路对面存进另一张绑定了直播平台支付的银行卡里。当天存完钱，积蓄就以每天四万元的频率，从现实世界转入了赛博空间，用来打赏每天晚上准时出现的主播“李解”。

◎ 部分银行流水

直播间里，江慧英的昵称叫“海阔天空”，这里人人都喊她“海姐”。

每当她现身，直播间评论区就会开始刷屏，“海姐来了，海姐上个大礼物”，“海姐v587”。一开始她不知道这串数字什么意思，问了才知道是“威武霸气”。

直播间里的榜二黄梅告诉我，这些刷屏的话，是为了烘托出一种“榜一来了，肯定输不了”的气氛。她看见“海姐”在群里呼吁“大家一起打（打赏）才有赢的希望”，但其他粉丝并不跟刷大额礼物，大多回复“海姐是富婆”。

江慧英向我模仿主播李解打PK时“激票”（刺激粉丝打赏）的样子：左右手攥成拳头用力向上挥舞，大喊：“守塔！守塔！”PK快要结束，分数领先的一方粉丝要继续打赏，防止对方反超分数，叫“守塔”，李解的嗓门越来越大。“家人们上票！”

她捧着手机，跟着主播一起激动起来，两边粉丝打赏“追得很紧”时，她会毫无犹豫出手，3万豆的礼物“桃花岛”（等于3000元人民币），她一晚上能接连打出四五个。

彼时，江慧英成了守塔的“海姐”。“在这个直播间，那时候我是很重要的”，她对我说。

在成为守塔姐姐之前，江慧英连手机都用不利索，如何用App打车，需要周宇楠反复教，可是，她说“打赏特别简单，一点都没难度”。

第一次打赏主播李解的那个晚上，她分3次，花了总共145.9元。在前一个月，她偶然刷到一个教用户如何充值的直播间，就跟着主播 “点豆豆（充值）”，那时了解到，单次充值金额可以选择从1元到518元不等，自由输入充值金额上限是6000元。

江慧英对李解的印象是，这个自称98年出生、中央民族大学跳舞专业毕业的年轻人， “身段优雅”，穿着白衬衫，“讲话轻声细语”，“很真诚”，舞蹈动作“时而强劲时而柔美”， “（我）从来没欣赏过这么美的舞蹈”。

打赏李解那晚刚过12点，对方就发来私信，“第一次相遇，谢谢姐姐给我的见面礼，我很喜欢，希望有空常来哦”，文后加了一颗爱心，紧接着是一个微信群聊二维码，让她扫码进群。

她那时还不会用微信加好友，就留下了手机号码。李解拉她进了一个百人的微信群，粉丝们刷屏“欢迎新朋友”，这是新人进群的固定流程。群里主播很少说话，都是粉丝“花式夸主播”。 李解的“粉丝”都比她年纪小，多是四五十岁左右的女性，李解叫她们“姐姐”，她们叫他“解宝”，自称“荔枝”（粉丝团名字）。江慧英也跟着叫。

为了不错过直播，江慧英预约了直播提醒，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她守着手机，等待弹窗提示开播。

开播后，李解会提出让粉丝送299豆（29.9元）的礼物“抱抱熊”，“占个榜”（打赏金额榜单，按照高低排列）。他说，粉丝礼物送得越多，主播在平台的“热度榜”越靠前，那么直播间的人流量会越多。江慧英欣赏他跳舞，觉得自己理应帮助他被更多人看到，走到更大的舞台。

每天七点到九点，李解会跳5-10段舞蹈。他的直播间是粉橘色背景，放着《夜来香》《我只在乎你》等复古老歌。江慧英喜欢舒展的动作，经常点《风情吉特巴》《游牧时光》。李解跳完一支舞，她就打赏100元的礼物。看直播的第六天，她单笔充值金额已经从18元上升到了518元。

晚上9点以后，是李解打PK的时间，一天要打两三场。

PK的本质，是平台设置“限时机制”，在规定时间内，哪个主播直播间粉丝送钱更多，就判定哪个主播获胜。主播在对抗过程中会制造紧张感，让粉丝你追我赶地“上票”（即打赏），把输赢焦虑变成直播间的流水。主播能提现打赏收入，平台礼物数额分成约50%。

不过，江慧英并不了解这些基本规则，而是被PK的每个环节激发更大的冲动。

李解的每场PK约10分钟左右。PK开始，直播间舒缓的背景音乐立刻换成了节奏感强烈的音乐，整个氛围紧张起来。

一场PK通常从凑门槛开始，几个主播连线，各自要求粉丝先送够一定数量的小礼物，证明这场比赛“打得起来”。接着是“加成时间”，打赏分数翻倍。

最让江慧英上头的PK环节，就是最后十几秒钟的“偷塔”——落后的一方可能靠几个大礼物突然反超。越接近结束，直播间越像被拧紧了发条，主播喊得更急，粉丝刷礼物更快，比分一追一赶。

江慧英说，李解喊“守塔”时像“要命一样”：“快点守塔！”屏幕左下方评论区粉丝们也在喊：“我们不能输，姐姐们加油！”她也跟着紧张起来，“根本控制不住自己”，脑子里只有直播，包括钱和儿子的任何事情都被抛到脑后。一个价值3000元的“桃花岛”打出去，屏幕上立刻出现礼物特效，李解大声感谢“海姐”。就在这种倒计时、反超和感谢声里，她一次次觉得自己必须出手，“就是想帮他赢”。

李解直播间的粉丝总是刷屏教江慧英，要在具体几秒时间点击送礼物，但她年纪大了，手速慢，总是赶不及，“经常掉地上（PK时间结束后打的礼物不算在比分里）”。

但她依然笨拙又坚持地“帮助”李解。她的大额打赏几乎都是打PK时送出去的，此时距离她看直播过去了两周，她从一晚上打赏一两笔钱，逐步提高到一晚五六笔，单次打赏金额提高到3000元至6000元。

送出去的礼物化作几秒钟的特效，铺满半个手机屏幕，江慧英听到李解的声音更加高亢激动，他大声念出送礼粉丝的名字表达感谢，“感谢女神，太团结太牛了，咱们家真有凝聚力”。

江慧英向我学李解在直播间里的说话方式：“感谢大家陪伴我，我觉得很幸运”、“你们来看我就是认可我”。

李解叫她“姐姐”，有时来问候早安、晚安，“姐姐饭吃了吧”“注意身体”，还私信她：“姐姐不要离开我，你陪我一起成长，我实在没有安全感。”

江慧英把对主播的感情解释为“像看自己儿子一样”。她多次强调，自己和那些想花钱和主播建立男女关系的“榜一大哥”不一样，“我什么岁数，人家什么岁数”，“（我）纯粹就是欣赏他”。

大额打赏的日子里，她一进直播间，李解立刻说，“海姐你没来我一直输，姐姐赶紧守护我”；赢下PK后，李解又会马上说，“有人托（举）一把的感觉真好”。

2025年12月中旬，李解在直播平台和MCN机构联合举办的比赛中，获得舞蹈赛道的第五名，江慧英在这场比赛中打赏了18万元。李解直播时开感恩会，他私聊江慧英，“此刻只想说一句，辛苦了！为了解宝这两天又是熬夜又是付出，这份恩情解宝铭记在心”“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多亏你来了，不然我都坚持不下去”，PK时会说“其他的姐姐打一点，别让海姐姐太累了”。

看到这些话，江慧英认为这个年轻人“是懂得感恩的人”而且“会为我着想”。她说，李解在遇到自己之前，直播间人气不佳，认识她后热度积分最高有100多万分（礼物分数+观众活跃度），“缺我肯定不行”。

她说，这样的“即时回报”，在近年和儿子周宇楠相处的时间里，很少感受到了。

江慧英说，儿子长大以后，母子的家庭地位互换了。儿子从“很听话”，变成了什么事都要做主。虽然她手里拿着银行卡，但是儿子说，消费超过两百元都要提前商量一下。她买的电视机儿子嫌屏幕太小，买个柜子儿子觉得家里东西太多，没必要。她索性不做决定了，“这个也是错那个也是错，做多错多”。

母子同住，两代人的生活方式差别很大。儿子下班回家后，大部分时间对着电脑打游戏或者写论文，江慧英就躺在床上看手机或看电视。遇到有事要沟通，她会在手机上给儿子发“你过来一下”，她怕直接进房间会打扰儿子写论文的思绪。

周宇楠的单位离家很近，每晚江慧英会在儿子下班前问好晚餐吃什么，在儿子快到家时备好菜。江慧英能烧一手好菜，但周宇楠平时喜欢点外卖或者出去吃。她看不惯这种生活方式，但她拿儿子没有办法。

两代人的观念也有很大差异。周宇楠一直没结婚，成了她的心病。她了解每一个儿子发展过的每个女同学、女同事，用儿子的手机帮他跟相亲对象聊天，甚至把儿子推出家门去相亲。在她看来，这些女生都是迈向婚姻的机会，但周宇楠后来说她们“眼睛小”“没感觉”。

她总说儿子是个“颜控”，想要的太多，其实“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一张脸有什么紧要的”。但周宇楠有自己的坚持，说“要找到一个灵魂契合的另一半”，不然宁愿单身。

她常和儿子说，灵魂契合还是颜值，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门当户对。她后悔年轻时没有听取父母的意见，坚持走进了一段“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最终离婚收场。

“我活了70多年的人生经验指导儿子，总归不会害他的吧？”她说，自己每次掏心掏肺，儿子只会立刻回怼：“你又没文化，你懂什么”。这句话刺痛了她。但儿子是硕士，自己的确只有小学学历，她无言以对。

江慧英回忆起儿子上一次认真感谢自己，还是他14岁的时候。那是江慧英1995年的生日，她收到一张天蓝色的生日贺卡，装在白色信封里，贺卡封面上画着红顶小房子、绿树、太阳、蝴蝶，翻开，是儿子用蓝色圆珠笔写的字：“亲爱的妈妈：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你孝顺的儿子敬上。祝妈妈永远快乐。”

时隔21年，她还时不时从柜子里翻出这张贺卡，陷入回忆。

但来到2026年，江慧英的生活彻底被另一个“儿子”李解占据了。

她白天沉醉于舞蹈视频，晚上蹲守直播。她特意把晚饭的时间提前到六点，要么就边吃边看。即使手头做家务，也要戴着无线耳机，时刻听着李解说话。有时候李解说粉丝互动少，她就赶紧走到手机旁边打字，“我没有走，在另一个房间做家务呢”。

她甚至会为即将到来的主播比赛而失眠。

平台不断推出以粉丝打赏多少为计分核心的各类比赛，比赛期间主播收到的礼物越多，越有可能榜上有名。在江慧英打赏的四个半月里，帮李解打过两次比赛，分别是2025年12月和2026年3月，共打赏了30万元。

2025年12月的比赛一共进行三天，江慧英和黄梅分别是李解直播间的榜一和榜二。比赛第二天结束时，李解私聊黄梅说，“你知道这两天对解宝很重要吗？今天为什么没出手？”黄梅回答：“留着明天（打赏）的呀，姐准备不超过5万元，多了承受不了。”李解说：“不够，我对你的期望远不止这些。”

在这之后，李解索要打赏更直白，“解宝希望你能准备10万元”，他还让黄梅提前把钱充进直播平台，以免PK时充值遭到平台限额。江慧英说，她也遇到过和黄梅一样的情形。

接下来，比赛最后一天里，江慧英总共打赏了18万元，黄梅打赏12万元，都比预想的还要高。江慧英说，“（那天PK）他喊得像世界大战要来一样，这时候最容易冲动”。

不过，李解关联的MCN公司无忧传媒在4月29日回复《中国新闻周刊》中称，江慧英是通过平台正常充值及打赏的，没有发现欺骗欺诈、诱导或其他违规行为。

◎ 左为黄梅与李解的聊天记录，右为江慧英与黄梅的聊天记录

在直播间里，因为每天都巨额打赏，江慧英成了被围观的“富婆”，有人特意来李解直播间说，“我来看看海姐”。“海阔天空”账号在视频号直播平台的财富等级已经达到53级（在平台消费超过100万元的对应级别），她的账号一进其他直播间，就有主播私信要加她微信，还有粉丝私信她“哭穷”，说自己生活过得很苦很穷。

江慧英反复说，自己不管对于李解还是粉丝团“荔枝”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人，没有她，李解不会赢，也不会有高热度。这些被尊重的日子给她平淡如水的生活注入了巨大的动力，她说，自己已经没有钱的概念，金额在她眼里就“像道具”，“刷得麻木了”。

她瞧不起其他不打赏的粉丝，用“太拉（差劲）了”形容她们，她向黄梅吐槽：“我被李解喊得心跳到嗓子眼了，她们一伙儿却无动于衷？”她不止一次和李解说，打PK不能只靠她一个人的力量，其他粉丝也要动员起来，李解回答她，他的直播间礼物是众筹的，没办法。

原本李解2026年3月要办粉丝见面会，邀请江慧英参加，但她一点兴趣都没有，“这帮人我才不要见呢”，后来见面会取消了。

黄梅也做过“榜一”，她能体会江慧英“被架在那个位置下不来”的感受。江慧英曾跟她吐槽：“不进去（直播间）马上来问，像欠他（指李解）似的。骑虎难下的感觉太糟糕了。”她说，要懂拒绝，但江回答：“微信里怎么交代？姐姐喊得可亲热了，温柔得不得了，怎么拒绝？”

黄梅解释，直播间里榜一不再打赏，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和主播闹翻了，二是榜一“把钱刷光了”，“让所有人看到你没钱可刷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榜一经受不住这种落差”。

她提醒过江慧英，理智一点，别把养老钱都刷去。江慧英当时还表现出危机意识，“儿子知道骂死，我的工资一天送完”，她答应黄梅，要有节制地“刷”。

可是江慧英明显感觉到打赏金额的多少决定着李解的态度，她和黄梅说，“这两天我送礼少了，解宝明显不开心，就像你说的倾家荡产也不够”。

3月初，一笔35万银行定期存款到期，江慧英发现，家里的存款只剩这35万元了。她告诉自己要节制，不能再全部打进去了。

但打开直播，进入PK，她又一次冲动了。“眼看差一点点就赢了，拦不住自己，反正手里有钱，我就控制不住了。”她每天都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打赏，但第二天，她依然会继续上票。

钱很快又被打光。3月，李解参加的又一个PK比赛临近，江慧英答应李解给他打赏10万元助力，但她没钱了。可是那时她觉得，比起自制力，“言而无信”更丢脸。

2026年春节，周宇楠回家过年，看到江慧英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看手机。

3月1日、3日，江慧英分别向他要了5万元、2万元，理由是所有钱都放在银行定期存款里赚利息，她手头没有现金用来日常花销。

3月12日左右，江慧英又来要10万元，而且语气急躁。周宇楠终于警觉起来，他以为母亲遇上了电诈，报了警。警察敲门时，江慧英吓了一大跳，数落了儿子一顿，也拒绝警察提出做笔录的建议。

江慧英把警察上门的事情和李解说了，她猜测“可能因为最近充值太频繁，这影响多不好，让邻居看到以为我犯法了”。江慧英回想，李解回复她：“姐姐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你这是善良，别人知道的话，只会说你有爱心。”

这时，周宇楠还不知道妈妈是直播间打赏成瘾，电话里，江慧英只说，已经答应别人要拿10万元出来，这是最后一次，可钱用到哪里，他怎么都问不出来。他当时猜测，一定是妈妈借了钱去做了什么事或是陷入某种套路，如果不给她填窟窿的话，会背上利息。

警察提醒他，不要给江慧英钱了。但妈妈接连磨了他五六天，甚至“低三下四地求”，周宇楠向我回忆妈妈卑微的语气，“宝贝儿子求求你了，就这一次”——这跟他印象里脾气火爆、性格强势的妈妈反差极大，他不愿看到这样，3月17日，还是转账了10万元给她。结果没过几天，江慧英又问他要5000元，他坚决不给，她又改口到2000元。这时，周宇楠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这时正在云南出差，打去视频电话，江慧英一开始不接，接起来后对着镜头一言不发，不管他怎么问，始终脸色苍白、低着头。他赶紧定了4月5日回上海的机票。

当他打开家门时，江慧英的手机屏幕还放着李解直播的画面。他问：“你到底在干些什么”。江慧英的眉毛、眼角全都垂下来，坦白存款全部打赏给主播，家里连水电费都交不出来。周宇楠呆住了，他想过妈妈借民间高利贷、被骗去搞非法集资、被电诈、陷入保健品骗局，却从来没想到过她自愿把这么多钱打赏给网络上的陌生人。

“这4个多月你想到过我吗？”他问。江慧英答不出，只是道歉。他即刻崩溃，他平时工作特别忙，经常要熬夜加班，他说这么拼命出卖时间和健康，就是想攒下工资和奖金，保障七八十岁父母和自己以后的老年生活，而江慧英就这样把钱全部挥霍掉。

他甚至觉得“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和希望了”。说到这里，他在和我通话时不断抽泣，事情发生后，他已经数不清自己哭了多少次。他瘦了14斤，同事都来询问，他只能搪塞说在减肥。

对于打赏被发现后的故事，周宇楠和江慧英向我描述了两个版本。在周宇楠的版本里，与他的崩溃相比，母亲看起来很淡定，只是责备他脆弱，对他说：“你没有这个钱就不过日子了吗？难道就不活了？”

但江慧英对我说，她陷入深深地自责中，儿子成年以后再没哭过，这次看到他痛苦哭泣的脸，她有点大梦初醒。她好像才想起来，儿子经常通宵加班，很难睡一个整觉。“我真不知道自己咋回事，怎么就打出去那么多钱？”她说，“我一直在心疼主播，怎么就忘了心疼自己的儿子呢”。

可是“（局面）已经无法挽救了”，在她看来，自己说出“没钱就不活了吗”是想劝儿子，没钱还是活得下去。

对这个家来说，更窘迫的是经济问题，家里已经欠了两千多元的水电网费，加上周宇楠来回上海的机票和其他花销，花呗欠了一万多元，没钱还，他只能分期，等单位发奖金了再还。

另一面江慧英依然每晚看直播，看粉丝群消息，参与抢红包、抽礼品，抽到几包餐巾纸，还要坚持给李解直播间刷300元的火箭作为回礼。

她追着周宇楠要这300元，要了三个小时，又说这是最后一次，“不管我怎么崩溃怎么哭，她还是要问我讨钱”。周宇楠形容妈妈仿佛“毒瘾上身”一般坐立难安，“一会儿拿着手机，一会儿放下手机，一会儿拿下手机，一会儿放下手机，看到我来了，又想隐藏自己在看直播”。

想起妈妈看主播打PK上头的样子，周宇楠觉得她好陌生。

江慧英想，如果不是家里的事这样不如意，她不会对直播走火入魔。周宇楠认为，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她把自己的钱全部打给陌生人的借口。

周宇楠离开上海前，把父亲叫回了家，绝望地嘱咐，“我们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最后的日子一家三口一起度过吧”。他打遍了12345、12315、12377、12368投诉，还找来上海本地的记者报道，但“并没起到什么作用”。

他去报警，警察听了来龙去脉后告诉他事件不符合诈骗四要素，没办法刑事立案，属于经济纠纷，只能民事起诉。

接着他咨询了律师，律师建议官司以江慧英为第一被告，直播平台和主播为第二、第三被告。律师让他固定证据，打印出主播和江慧英、粉丝群的聊天记录。但在3月17日警察上门时，江慧英已经把她和两个主播、粉丝群的聊天记录全都删掉了。

周宇楠委托父亲去上海专门修复数据的机构，工作人员读取数据后表示，聊天记录原本保存地址已经被其他内容覆盖了，无法恢复。失去了关键证据，律师对周宇楠说，起诉到法院，只能尽力争取调解。

虽然知道走司法程序的时间很长、耗费精力、追回的可能性小，但周宇楠不打算放弃，“数额太大，没有其他选择”。江慧英害怕丢人，劝他不要再做任何事情，但他坚决不同意，他理解不了母亲为什么把面子看得那么重要。

此刻，江慧英仿佛掉进了两个世界的夹缝中。现实世界中，她失去了儿子的信任和家庭全部储蓄，儿子现在只跟前夫商量对策，微信里全是埋怨，她养老金一发，就得赶紧给儿子打过去。

在那个赛博世界里，打赏停止，李解的嘘寒问暖也没有了。4月，她倾家荡产打赏主播的事被新闻媒体报道后，粉丝群里，江慧英的形象从“富婆海姐”变成了“想要害解宝的人”。

“70岁的阿婆，你不是7岁，你要负担起责任的，你这样害解宝，你的心不痛吗？”粉丝们把江慧英形容成看完演出却想退票的人，认为她无理取闹，还说她把握不好自己的财务状况就消费，反过来怪主播。

江慧英很生气，但她的愤怒在于，这群粉丝没一个比她打赏得多，“还好意思出来指责我”。她不敢在群里正面回应，只好每天潜水看谁在骂自己。

4月底，她依然蹲守在李解直播间，看到一个粉丝说，“海姐怎么没来？”李解没回答，也没有任何反应。另一天，有粉丝说，“礼物墙没点亮，呼叫海姐。”李解假装看不懂，回了一句：“说啥？”

◎ 李解与江慧英的第一条微信和最后一条微信

很快李解发了一封律师声明函，函中提到“有视频博主利用网络舆论恶意造谣，引导网友发布三观不正、哄骗粉丝、不正能量、人品差、粉丝少等负面言论”，江慧英想，“可能是我吗”，她甚至担心，如果李解真的因为她不能直播，“总归不大好”。

4月13日，经上海市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诊断，江慧英目前处于焦虑抑郁状态，医生加大安眠药的药量到三四粒，她才睡得着。

在和我诉说的过程中，江慧英依然表示怀念之前随意进出直播间的日子，“特别自由轻松”。她说“其实（李解）没伤害我”，但又补一句“不知道（有没有骗我），我不懂”。

她的前夫坐在旁边语气激动：“这么多钱没了，还没伤害你？伤害的是儿子！”江慧英被噎得说不出话，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再一次低下头。

应对方要求，文中江慧英、周宇楠、黄梅为化名

作者乔迟｜编辑燕青

AI插画丛敏｜排版魏蔚

8名网贷设计者，揭秘大厂如何“吃”掉一个普通人

王虹儒 — Fri, 08 May 2026 10:17:57 GMT

00后李明，是老同学眼中“别人家的孩子”。他在重点大学读着自己梦想的心理学专业，还计划念博士。每次和父母去亲戚家吃饭，亲戚们都会夸他优秀，妈妈嘴上客气地说“哪里哪里”，但他能感受到，妈妈一直为他骄傲。

然而，没人知道，他正背着16万的网贷——债主分别是度小满、美团借钱、滴滴的滴水贷。

这样的故事在互联网上并不罕见。但我们要说的，并不是一个年轻人沉沦网贷的故事。

李明的手机里，“诱饵”无处不在。从“先用后付”到“默认白条或月付”，再到“优惠券引流”，各大App将网贷入口藏进日常场景里。背后巨头们早已瓜分好领地：据艾瑞咨询，蚂蚁、字节、京东、度小满、美团五家平台，在2024年垄断了近八成的互联网借贷市场。

这张大网里，站满了负债前行的年轻人。尼尔森曾调研，中国年轻人信贷渗透率达86.6%。其中，互联网分期产品以60.9%的使用率，远超信用卡的45.5%，成为年轻人首选。许多中国年轻人第一次接触到信用消费，就是在购物、外卖、打车、短视频这些日常App的支付页面里。

即便深谙心理学，李明也低估了这套系统的威力。它历经严密的法务审核，披着合规的外衣，贷款利率不超过年化24%的红线、协议看似透明，连广告都显得“温情脉脉”，海报上写着“伴您幸福出发”。它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生活各处，精准捕捉每一次消费冲动，让人难以挣脱。

这一切究竟如何做到的？凤凰网接触了8名网贷产品设计者，6名来自大厂，2名来自网贷头部公司，他们细致解码了一个合法“围猎”人性、为欲望“量身定制”的互联网贷款世界。

当借钱已经“成瘾”，李明们早已分不清哪些原始欲望源于自己，哪些只是被精心喂养出来的条件反射。

“要不，就试一下？”李明的好奇心和需要钱的紧迫感，终于压倒了理智。

贷款流程比他想象中更顺滑：填姓名、上传身份证正反面、人脸识别、同意调取征信报告。只是在填收入时，他顿了顿，按生活费选了“2000-3000元”一项。

不到一分钟，屏幕闪烁，贷款额度发放，给到他的是43500元。

他紧绷的神经瞬间松弛了下来，这个巨额数字让他感到惊喜。他以前只从父母或电视剧里听说过“贷款”这个词，总觉得那是一件“大事”，要有抵押物，金额也大，一贷就是十万。现在，几乎不需要任何条件，只要点一个按钮进去，它就会告诉你：能给你这么多钱。

每当还款日逼近，焦虑总会将李明拽回到那个下午。

那是2023年5月，大四毕业季的一个午后，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躁动。聚餐、告别旅行，不到半个月，李明就花光了两千元生活费。他已经红着脸向家里要了一千块，勉强苟到月底。就在这时，同学发来邀约：去看音乐节吗？门票400块。“我没钱”，这三个字卡在他年轻又自尊的喉咙里，没说出口。

宿舍安静极了，只有他一个人，他的视线落在手机屏幕上那行字：“查看额度”。

两三个月前，他随手打开百度App，开屏“度小满”的借贷广告一闪而过。如今，他再次百无聊赖地点开百度，在App右下角“我的”一栏，看到“度小满”，一个念头醒来。“给我的额度会是多少钱？”在李明想要借钱的时候，这种好奇心变得更加强烈。

这已经是他和网贷的第三次“对阵”。

2019年，读大一的李明第一次接触花呗，成为当年支付宝号称的5亿信贷用户之一，一个月透支了1000多元。紧接着疫情封控，他被困在家，外卖和网购都停了，没了向父母要钱的借口，人生第一次“逾期”。解封返校后，他拿到生活费立刻还清钱，决绝地关掉花呗，再没用过。

2022年，他大三。一次寻常的外卖消费里，美团将“月付”设为默认支付方式，他没留意就完成了付款，弹窗随即出现，告知他开通了这项信贷产品。这是他最常遇到的网贷入口，抖音月付、京东白条莫不如此，把信贷产品设为默认支付方式，他每次都得留神别点错。

他点外卖不多，每个月只是两三百元的额度，但怕养成超前消费习惯，两三个月后便关闭了美团月付。

但李明不知道的是，为了让他这样的用户心甘情愿地交出那一记点击——按下“查看额度”这个登录按钮，2000公里外的张洋，曾在互联网大厂的格子间里，死磕半年。

张洋比李明年长10多岁。这位大厂网贷业务的产品经理，爱琢磨文学和心理学，还顺手考下了心理咨询师证。他的日常工作，就是通过调整网贷产品的页面，在毫秒之间和用户的犹豫心理做博弈。

较量，从李明进入产品页面的那一刻开始。

“登陆”是流失率最高的一环，张洋说80%的用户会在这里放弃。而他们获得的这些新人，每一个都是花了约500元广告费才拉来的。为了留住他们，团队得想尽办法。

“登录”“立即登录”“试试看”“快速查额”，“能想到的词全整上去了。”张洋笑着摇头，他电脑里全是测试文档。用户打开App看到的第一屏，他半个月试了上百种样式，二三十个版本同时比拼——这些只有一两处细微差别的页面，同步推给两三千个像李明一样的小白用户：有人看到“试试看”，有人看到“查额度”……

接着，张洋坐在电脑前，像盯着股票大盘一样，盯着那条用户点击率曲线。最终，“查看额度”四个字，在所有版本中胜出。改动刚上线时，用户点击该按钮登录的比例，涨了7%。

这藏着心理学的门道。他语气里带着几分得意，解释说，用“查看额度”替代“登录”二字，悄悄干了两件事：第一，让用户清楚下一步要干什么，消除未知；第二，降低决策成本，勾起一个人对自己身价有多少的好奇心。

为了让这个“诱惑”更有吸引力，张洋们连文字背景色都测试了红、白、蓝三版，最终蓝色胜出。颜色微调带来的用户转化率提升，最多0.1%，但在百万级用户面前，那就意味着多出1000个李明。每人贷1万，按3%的利润率，轻松多赚30万。张洋笑称，“这足够老板请全团队喝奶茶了”。

而这仅仅是一环。以前登录App，又输手机号，又等验证码，这三秒钟的空白，足以让一个犹豫的人退出。现在，部分网贷平台直接和三大通信运营商合作，实现一键免密登录，让用户跳过了那段纠结的时间。

这一套思路的核心很简单，优化信息展示，简化流程，让人更顺手地完成动作。如此“妙招”很快成了行业默契，类似的按钮在各大平台流行。

于是，当李明在那个闷热的下午，随手点下那个蓝色按钮时，他觉得自己只是在“看个数字”，至于数字背后还跟着什么，他还来不及想。

“叮——”，手机一震，1000元入账银行卡，前后不到五分钟。银行通知短信弹出的那一刻，李明心头掠过一丝意外的惊喜：太快了。

他完全不懂什么是年化利率，即便这数字超过了20%。他只会算最简单的账：43500块的额度，他只取了1000，分12期还，每个月还一百来块。在他每月2000块的生活费面前，这不过是少吃几顿外卖。

但换来的是即时的、巨大的快感。他立即有钱买音乐节门票了，音浪让他酣畅淋漓，散场后吃夜宵，买单时也不需要迟疑。

但该来的总会来的。从2023年5月的那个下午开始，他的手机变得躁动不安。网贷短信和电话几乎每天涌入，度小满的弹窗也隔一两周跳出来提醒他：还有42500元的额度未使用。

彼时，他正窝在家附近的图书馆里备考研究生，手机每声震动都格外刺耳。眼见身边同学的工作陆续有了着落，考研的日子愈发难熬。一个月后，李明在度小满上借了第二笔钱，还是1000元。

至于买了什么，他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心里生出一种莫名的底气，既然有“梦想备用金”，为什么不花呢？

实际上，为了让李明多回平台转转，张洋们没少花心思。

在屏幕连接的另一端，网贷产品设计后台，李明们被算法拆成了各种标签，平台据此推送不同的内容。张洋举例，中年人刷到的是“孩子报课”“新房装修”这类刚需广告，像李明这样的年轻人，看到的则是“该给你女朋友换台iPhone了”“申请一笔梦想备用金”之类的句子，字字扎在“兜里没钱却想撑面子”的用钱软肋上。

光戳痛处还不够，张洋们还会递上一把“优惠券”，尝试撬动那些开始对贷款感兴趣的人的心理防线。

“只要能从这个人身上赚回来，多少金额（的优惠券）都可以发。”多位在京东白条、抖音月付、度小满等大厂工作过的人告诉凤凰网，要打动用户，就得发券——5块没打动，就换成10块、15块的，一张张往上加，反复试探，直到用户心动为止，最高能发到上百元。

优惠券的花样也很多：前30天免息券、利率券、息费打折券，“来回试探，总有一个能中标的”，说这些话时，他们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聊天气。

优惠券的魔力似乎比想象中更隐蔽。

李明说，第一次看到优惠券，不会马上想用，但会在脑子里扎下根。等到哪天想花钱了，这种印象就变成了借钱的念头。尤其是后期当借贷成了生活习惯，“免息三个月”这几个字就像白捡的便宜，让他产生幻觉：借钱就是在省钱。

李明的这种心理波动，张洋并不意外，他说为了在这个阶段吸引用户，“人性七宗罪，都在用”。

发优惠券，为的是勾起“贪婪”，让人觉得不领就是吃亏。为了挑起“虚荣”，广告语告诉你“该给女朋友换台iPhone了”，是在把借贷包装成“男友力”。

还有“限时贴息”、“8000元临时额度，30天后失效”，这是在利用“损失厌恶”心理，钱本不属于你，可眼看要到手的东西又没了，人就会急着想抓住。再加上“1000人已借”、“仅剩三单”的提示，激发从众心理，打消“借网贷不好”的顾虑。

以上这些都还算是温和的方式。

张洋介绍，平台认为最理想的，是让用户在这里借钱，又在这里把钱花了。即便平台在明面上提示用户，消费贷是不能用于投资理财的。他说，曾有小网贷公司用过一套野路子：一边用3%的低息吸引你借钱，一边鼓动你买一旁年化收益10%的高风险基金，利息和收益相抵，看起来能轻松赚七八个点。好多人不懂，真就买了。结果基金跌了，借的钱也还不上，两头被坑。

他还说，互联网大厂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它们只在借钱页面塞理财广告、发消费优惠券。比如度小满在可借额度下，一度推荐着“精选理财”产品；美团借钱在可用额度下，则是推荐酒店提前订优惠券，“更隐蔽的做法是，等用户借完钱，再通过电话、短信的方式推荐理财产品”。

◎ 美团和度小满的借贷页面上，一度分别有酒店提前订优惠券、理财产品推荐

李明不懂理财，只想痛快消费。有一次，他打开淘宝，一口气买了三张CD和三张黑胶唱片，花了2000块。喜欢的乐队来到他的城市演出，他毫不犹豫买了票。这些精致的生活全晒在朋友圈里，喂养着虚荣心。借贷的频率越来越高，从两个月一次变成半个月一次，再到两三天一次。

偶尔，他会心虚：是不是花得太凶了？手机上的每条广告都像是在暗示，那是触手可及的自由，他停不下来。

4个月后，李明累计借下了2万元的网贷，分12期还。在度小满上，月还款从起初的100元涨到2000多元。对于一个闭门备考、毫无经济来源的人来说，这笔钱成了每个月的“催命符”，每当临近还款日，他就焦虑得睡不着觉，满脑子都是“还不上怎么办？”找朋友借？太难开口，欠人情不说，关键是他不愿跟任何人提起自己借了网贷。

“出路”早已主动找上了门。他的手机早已成为各路贷款App的广告聚集地，“借另一个平台的来还？”这个念头冒出来时，他觉得自己还挺聪明的。其中“安逸花”的轰炸最为密集。他翻了一圈小红书，看到号称“平台大、放款快”，顺手下载了。第一笔借出2000元，转手填进了度小满的负债里。接着是美团借钱、百姓银行等四个平台，拆东墙补西墙。

到这里，消费贷的用途已经超出了消费，即便平台在一些广告和条款中提到“不可用于还款”，李明还是彻底陷进了“以贷养贷”的循环。

一位金融行业人士曾描述过这种普遍现象：很多存量网贷并非用于扩大消费，而是在为借款人的现金流“续命”，维持债务链条不断裂，特别是灵活就业者、失业人群以及小生意经营失败者。

艾瑞咨询的一篇报告也显示，基于对5285人的调研，借新还旧和大额消费用户是网贷产品的深度用户。

李明也成了这样的深度用户。他用精神分析里的“三重人格结构”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模式：现实中，他被超我（道德约束）约束着，进入网贷世界，他感受到一种主宰自己的自由。可很快，欲望反客为主，本我（原始欲望）控制住了他。

2024年6月，借网贷一年后，那是李明人生中最黑暗的夏天。

考研落榜，负债滚雪球到9万，他翻遍短信里所有的网贷广告链接，等来的全是拒绝。他晚上睡不着觉，翻到临近还款的短信提醒，想到了轻生。

他想给爸妈和最好的朋友写遗书，坦白自己欠了网贷，“其实我并不是你们心中那个很棒的人”。

眼看第二天就要逾期，辗转再三，李明还是告诉了父母。没有预想中的暴风骤雨，他们只是让他一五一十地讲清楚欠债情况。接着，他白天做兼职赚钱，晚上二战考研，全家人每月一起还债6000元。2025年3月，李明考研上岸，还清了最后一笔欠款，卸载了所有网贷App。

他曾以为，到这里，前方就是锦绣前程了。

然而，6个月后，他的负债总额滚成了16万。

对于一个靠“借来的钱”轻易获得过快感的人来说，欲望没那么容易消失。他生活的网络世界没有发生变化——网贷广告包围着他。

学习累了，刷刷小红书，一眼瞥到贷款广告的帖子。做完兼职的下班路上，玩会儿微信小程序游戏，角色复活需要看广告，也是网贷广告。他甚至有一种感觉，会不会是因为按时还完了钱，反倒被系统识别成了优质用户，网贷广告来得更凶了。

2025年4月，朋友提议去旅游，他想起一个月前打车，滴滴跳出一个弹窗：“您有最高20万额度待提取”，当时没怎么在意。现在，一个念头复苏：就这一次，应个急吧。于是，他在滴滴上借了5000块钱，分12期，每月还500多块，正好是他当时工资的十分之一。

对于李明们来说，再次破戒并非孤例。

另一名25岁的年轻人有着相似的轨迹。家人刚帮他还完8万债务，第二年他又重新开始了网贷，欠下10万。他对凤凰网说，自己都感到困惑，“到底是怪我们控制不住，还是网贷太容易了？”

一位欠了100万网贷的人向凤凰网回忆，2024年一个多月里，他每天截图微信朋友圈推送的借贷广告，微粒贷、360借条、携程金融……平均每天三条，拼成一张上百张截图的长图。盯着那张图，他只觉“恨得慌”。他认为如果不是那么轻松就能借到钱，自己不会走到这一步。

◎ 网贷负债100万，1个多月时间记录下的朋友圈的贷款广告截图

网贷广告就像互联网“牛皮癣”一样，包围所有触网的普通人，而这，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首先是算法层面的“硬攻”。

冯勇强在网贷公司做广告投放，公司多数的广告费都砸进了腾讯和字节的信息流里。他把李明这类“用过网贷又不用了”的人，叫做“离线人群包”。将他们的行为特点拆解成数据标签，传给腾讯、字节一方，它们会据此“建模”——平台筛选人群的技术，用于在人海里精准地捞取相似特征的网贷潜在用户。

这个阶段，冯勇强们最核心的资源是潜在用户的手机“设备号”。之所以不是用户的手机号，是因为容易触碰保护隐私的政策红线。只要下载了任何App，前端就有机会采集到对方的手机设备号，网贷公司可以找第三方，通过手机设备号获取每一个用户在App上的行为数据，摸清楚消费和还款能力。

锁定目标后，接着是信息“轰炸”。为了让广告“饱和式渗透”，冯勇强的策略是，投放集中在早、午、晚三个高峰时段，对同一个用户，广告默认曝光达10多次。与此同时，广告语素材，“一周能迭代几十到上百个”。

其次，是社交媒体上各类帖子的“软磨硬泡”。

王清越曾是一家借贷平台的营销负责人，他通过北京一所211高校的社团，招募大学生当写手，在小红书上发图文笔记，每条15到20块钱，要求只有一条，“不要硬广，要讲故事”。

这些笔记精准锚定年轻人的物欲。比如，“买手机钱不够，先写个欠条拿走”，内容专门瞄准缺钱人的痛点。除了用学生号铺量，公司还有合作的律师，利用律师号里的专业形象，为产品赋予法律层面的可信度。王清越做过一份用户问卷，这种自媒体导流的方式，贡献了公司30%的新增借款人。

但王清越更羡慕大厂，无需绞尽脑汁找人发帖宣传，网贷产品就能嵌入大部分消费场景中引流，而且用户天然信任：在微信充话费，微粒贷优惠券就躺在那；美团点外卖、抖音刷直播、京东购物，系统都默认勾选“白条”或“月付”。

“用户的默认支付就选京东白条，我来了后印象中就几乎没有变过”，一位曾在京东白条工作过的人士说，即便这影响用户体验，内部也没人提过要调整。

曾在抖音月付工作过的吴超东则提到，“20%的交易用户平台会默认勾选抖音月付，下次支付方式也会默认勾选抖音月付”。

这是因为，“一不小心”用了白条和月付的用户，正是网贷产品最馋的群体，“他们的逾期率，只有主动来借钱的用户的十分之一”，吴超东说。

他介绍，这里面藏着的门道，是平台将用户“左手倒右手”，把普通用户转为网贷用户的惯用手法。“你在抖音正刷着短视频，随手买个小东西，默认抖音月付，用了一次，总得回来还一次钱吧”。一旦进入还款页面，抖音的现金贷产品“放心借”的广告便扑面而来——金色背景，字体鲜明：“恭喜获得权益，30天借款免息”。

直到近期监管出手，花呗、白条的默认勾选和前置推荐，才将在2026年10月面临调整。

李明就是在这样的网络环境里，打个车的功夫，重新用回了网贷产品。他说，轰炸他的网贷广告很多，选择滴滴借钱的原因很简单，“平台大”。

“猛兽”已经放出来了。过去在度小满，李明只是一千一千地借；而此刻在滴滴上，他一万一万地借。他说自己感到害怕，可手指还是控制不住点了下去。

钱去了哪里？吃喝、旅游、买CD，还有还贷。他数了数，六七十张CD，加起来三万多块。难以解释的是，除了和晒旅游一样可以满足虚荣心，这些东西都不是他真正需要的。

但吸引他的筹码还在增加。

在滴滴上借了一个多月后，一天他在宿舍休息，突然弹出一条短信，滴滴给他的额度从8万临时提升到14万，29天后失效。他点进滴滴一看，还真涨了，而且确实能借出来。这种“意外之喜”，还增加了几分“被平台信任的感觉”。一个多月后，临时提升额度的戏码又重演一次。这时的李明“三四天就想去借一下”。

这在大厂网贷风控经理冯月凯眼里，再正常不过。用户一旦点下征信授权，在后台系统眼中便近乎赤裸。他做风控，只要稍微“放点水”，就能把来申请贷款的人资质审核通过率从30%提升到35%，对公司来说“就是实打实的放款规模增长和利润”，这比张洋那套靠打磨用户登录页面来拉新的做法效率高多了。

在冯月凯眼中，用户的征信报告，是网贷平台有针对性调整借贷策略的“参考图”。同样是10万的额度，“你在我这儿只借3万，那家却借了10万，说明那边的利率更香。”冯月凯说，针对这种客户，平台会主动提额度、降利息，把他们吸引过来。

这也是为什么，李明经历了滴滴两次提额度。这个阶段，过往借过钱的度小满、美团借钱也都在向他抛来橄榄枝。

只是，提额两个月后，李明又很快变成了“弃子”。2025年9月，李明重返校园读研，断了收入，滴滴上的钱借不出来了。已经有过一次网贷经历，他马上意识到其他平台也借不了钱了。

冯月凯说，算法能清晰捕捉他在各大平台的借贷轨迹：半年内反复在多家平台借钱，哪怕还没逾期，这本身就是危险信号。李明已经被系统视为“不再值得放款的人”。

然而，如何测算彻底收回用户贷款额度的时间点，对此类风控的核心问题，冯月凯并没有回答。

吴超东以抖音、京东为例，向凤凰网解释了互联网大厂判断贷款人资质的“漏斗游戏”。

以抖音为例，平台会优先将用“抖音月付”的用户引向自家的产品“放心借”，从这个端口来的用户，贷款资质的审核通过率能高到70%，比直接主动来借钱的人高出20%。而未通过借贷资质审核的“低质用户”，按地域、资质分类，导流给第三方贷款机构——平台可以收取卖流量的费用，也可以抽取分红。更关键的是，一旦发现这些用户在第三方平台“表现良好”，按时还款，还会把他们重新“捞”回自己的网贷产品。

当一个人被压缩成“标签”后，算法如何拆解、转化乃至弃置他？凤凰网询问多位曾在京东白条、抖音月付、度小满工作过的业内人士，他们都摇头表示“说不清”。按年龄、职业、城市贴标签已经是老黄历了。如今，一切交给算法。

“我们现在只用模型。”接近金融线的抖音前中高层文青松说，真要一条条去琢磨用户行为的因果关系，效率太低，等分析完，用户的习惯早变了，而模型像个黑匣子，塞了几千个变量，至于它到底怎么算的，“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经过”漏斗游戏”，最初使用小额消费贷的普通人，可能在几年时间内背负巨额贷款。李明是其中之一，另一名最终欠下60万债务的90后程序员告诉凤凰网，他最初只是在2022年时用京东白条买了台2万元的电脑，分12期，每月还近2000。他月入到手2.5万，本没什么压力，可钱全攥在媳妇手里，自己只能靠玩《梦幻西游》卖点装备凑钱还款。

起初他勉强撑得住，但到了第7期，还不上了。这时，他收到推广短信，推荐他下载京东金融App，还有客服用企业微信加他，推荐使用京东金条（类似支付宝的借呗），他意识到可以用京东金条借钱来还京东白条。于是借了还，还了借，循环往复。直到有一天，点进京东金融熟悉的链接里，他被告知资质不符合，页面自动跳转到一个第三方贷款平台，那里加上担保费等利率逼近36%。

2026年1月1日，他向媳妇坦白了一切。在他深陷债务漩涡时，京东金条的客服还用企业微信向他发送着信息：“借款也可以抽奖哦~”

◎ 抖音月付下“放心借”；京东金条客服用企业微信发送借款信息

“怎么会有人把人生搞砸两次？”当债务再次压身，李明对自己彻底失望。

这次是16万，他不想再让父母知道。他找兼职，做水军发广告贴，一个月能赚3000，但自己每月贷款要还六七千，可他找不到更赚钱的路了。

此时他只好怪自己虚荣心太重。回想起自己大学毕业那会儿，赶上了疫情解封，工作难找，但与此同时在网上，到处是光鲜生活的“炫耀帖”，他也想过那样的生活。包围他的网贷告诉他：借吧，这是最容易的路。

隔着一层屏幕，网贷设计者们并不会逐一实际接触像李明这样的人。一个普通人的逾期率、获客成本、复借率、生命周期价值，都被量化成数字。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设计者们对一个人的债务承受能力有很清晰的认知：文青松说，一个人在平台反复使用四年，财务肯定出了问题；王清越说，一个人网贷的金额超过他年收入的二十五倍，很难翻身了。

他们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系统里，完成自己被分配的任务。

为大厂工作，他们构建自己的体面生活。在明亮的地方工作，所有人都很年轻，衣着得体，步履匆匆。

为大厂工作，设计者们也感到疲惫。张洋最烦网贷产品更新上线，总得熬夜，心脏一度隐隐作痛。压力也大，把更多用户转化为网贷客户的KPI，一年就要翻一倍。他说自己腻了，也熬不动了。至于做这个职业的道德压力，是没有的，“我又不是做的色情网站”。

这些付出，最终化作了光鲜的大公司的财务数字。蚂蚁消费金融在2025年净利润31亿元，日赚约852万元。2024年，度小满一年净赚8.59亿元，一天净赚235万元，它的消费贷不良率仅为1.09%，远低于同期行业1.97%的平均水平。

“有钱不赚王八蛋。”王清越脱口而出，简而言之，这是最容易赚的生意，为什么不赚。互联网大厂天生具备做借贷产品的基因，是共识。

文青松说，但凡一家公司做大了，第一件事就是做自己的支付通道，一是能省下要交给微信、支付宝的通道费，二是能隐藏平台真实的交易数据，不让第三方看透自己的底牌。而一旦做了支付，信贷业务就顺理成章衍生——用户在这些App场景里花钱，会产生“钱不够了怎么办”的需求，与其让用户跳出去别家借钱，不如自己顺手把钱借给他，多赚一笔收入，还能提升平台的交易额。

这套赚钱的逻辑在无限膨胀。黑猫投诉平台上，涉及蚂蚁金服、度小满、京东白条、美团借钱的投诉词条分别为3.2万、4.5万、8.3万和32.8万，其中大量投诉涉及催收与高利息问题。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波接着一波的最强监管，行业里原本在24%-36%利率之间的借贷空间被要求收缩，同时，互联网大厂让用户在支付时默认勾选“月付”的乱象，也被划上红线。

◎ 黑猫投诉上，蚂蚁金服、度小满、京东白条、美团借钱的投诉

只是，包围李明的那套互联网算法系统，还在照常运转。这里，一切都是合规的，他还是掉入了深渊。

王清越看到的网贷世界是分层的。第一层是银行的用户，第二层是互联网巨头的用户，第三层是小贷公司的用户，而第四层，则是陷入深渊的高利贷用户。用户像残渣一样，在一层层的滤网中向下渗透。越往底层，“质量”越差。他曾服务的公司，做的就是第四层人的生意。

有一次工作需要，他调阅了一批用户上传的借条附件。让他意外的是，里面竟然有女孩的裸贷。坐在办公室里，他下意识地关掉了那个窗口，但画面已经烙进了脑海里：廉价出租屋的浴室背景，二十出头的女孩，长发披肩，举着身份证，眼神空洞，她借的金额，只有一千块。

“是什么让她需要这样？”这个念头一度在王清越脑子里挥之不去，他困惑着，一个本该有未来的年轻人，竟这么早就从第一层漏到了第四层。

这样的下坠故事，在人们不知道的角落里不断重复。

有时，冯勇强会对数字背后的人好奇，他看到有人为了几百块钱，宁愿承受高利率，“他们为什么还要借”。

在朋友眼中，李明还是那个博学、淡定、爱收藏唱片的“优质青年”。可只有他清楚，在精密的算法下，他透支了最后的额度，已经从“优质客户”沦为“数据尘埃”。

很长一段日子里，他把自己关进房间，随手播个视频当背景音，便开始在小红书上机械地滑动手指。屏幕上挤满了各种“歪门邪道”的解决方案，他一边告诉自己“这肯定是诈骗”，一边又忍不住点进去，万一有用呢？

他研究过成瘾机制，人一旦沉浸进去，满足感强烈时，会盖过理性，就像坐在赌场里的人，他们开始去赌场只是想玩玩。

轻生的念头曾经再次浮现在李明的脑海里。他害怕的不止是这16万还不完。他更恐惧的是，如果活着，未来还会不会再犯一样的错误。

一切都是从“查看额度”开始的。但到底是从哪一天起，他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没有人能回答他。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明、张洋、冯月凯、冯勇强、王清越、文青松、吴超东均为化名

作者李秋涵｜编辑燕青

排版魏蔚

凤凰女记者亲历白宫记协晚宴枪击：即使成了新闻一部分，你还是要进行报道

杜智 — Tue, 28 Apr 2026 04:08:19 GMT

当地时间4月25日晚，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响起枪声。

听到枪声后，凤凰卫视记者王冰汝躲到了桌下，一位意大利女记者紧紧拉住了她的手，她回忆那个时刻，又紧张又感动，“应该只有几分钟，但是很漫长。”

宴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举行，距离白宫车程10分钟，是协会历来该记者晚宴的固定举办地。当晚，数声枪响传来时，特朗普入场不足30分钟。这是他首次以总统身份出席这一晚宴——在第上一届任期内，他一直拒绝参加。特勤局特工迅速将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护送到后台，2600余名宾客纷纷钻到桌下避险。

监控录像显示，枪手直接冲过了安检，特勤局人员随即开枪射击。交火中，一名特勤局人员中弹，因身穿防弹背心躲过一劫。枪手随后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据报道，枪手为科尔·艾伦，现年31岁，是一名独立游戏开发者，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去年刚获得加州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

酒店进入戒严状态后，王冰汝拍下了现场视频：宾客依然惊魂未定，一位穿着红色礼服的女士步伐踉跄，险些跌倒；角落里，两位女士给了彼此一个劫后余生的拥抱。回家路上，王冰汝的一位同行对着镜头说：“我告诉她今晚会创造历史，但没想到是这样的方式。”

“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后来王冰汝说，“还好大家都没事。”

这是特朗普第二次遭遇有实质行动的刺杀威胁。“没人告诉我，（美国总统）是一份如此危险的职业。”特朗普开玩笑说，“如果（国务卿）鲁比奥当初告诉我，也许我就不会参选了。”

在之前总统参选的枪击事件中，子弹擦过特朗普的右耳，他捂着右耳、脸上染血、随即起身高举右拳的照片，成为2024年大选最标志性的画面之一。但这次，特朗普迅速利用枪击案来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白宫应该兴建专属宴会厅。

“特朗普是不是已经见怪不怪了。”王冰汝又不禁想：当情况已经变成了冒着生命危险去出席一次活动的时候，美国社会的分裂是不是已经到了一种非常极端的程度？

以下是她从现场发回的自述：

原计划看点：

看特朗普如何搞砸白宫记者晚宴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白宫记者协会晚宴。

晚宴地点在距离白宫车程五分钟的地方，时间是晚上6点到11点。去之前，我跟一个印度女记者约好一起，我们住得比较近，她就说我们要早一点去，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会遇到很多重要的官员。大概在5点30分，我们就到了。

当时已经挺多人到了，大家就聊聊天，彼此寒暄。6点开始有一个招待会，7点我们正式进入晚宴大厅，等特朗普抵达，已经是8点之后的事情了。

在这期间我们已经在这家酒店待了很久。没有人会觉得有危险，因为特朗普在的地方，现场安保规格一般是比较高的。

当时酒店附近的街道都已经戒严了，到现场来只能坐地铁，或者打车到较近的地方，再走几分钟路，在酒店附近我有看到警车。

进入酒店大楼之前，会有一次检票，到招待会前，还会再检一次票，并且还要通过安检。这次安检，它主要是搜包，用到了金属探测器，要比白宫的安检规格稍微低一点。去白宫的话，首先得有记者证，然后就像机场那样，所有的随身物品都要过一遍扫描仪。后来我也看到新闻说，这次晚宴安检确实不是最高级别的。

八点的时候，大家开始就坐。白宫记者协会的主席是美籍华裔记者出身的姜伟嘉，欢迎了大家几句，说我们先就餐。就餐之后，才是特朗普讲话。

◎ 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现场希尔顿酒店

其实那天大家最期待的就是特朗普讲话。白宫发言人在餐前接受媒体采访，他当时是开玩笑，说 There will be some shots tonight（今晚会有一些枪声），特朗普会批评美国这些主流媒体（注：特朗普在事后表示，他原本准备了一篇有史以来最不合适的演讲）。一些媒体也觉得很讽刺，因为特朗普跟主流媒体关系那么不好，协会还请他来。当时大家觉得这个关系非常微妙。

人们也很好奇，特朗普有没有可能在当天晚宴的时候轰炸伊朗，因为当年奥巴马击毙本拉登就是在白宫记者晚宴上发生的。周六那天，特朗普临时取消了他跟伊朗的第二轮谈判，所以大家觉得看点是特朗普如何搞砸白宫记者晚宴。

宴会大厅有近300张桌子，每桌10人，宾客近三千人。白宫记者协会的成员至少有700人，他们都可以参加这次晚宴。其他的宾客主要是大家邀请来的。美国主流媒体之间会比拼，哪个桌邀请的客人最重磅。像奥巴马时期，就会来很多好莱坞明星。特朗普这次基本上来的都是内阁成员，比如说国防部长，贸易代表，他们各自和媒体坐一桌。

记者协会举办白宫晚宴的一个目的是为了筹款，所以这种晚宴是消费式的，一个人是500美元。所以你邀请来的宾客，包括记者协会自己邀请的宾客，都会有主流媒体来买单，比如说他坐这桌，那么就是这桌的媒体买单。当晚大概有3000人来，一个人500美元的话，对于协会来说，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额。

晚宴筹集的款项会用于资助新闻奖学金，支持新闻系学生。颁奖仪式是晚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像特朗普参加的这次就比较讽刺。今年的获奖报道来自《华尔街日报》记者，内容是特朗普在爱泼斯坦50岁生日时候，给他写过一张生日贺卡，贺卡上有露骨的性语言。这篇报道获得了“凯瑟琳·格雷厄姆勇气与问责奖”。所以按照原定计划，颁奖在特朗普发言之后，特朗普讲完话之后就会离开会场，避免颁奖环节的尴尬。

◎ 当地时间2026年4月25日晚宴

晚会还有一个传统环节，是每年请脱口秀演员上台，讽刺总统和政府。奥巴马时期大家是相互调侃的状态，现场很幽默。特朗普就在2011年曾以房地产商的身份参加过记者协会晚宴，那段时间他反复质疑奥巴马是不是在美国出生、有没有资格担任总统，逼得奥巴马不得不公开发布出生证明。在晚宴上，奥马巴当着他的面，把这事说成了段子（有多位传记作者和身边人记述，正是那次公开羞辱让特朗普下定决心日后要竞选总统）。

今年就没有再请喜剧演员了，请的是一个心灵魔术师，也就是说，今年原计划也是没有讽刺特朗普的话题。

不过，这些期待都没发生，还没有等晚宴正式开始，那场枪击就转移了大家的全部注意力。

“砰砰砰砰”四声枪响

宾客都往桌下面钻

我坐的这桌主要是外国记者协会，有欧洲的记者，有印度的记者，然后有两位驻美大使。一个波兰记者定了这桌，再由他来决定邀请谁。我们桌离主席台还挺远的，其实离枪手更近。

枪响的时候，我应该是在聊天，没有听到枪响。当时大厅里又在上菜，又有乐队在演奏，现场很吵，你很难分辨是枪声还是盘子摔了的声音，但我旁边的人，他们是肯定地说听到“砰砰砰砰”四声枪响。看到大家都往桌下面钻的时候，我的反应也是赶紧躲起来。

其实在桌子下面也就待了几分钟，但我感觉上很漫长。我当时很感动的是，一个意大利女记者连她老公都不顾了，就一直拉着我的手，躲了一会儿，周围比较安静了，她才叫她老公的名字，问他还在不在桌子外面。躲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后来出来时，我才发现所有的男士都在桌子外面。

现场也没有人尖叫。至少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是真的”，当意识到这是真事的时候，我的第二个反应是反而没有那么害怕。原因是这个场合有这么多保护特朗普的人，再怎么厉害的枪手也会被制服。它不像校园枪击案的那种情况。可能大家都有这种印象，所以现场没有特别大的混乱，大家都只是躲起来，氛围很紧张。

◎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被护送离开

真正的混乱可能是躲完了之后。

等我们从桌子下面出来的时候，发现主席台的人都不见了，主办方对此也没有任何表态。大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处于一个群龙无首，摸不着头脑的情况。然后就看到所有的白宫记者都直接举起手机采访，描述现场的情况，但其实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都只是“听你说、他说”。

从进宴会厅开始，我们的手机都是没有信号的。当时网络上肯定已经有breaking news（突发新闻），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也没办法发短信，打电话。

我们也出不去。酒店的安保人员把入口给拦住了，我试图找其他的出口，发现外面全部都是FBI的特工。当时我还看到了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他在安保人员的护送下从我面前走过。我后来才意识到，枪击发生后，特勤人员先把VIP的嘉宾送到一个可能更安全的屋子，在确保清场了、威胁解除之后，再把他们送出酒店。

◎ 当地时间2026年4月25日，晚宴与会者紧急撤离现场

我当时拍到一个视频，有人在高喊“USA、USA（美国、美国）”，但是当时我不敢确定这个声音的来源。后来才知道，是被护送出去的那些高官效仿特朗普。上一次枪击案的时候，特朗普中枪之后，他高喊“fighting（战斗吧）”，现场的观众喊“USA、USA”。

大概等了半个小时后，主办方告诉大家稍安勿躁，晚宴还会继续进行。当时我就很惊讶，难道特朗普还要回来吗？结果一个小时之后，白宫记者协会的主席才说，特朗普已经离开了，半个小时之后会在白宫开新闻发布会，大家才知道原来枪击是真的。

弄清楚情况后，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要冲去白宫开记者会。来参加晚宴的路上，跟我一起来印度女记者说她带了白宫记者证，我说你参加个晚宴还带这个，她说以防万一。不过大部分记者包括我在内，都是没有带的，但我们还是准备冲去白宫，想着没有记者证就登记进入。

但出了酒店之后，我们才发现酒店周边的主干道全部都被戒严了。打车打不到，我们在路上走了20分钟还没有走出戒严区，没有办法在半个小时以内赶到白宫。那天下雨了，晚上很冷，酒店不让取寄存在衣帽间的衣物，印度女记者只穿了件晚礼服，我们最后就放弃了。

◎ 枪击事件当晚，美国国民警卫队成员紧急出动

每人500美元的晚宴

只吃了沙拉

我们是在出租车上，和司机一起听完了特朗普新闻发布会的广播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公布了枪手身份——科尔·艾伦（Cole Tomas Allen），31岁，加州理工毕业、计算机科学硕士，独立游戏开发者。特朗普称其为“独狼”，并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了他的照片。

第二天，警方从枪手的电子邮件或其他书面材料中发现，他明确写下了行动目标是特朗普及政府官员，但并未点名具体要刺杀特朗普本人。他写道，执法人员、酒店员工和宾客并非他的目标，但他仍会“为了接近目标而对付挡路的任何人”。

◎ 当地时间2026年4月26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托兰斯，记者和公众站在枪击案嫌疑人住所附近

我后来有看到一个白宫记者的分享，他说自己变成了两次枪击案的survivor（幸存者），2024年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遭遇枪击时，他也在现场。两年之内，报道特朗普的记者自己就经历了两次枪击，非常地让人震惊。

对记者来说，自己一般不会成为新闻事件的主角，你都是去报道别人，所以当你自己成为了新闻故事的一部分的时候，是很奇怪的。当时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即使你成为了新闻故事一部分，你还是要进行报道，这种职业精神还是蛮令我感动的，但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影响是更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未来不仅是政治人物，包括去报道政治人物的记者，大家所承担的风险都很大，当情况已经变成了冒着生命危险去出席一次活动，或者报道到一次活动的时候，美国社会的分裂是不是已经到了一种非常极端的程度？

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特朗普这件事对他的影响，特朗普自己也说，这（危险）是他的工作的部分，但他要是早知道会有这么大的风险，他可能就不当总统了。

◎ 当地时间2026年4月25日，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新闻简报室向记者发表讲话

这件事对我自己来说，某种程度上算是噩梦成真。美国的枪击案实在太多，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过，但因为看过许多报道，我自己也梦到过。

我梦到自己遇到校园枪击案，我躲在桌子底下，边躲枪手，边电话连线。做这个梦已经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它在记忆里超级清晰。这次枪击案和那个梦境相似度有百分之八九十，唯一差别是它不是发生在校园，而是在白宫记者晚宴，在它最不可能发生的地方。

不过，劫后余生之后，我好多的同行仍然保持着一种幽默感。500美元的晚宴，大家其实只吃了一个沙拉。按原计划，很多媒体在主晚宴之后，还会举办afterparty（后续派对）。离开的时候，我听到我旁边的记者开玩笑说：“我现在要去afterparty，我什么都还没有吃。”

我们还会讨论，如果30天以后重新再办一次晚宴，大家要不要去。我听到有记者明确说不去，但是也有人说：我当然要去，我钱都给了，要是不退钱的话，我们就要去把钱都给吃回来。

我自己最关注的，还是整个事件里的疏漏到底是出现在哪里，为什么抢手可以进入到酒店。

特朗普政府的反应其实让我有点惊讶。他很快就说，白宫一定要做一个宴会厅，就又把这件事情利用来推进他自己政治议程。能把这样一个威胁自己生命的枪击案，迅速转移到内政上，我觉得特朗普是不是已经见怪不怪了。

从枪击案发生之后，我一直在做直播，到了第二天，我就决定我要放空，不想再想这件事情，星期一再正常工作。

我报道白宫新闻已经有十年了。特朗普和美国主流媒体一直是相爱相杀，谁都离不开谁。他很讨厌主流媒体，主流媒体也很讨厌他，但是他需要媒体的曝光，媒体需要他的流量。

半个月前，我还在白宫南草坪采访特朗普。他计划在5月14日到15日访问中国。

“关于中国，您是否会派遣内阁成员提前访华？”我问他。

“我与中国关系很好，你知道的，我们有很特殊的关系，我很期待访华。”他说。

作者王雯清｜排版魏蔚

我在连锁店当服务员：微笑背后，“罚要罚得皮开肉绽”

王启鹏 — Thu, 16 Apr 2026 10:10:07 GMT

5天前，因强制员工买礼物赔偿给顾客，海底捞站上了风口浪尖。

很快，海底捞连发两份声明，承认全国1300多家门店总共有4起类似事件，承认乱象根源在于“对门店进行过度考核，导致管理层恐惧焦虑，最终将压力层层转嫁给基层员工”。

在声明中，海底捞称呼员工为“伙伴”，但在28岁的前员工王荣豪看来，这样的称呼显得有些“幽默”，因为在她的记忆里，这家餐饮巨头有着近乎残酷的管理生态——向顾客提供极致服务，却苛待自己的员工。

自费赔偿只是冰山一角。担任大堂经理时，王荣豪曾被要求达成一项名为“三个亲情化”的指标——为了展示关怀，她得自掏腰包给三个下属买礼物，比如鞋子等。做服务员时，她必须为顾客倒水，如若被发现顾客自己倒水，将会受处罚；不能随便打哈欠、坐下、喝水；有员工上厕所超过16分钟，便遭到公开批评；举报文化、连坐制度让同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

2026年1月，王荣豪曾发文写下在内部听闻过的“点炮制度”：高层不打招呼突击检查门店，随时可能让月薪6-10万元的店经理高薪归零。一次高层“微服私访”，对服务员说“我要一杯冰水”，对方随口回“那你就去倒嘛”，结果这家门店经理就被降为了服务员。

在一次会议上，王荣豪曾听过高层这样阐述管理理念：“奖，要奖得心花怒放，罚，要罚得皮开肉绽”，曾经的领导向她“传授”的管理之道是：“要把重压重赏、连坐、举报用到极致，分化他们，形成竞争，你就会拥有一个强大的团队”。

类似极致的考核，让店长乃至基层员工长期处于焦虑中。而制度下，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也被排在规则之后。

事实上，海底捞的“服务至上”法则，只是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侧面。

高中毕业后的9年里，王荣豪总共打过11份工。除了海底捞的服务员，她还曾做过统一的饮料推销员、罗森便利店的店员、盒马后厨的“小二”，在宠物店洗过猫猫狗狗，做过带货主播和娱乐主播。在这些打工经历中，她感受到企业规则只为“效率”与“顾客”服务，员工的感受微不足道。

2021年开始，她在微博写起了打工日记，记录下提供极致服务的另一面：由计时器、监控探头和层层KPI构成的严密规训下，服务业劳动者困在规则中，基本权利被持续剥夺。

系统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脆弱而短暂：王荣豪的同事们产生了戾气，互相传递；企业内部，举报盛行；刚打过照面的同事，在员工宿舍因为口角纠纷打架，随即被公司劝退。

当下，许多职业倦怠的年轻人，将“轻体力劳动”当成逃避职场的退路，幻想能从中找“活人感”。但在王荣豪看来，这些工作远远比人们想象得要辛苦，因为“除了身体上的辛苦，还没有被视作人的尊严”。

以下是她的讲述：

2025年1月，我入职了深圳的一家海底捞，做服务员。虽然这家餐厅连锁素以“服务至上”闻名，但在所有的打工经历中，这里是对我人格磨损最严重的地方。

店里要求女服务员必须化全妆，男的要喷发胶。我整天带妆，脸上会起痘，所以刚去时没擦粉底，只涂了口红。没想到，这事被同事举报了。我很震惊，她是我的老乡，是我为数不多说过话的姐姐。

我没忍住，当面问她为什么要举报，她理直气壮地说：“（被我举报）比被店经理发现强。要是店经理知道了，会连累我们整个组。我是大徒弟，有监督职责，你别自作聪明。”

干了几天，我才弄明白，这里举报文化盛行。谁裤子没掖好、哪个男生没打发胶，都能举报。

之所以有这种氛围，是受一套精细的积分等级制影响的。海底捞把员工分为很多个等级。一开始我是新员工，再往上是小徒弟、二徒弟、大徒弟、担当……每个人的日常表现、顾客投诉、甚至仪容仪表，都能影响积分，也影响员工的等级。

我们的收入是由基本工资和计件分红组成的。拿我所在的“门迎组”来说，我们负责在店门口接待客人，每接待一桌进账5块，攒成个资金池，组里的人按等级拿分红。一旦降级，比如从“大徒弟”降到“小徒弟”，一个月会少拿500到1000块。这对月薪只有五六千的服务员来说，够心疼好一阵子了。

我听高层说过，“奖，要奖得心花怒放，罚，要罚得皮开肉绽”，重赏重罚下，人人自危。

公司把服务流程拆解得极其精细，落实到每一个动作上。

最典型的是“笑跑答”——笑起来，跑起来，快速应答。当顾客看到你，你脸上一定要有饱满的微笑，顾客来了“跑三步”迎接，走了“跑三步”送别，哪怕店里没多少客人，也要跑着，营造“着急感强”的氛围。

还有“十六个不放过”，其中一条“顾客自己倒水倒饮料，坚决不放过”。这意味着，只要看到顾客准备自己加水，哪怕只是手往水壶方向伸，我们就得冲上去抢过水壶。

这么做不是多想服务，而是每桌头顶都有监控，万一被经理、组长或者检查人员发现了没按规定行动，都是要出大事的——批评、罚抄算轻的，一旦降等级，月薪又少拿好几百。

之前听老同事说，有一次高层“微服私访”，对服务员说“我要一杯冰水”，对方随口回“那你就去倒嘛”，结果这家门店经理就被降为了服务员。

在海底捞，服务员还有更多“不能做的事”。比如不能随便打哈欠，不能坐下休息，不能喝水，做这些事必须去单独的房间或后厨，避开顾客。我下班后，想打一个酣畅淋漓的哈欠，会下意识地要找个隐秘的角落。那时，我觉得连打哈欠都像在犯罪。

这样的氛围里，大家说话全是指责和训斥的语气。有人比你早来半个月，就能训斥你。被训斥多了，自己一熟练，也想训斥别人，有种“媳妇熬成婆”的感觉。

在外界看来，海底捞的服务是出了名的好。可实际上，根本没有完美的服务，只有不停找茬挑刺的人。

有一次，我带着一家三口进店，主动牵着小朋友的手，在进门拐角处用胳膊护着女顾客，提醒她小心，但是回到门口还是被领导说“怎么没有帮男士提重物”。

还有一次，我带一个宝妈进店，按规定帮忙推婴儿车，也注意“三步一回头”留意她有没有跟上我，结果还是被老员工说，“你路过风口的时候，怎么没有挡住婴儿车里孩子的头”。

后来我被调到别的门店当大堂经理。领导教我，“要把重压重赏、连坐、举报用到极致，分化他们，形成竞争，你就会拥有一个强大的团队”。

在一次大会上，一位公司高层给我们讲“猴子爬绳”的故事：把五只猴子放在一口井里，第一次有猴子想爬上来，就打它；第二次有猴子想爬上来，就把所有猴子都打一顿；几次过后，就算往井里扔新的猴子，也不敢往上爬，因为老猴子会阻止它。

这个故事让我觉得很恐怖，也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我之前不化妆会被举报。之前陆续干了10份体力工作，我都有一种“不被当人”的感觉，但这里的规矩还是狠狠刷新了我的认知。

真正让我下决心写下打工经历的，是在盒马鲜生。

2021年冬天，我在杭州一家门店做寒假工。这是我当时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活儿，一小时18块4，节假日还能拿三倍工资。我的岗位叫“小二”，被分到后厨，什么都干，哪缺人往哪补。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盒马有个招牌服务叫“30分钟现杀海鲜”，顾客称完海鲜后开始计时，后厨从拿到食材到出餐，不能超过30分钟，超时了就要送果切。

后厨是由4个员工为一组的一整条流水线：宰杀、摆盘、蒸制、打包出餐。每个盛海鲜的铁盘上都夹着芯片，用来记录订单信息和倒计时。每完成一道工序，就要用芯片在打卡机上刷一下。后厨大屏幕上会实时显示，哪一单快超时了就会变成醒目的红色预警。

我还记得临近春节的时候，后厨的三个大蒸箱，每个都有三四层，被塞得满满当当。眼看着有个订单倒计时只剩30秒了、要赶紧打上卡，往往越着急越容易出事，海鲜拿出来了，但用来打卡的芯片掉在蒸箱里了。防烫手套不灵活，而且根本来不及戴，组长就直接戴着薄薄的一次性手套伸进滚烫的蒸箱里捞芯片——这么拼命，是因为会影响绩效考核。

我负责蒸箱那段时间，经常被烫得吱哇乱叫。我注意到，其他同事也有各种伤痕。比如组长手臂被烫掉过一块皮；后厨洗碗阿姨的手指头肚基本都是裂开的，因为铁盘从蒸箱拿出来是滚烫的，阿姨为了赶速度，要马上在水池里刷完烫铁盘，拿给我们赶快盛下一单海鲜。

据说店里有给员工的药箱，但我问了好些人，都说没看到过。后来我换下工服，去前台要到了给顾客备的创口贴。当时我就觉得这非常不公平，好像只有顾客的伤口才会被在乎。

都这样了，当时盒马各个区域的门店之间，还要比拼“30分钟现杀海鲜”谁用的时间更短。

早会上，领导会念数据，哪家门店平均用时28分30秒，“我们排名又落后了”。超时订单多了会影响门店的考核，有时我们还要为“超时单子能不能剔除”争执一下——有的订单显示用时60多分钟，其实是忘了打卡，剔除后平均时长就好看了。

这些工作里，坐着是奢侈的，睡眠也是奢侈的。

大学实习期，我在罗森便利店打工。培训时就明确说，不允许员工坐着，不能穿着工服坐在给顾客准备的椅子上。

这家店24小时营业，两个店员轮班，一人干十几个小时。白天，只有下午三四点的低峰期，能去店里面的一个小仓库休息一小时。那个仓库只有公共厕所的格子间那么大，我坐在一箱饮料上吃饭，不会嫌空间逼仄，因为能趁机坐一会儿就很满足了。只是，我还要竖着耳朵听门口的铃声，一有声音就得马上出去接待顾客。

上夜班那会儿，一到凌晨三四点我就困得迷迷瞪瞪的。有一次我转了一圈没看到人，以为店里空了，就锁门去附近商场上厕所。十几分钟后回来，发现一个顾客被我锁在店里了，正拍着门喊救命。她男朋友也在外面急得不行，在美团上找电话打给了我店长，店长打给我时，我刚回来开了门，还好最后他们没有追究。

我打的这么多份工里，盒马是唯一有正儿八经员工休息室的地方。

出门店的后门走几步就到了，四五十平米，放满了十几张像大学食堂那种不锈钢餐桌，想休息的员工多了，经常找不到地方坐。每个人都很累，有的趴着睡觉，有的会超大声地外放音乐或者短视频，但旁边的人睡得很死，没人会嫌吵。

有一次，同事说新发现了一个“休息区”，在店附近一个像工地一样的地方，摆着几根长条凳子。我去看了一眼，凳子上有几个男的躺着，烟味太呛了，受不了。后来我就把工服脱了，去顾客吃饭的地方，午睡二十分钟。为了假装是顾客，有时我还得买杯饮料放在桌上。

海底捞情况不一样，他们包住，提供宿舍。在这里打工时，我偶尔会去宿舍午休。那是一个由三室一厅改造来的宿舍，客厅有6张床，其余每间房间4张床，18个人住在一个宿舍，共用两个厕所。偶尔能听到同屋两个⼥⽣⼩声吐槽，说好累，某某洗澡好慢，好讨厌她，不洗头还要洗⼆⼗分钟不知道在⼲嘛。我会在⼼⾥替那个被骂的⼥⽣喊冤：这难道不是公司时间安排的错吗？休息时间少，厕所不够用，⼤家的时间才会这么紧。

更多时候，在其他地方打工，我得自己找地方休息。

商场里的那些角落就成了我们的“据点”。换下工服，去旁边电影院门口的按摩椅上眯一会儿，或者去还没营业的茶餐厅外摆区趴着睡一觉——这些地方全靠抢的，手慢无。

有一次，一个保洁阿姨拿抹布搭在按摩椅上，算是占了位。我当时太累了，以为那是谁落下的毛巾，坐上去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有人用力拍我胳膊，她骂道：“年轻人就是欺负我们老家伙，我东西都搁那儿了，还占我的位置！”我当场就委屈哭了，现在想想，她也是太累了。

对我们来说，一天到晚得窝在门店的一个地方，不停重复一个动作，人是很疲劳的。难得能有机会出去一趟，就跟放风似的。比如在盒马，能去倒垃圾就算是个“美差”。

后厨的垃圾通常都是一大桶的，得两个人一起去倒，一人推小车，一人在后边扶着。我们会先穿过一条很窄很长的通道，一人在货梯口看着垃圾桶，另一个就绕道去前厅，偷偷抢点打折的菜带回家，然后再一起坐货梯去地下负二层，推着垃圾车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这让我想起电影《千与千寻》里千寻闯进温泉屋的场景，有汤婆婆的大浴缸，工作的小煤球，还有锅炉爷爷八条腿抓汤浴的药。

顾客在规整的大方块区域，在那里，他们享用美食和服务，宽敞、整洁、方便，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在货梯飞速上下，有人拉着周转小车在长廊快速奔跑，有垃圾车，有泔水桶，有拥挤的员工休息区。

可即便是这样，我也很开心了。站了一天可以趁着倒垃圾出去看看，同事说感觉像每天要遛狗似的，晚上得遛遛我们自己。

在又窄又长的通道里，还是可以听到商场温柔的语音播报，只是，盒马后厨的组长跟我说，这播报不是给我们听的，“下了班换下工装才是”。

朋友说过，服务业是最难的，工作复杂和劳累程度也最被低估，很多年轻人上班上累了，觉得蓝领或者端盘子是退路。但其实这是更痛苦的工作，因为除了身体上的辛苦，还没有被视作人的尊严。

我当时接触的同事，大多家庭拮据，不少人初中没毕业就进入了社会。他们做事看着老练，实际年龄比看上去小很多。学历低，对抗生活的资本更少，软肋更多，只能在辛苦的岗位间辗转。

我的家庭条件也不好。爸爸虽然有稳定工作，但他一直赌博，家里一度连普通的生活用度都要我妈去借钱，为此我妈的情绪也很暴躁。他俩心情不好了动不动就打我。高二的时候，我爸家暴我妈，我赶紧去找爷爷奶奶来帮忙。殴打停止，把长辈打发走后，我爸暴打了我一顿，还拿烟头在我大腿上烫了一块疤。

我参加了三次高考，最后只考上了大专。从高中毕业开始，我就自己打工养活自己。那时我总会为未来焦虑。

2017年高中毕业那个暑假，我在公园兼职卖统一集团出的“小茗同学”，饮料放在大冰桶里，我得不停地伸手进去拿底部的饮料，重复次数多了，手臂被冰得难受，晚上睡觉都不踏实。那时我就老做梦，想着以后一定要挣大钱，再也不受这种罪。可是，10年快过去了，没想到我还在干服务员。

每次说起学历和就业，我总会想起一个包馄饨的小弟。

念大专的三年，我每天中午都给学校里一家馄饨店送外卖。包馄饨的小弟17岁，比我小一岁半，早就不读书了。他叫馄饨店老板“表叔”，老板一个月给他3500块，包吃住。他馄饨包得很快，一只手用小竹板剜一点馅甩到馄饨皮上，另一只手已经捏好皮，再拿下一张皮。很多路过的学生觉得新鲜，拿手机拍他，他会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他偶尔自大，会骄傲地说，“你们大学生毕了业有的还没我挣得多”。他也偶尔自卑。有留学生来吃饭，他扯着我的衣角让我用英语跟人家聊。我的英语简单应付点菜够用，他懊恼又羡慕，说“还是大学生好，还是读点书好”。

他说以后要是不在馄饨店干了，不知道自己能去哪。但他想去大城市看看，每天包馄饨包得手抽筋，关节很疼。后来他结婚了，我看到他发朋友圈，去了工地，说要给未来的孩子挣奶粉钱。

他们能选择的工作本来就不多，外卖、快递、工地搬砖，再不然就是进厂。

大专毕业后，我申请了专升本，现在算是本科毕业生了。但我从不认为自己因为比他多上了学，未来就能更美好。现在无论是什么学历、履历，大家好像都在竞争同一份普通又劳累的工作。

做这些工作，其实女孩会更不容易。在罗森的时候，有个在附近酒吧工作的常客，因为我能记得他常买什么，会提前给他备好，他喝醉后就到店里来喊我“老婆”。

这只是我作为女孩遇到的骚扰之一。后来，我在深圳一家小公司做3C数码的带货主播，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每次线下聚餐，领导总和别的男同事聊嫖娼，毫无顾忌，甚至说要带我去。

最让我气愤的是，在盒马后厨工作时有个员工性骚扰过很多女孩，用隐私部位顶一个已婚有孩子的姐姐，还强行亲了一个兼职的中专生，那是个还没成年的女孩。我知道后特别愤怒，结果领导说，过年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等忙完这几天再处理。我气得当场离职，三天后，听HR说那人确实被开除了，可对女孩们造成的影响，是不会随之消除的。

这些年，我把9年的真实打工经历写成文章或段子，发到QQ空间、朋友圈、微博，很多人喜欢。我因此交到了新朋友，看到了新世界，这些生活对我来说好像才没那么难受了。

我工作的时间越久，越能理解同事说的“服务业干久了，不会给任何人好脸色”。

看到“Manner咖啡店店员泼顾客咖啡”、“外卖员和保安起争执”之类的新闻，我都明白，那只是表象。那位店员很可能笑脸相迎了一整天，打出了上百杯咖啡，再被催，被骂，情绪很容易失控。人没退路时，只能忍受，可摩擦一多，你永远不知道哪一次冲突，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能成为倾轧别人的人。

在海底捞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个外卖员，手里拎着奶茶就要往里走。门口那同事直接吼他：“你没看见后面有外卖架子啊？直接往里进？”估计同事是那天提醒外卖员太多回，烦了，也可能是好情绪全给了顾客，早就耗光了。外卖员气得回骂了他一句“狗眼看人低”。

你以为大家身份接近，更容易互相理解，可实际上并不会。

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个。有天晚上，一个妈妈带着孩子来吃饭，她穿着楼下绿茶餐厅的工服。我有一种看见同类的怜惜，偷偷多给了她孩子一个小玩具。后来，我戴着手套帮他们收桌上的垃圾，孩子妈突然说“别急”。我以为她手里还有餐巾纸要扔，把手伸过去，结果她很自然地把嘴里的果皮吐到我的手上，让我扔掉。一瞬间，我特别不舒服。

她孩子就说：“妈妈，你这样不好。”我听见了，孩子妈妈也知道我听见了，但她没有抬头看我，而是骂了一嘴孩子：“我TM累一天了，还得给服务员好脸色啊？”

这就像一个糟糕的螺旋，那些被要求的微笑和周到，消耗掉的情绪总会在别处找补回来，到头来，是戾气在传递。

然而顾客只会看到干净明亮的一面。

在海底捞，“笑”是第⼀位的。当我尽可能⾯带微笑之后，依然会被提醒“表情有进步空间”。后来我去后厨拿⽜⾁粒，发现同事们都挂着“垂头丧⽓”脸。人不是机器，一直微笑是非常难的，一个人正常的形态，是面无表情。

我看到雷军去海底捞体验考察，之后在采访⾥说“海底捞员⼯的那种笑，都是发⾃内⼼的”。⼀个⼏⼗岁的人，坐拥⼀家上市企业，还能认为⼀个⼈保持⾼强度⼯作的情况下，每天⼗⼏个⼩时的微笑是发⾃内⼼的，我觉得这件事本身也挺好笑的。

随着工作经验越来越多，我能找到的工作好像越来越“体面”了。但我会告诉自己，永远别忘了那个真实世界。同时，我也会反问自己，那些工作经历会不会已经对我的人格有磨损？

2022年疫情，我在罗森打工的时候，店里来过一个男孩，在角落安静坐了两天，趴在桌上充电，偶尔哭一会儿。我觉得他可能是碰到难事了，写了个纸条给他问“需要帮助吗”，然后拿了点便利店报损的米浆和盒饭送过去，没要他钱。他双手合十说“谢谢”，一边吃一边哭。

后来加了微信才知道，他父母在疫情里都去世了，他刚回来处理完后事，不知道自己该去哪。他走的时候给我鞠了个躬，说“有一天我可能会报答你的”。我赶紧给他鞠回去：“我就是一个寒假工，咱俩都是小孩子，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店里报废的东西。”

但过了三年后，我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在海底捞工作之后，我总会害怕谁要举报我，觉得别人会害我。后来和那个老乡姐姐更熟悉后，有次她问我“涂的啥口红”，我以为她接着会说“怎么一点颜色都没有”，我一个激灵回复她，“咋了，我涂口红了行吧”，结果她说颜色挺好看，想要个链接。我意识到，我已经习惯性地把一个人想得很坏。

后来，一个新来一周的小女孩老挨训，我上厕所时碰到她，忍不住问：“你怎么老是被骂？对讲机里喊了好几次你的名字了，你怎么都没听见？每次都要靠我去跟你说。”

她说：“我一直都在听啊，说切好菜了什么的。”我这才意识到问题出在哪，告诉她那是二调频，是后厨的调频，咱们听的应该是一调频，才是前堂的调频。在厕所里女孩就哭了，说没有人告诉过她。

我平时很愿意帮人，但那女孩哭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心力去安慰她。当时脑子里全是：顾客的券还没兑、桌子还没收拾。当时间不够用的时候，人性是一种奢侈品。我只想着怎么赶紧把手里的活儿干完，自己不挨骂更重要。

我不喜欢这些时刻的自己，也不喜欢那些被磨损到麻木的人。我觉得公司就不该定那些反人性的规定。我要记录下这些经历。就算文字改变不了什么，但至少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世界被折叠的部分是怎么运转的。

现在，距离2025年7月从海底捞离职，已经过去大半年。我一边找新工作，一边写下这些经历，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作为“人”的状态找回来。

作者李秋涵｜编辑燕青

排版魏蔚｜ AI制图丛敏

监控、计时器、举报文化，一个低薪打工人的9年

丁俊 — Wed, 15 Apr 2026 10:12:39 GMT

正值晚餐高峰，海底捞服务员王荣豪刚为新客人点完单，一回头就看见隔壁桌女顾客正伸手去拿水壶，她几乎本能地冲了过去。

“我来给您倒！”她看上去热情洋溢，脸上带着标准的微笑，右手托底水壶，左手按盖，将柠檬水倒入女顾客杯中。一切动作结束，她转身以后，脸上的笑容瞬间卸下。

餐桌上方的监控正记录着一切——要是她再晚几秒，顾客自己倒完水，让店经理看见监控画面，等待她的将是批评或处罚——按海底捞要求服务员做到的“十六个不放过”：顾客自己倒水，坚决不放过。

这是28岁王荣豪9年打工生涯里一个不起眼的瞬间，也是企业制定的规则之下，劳动者身体里藏着的肌肉记忆。正是这些记忆，构成了以微笑和周到为宗旨的现代服务业的隐秘地基。

高中毕业后，王荣豪总共打过11份工。她曾做过统一的饮料推销员、海底捞的服务员、罗森便利店的店员、盒马后厨的“小二”，她还在宠物店洗过猫猫狗狗，做过带货主播和娱乐主播。工作时长最长的是三年，最短的是寒暑假两个月。

在这些打工经历中，她感受到企业规则只为“效率”与“顾客”服务，员工的感受却微不足道。2021年开始，她在微博写起了打工日记，想要记录下这一切：在盒马鲜生，她和同事们都被100多度的蒸箱烫过，身上都有些后厨特有的“印记”；在罗森便利店，她作为店员是不能坐下休息的，白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必须全程站着，即便给顾客准备的那排椅子空无一人；在商场推销饮料时，她套着闷热的玩偶服，被路人故意踢倒，没有人会替她追究。

“每次看到大家讨论要不要给外卖员说谢谢时，我都觉得好笑，因为问题从来不是哪个职业被歧视。”她说，在打工过程中，她看到了商业社会提供极致服务的另一面：由计时器、监控探头和层层KPI构成的严密规训下，服务业劳动者困在规则中，基本权利被持续剥夺。

当下，许多职业倦怠的年轻人，将“轻体力劳动”当成逃避职场的退路，幻想能从中找“活人感”。“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但在王荣豪看来，其实这是更痛苦的工作，因为“除了身体上的辛苦，还没有被视作人的尊严”。

以下是她的讲述：

干了几天，我才弄明白，这里举报文化盛行。谁裤子没掖好、哪个男生没打发胶，都能举报。

我听高层说过，“奖，要奖得心花怒放，罚，要罚得皮开肉绽”，重赏重罚下，人人自危。

公司把服务流程拆解得极其精细，落实到每一个动作上。

之前听老同事说，有一次高层“微服私访”，对服务员说“我要一杯冰水”，对方随口回“那你就去倒嘛”，结果这家门店经理就被降为了服务员。

在外界看来，海底捞的服务是出了名的好。可实际上，根本没有完美的服务，只有不停找茬挑刺的人。

后来我被调到别的门店当大堂经理。领导教我，“要把重压重赏、连坐、举报用到极致，分化他们，形成竞争，你就会拥有一个强大的团队”。

真正让我下决心写下打工经历的，是在盒马鲜生。

都这样了，当时盒马各个区域的门店之间，还要比拼“30分钟现杀海鲜”谁用的时间更短。

这些工作里，坐着是奢侈的，睡眠也是奢侈的。

大学实习期，我在罗森便利店打工。培训时就明确说，不允许员工坐着，不能穿着工服坐在给顾客准备的椅子上。

我打的这么多份工里，盒马是唯一有正儿八经员工休息室的地方。

更多时候，在其他地方打工，我得自己找地方休息。

这让我想起电影《千与千寻》里千寻闯进温泉屋的场景，有汤婆婆的大浴缸，工作的小煤球，还有锅炉爷爷八条腿抓汤浴的药。

可即便是这样，我也很开心了。站了一天可以趁着倒垃圾出去看看，同事说感觉像每天要遛狗似的，晚上得遛遛我们自己。

在又窄又长的通道里，还是可以听到商场温柔的语音播报，只是，盒马后厨的组长跟我说，这播报不是给我们听的，“下了班换下工装才是”。

我参加了三次高考，最后只考上了大专。从高中毕业开始，我就自己打工养活自己。那时我总会为未来焦虑。

每次说起学历和就业，我总会想起一个包馄饨的小弟。

他们能选择的工作本来就不多，外卖、快递、工地搬砖，再不然就是进厂。

我工作的时间越久，越能理解同事说的“服务业干久了，不会给任何人好脸色”。

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能成为倾轧别人的人。

你以为大家身份接近，更容易互相理解，可实际上并不会。

这就像一个糟糕的螺旋，那些被要求的微笑和周到，消耗掉的情绪总会在别处找补回来，到头来，是戾气在传递。

然而顾客只会看到干净明亮的一面。

但过了三年后，我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现在，距离2025年7月从海底捞离职，已经过去大半年。我一边找新工作，一边写下这些经历，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作为“人”的状态找回来。

作者李秋涵｜编辑燕青

排版魏蔚｜ AI制图丛敏

外国人来中国看病，第一批赚到钱的人出现了

王虹儒 — Thu, 09 Apr 2026 10:12:01 GMT

以前都是国人花钱出国看病，现在，轮到外国人打“飞的”来中国问诊了？

3月26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等公布了首批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名单，25家医院入选。自此，广东也成为北京、上海之后，又一个在省级层面推进国际医疗服务试点的地区。

趋势是显著的：自签证政策逐步放宽以来，2025年，外籍患者赴广东就医总量，同比增长超20%。魏薇在广州上大学，去年9月，她开始兼职英语陪诊。她的客户来自外贸行业，会专程从塞内加尔，飞来广州体检。在小红书上，她把这份工作描述成“英语博主就业新出路”。

凤凰网此前报道，去年11月，英国博主Amie从伦敦飞到北京，跨越9500公里，只为看胃镜，带火了“中国医疗旅游”。与此同时，在TikTok上，“来华就医”、“中国医疗费用”也成了热门关键词。

人们开始谈及医疗旅游的潜力。上海私立医院的院长开始视海外市场为新的增长点；从事十多年跨境医疗服务的中介机构，也正在打破“送中国富人海外就医”的单向流动，努力对外拓展，争取更多的外国患者来中国看病。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外国人来看病，会不会抢了中国人的号？

对此，广东省卫健委首次划定了边界：专家需在足额保障普通门诊出诊量、不减少普通门诊号源的前提下，方可开展国际医疗门诊服务，杜绝医疗资源向国际医疗过度倾斜。

“世界范围内，医疗旅游有上百年的历史，每年有1500万人为了看病，在天上飞来飞去”，上述跨境医疗中介机构的高管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中国“才刚刚明白过来”。

魏薇是在小红书上找到这份工作的。

去年9月，她还在广州读大三，学新闻，同时在一家公司实习。某天刷到一条招募帖——“带老外去医院看病”后，她投了简历，通过中介认识了第一个客户：一对来自塞内加尔的夫妻，在广州做了将近十年外贸。妻子从非洲飞来体检，到现在已是国际医疗服务试点之一的广东省中医院就诊。

体检报告出来，问题不少，最异常的是：血糖接近20mmol/L，是正常上限的三倍多。魏薇逐项给客户解释，又陪着去复诊、门诊，最后医生建议住院。

办住院手续那天，魏薇在六楼上上下下，来回跑了三四趟——交押金、填表、在护士台回答护士的问题：有没有忌口、大便怎么样、哪里痛。“我一个中国人都搞得一头雾水，”她说，“更别说语言不通的外国人。”

住院六七天，客户全程自费，花了将近一万块钱。

接完这单，魏薇对这份工作有了新的判断：外语能力只占四成，剩下的是服务和耐心。她接的这单是低价单，400元一天，是市场价的一半，但她还是愿意继续：“陪诊可以摸鱼，排队的时候没事干，真的很轻松。”

像魏薇这样的陪诊师，是入境医疗服务产业的一个节点。入职私立医院的陪诊师丹丹告诉凤凰网，1月份，她看到BOSS直聘和猎聘上出现了不少陪诊师岗位，年薪在7万到13万之间，对于学医但不愿意从医的她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过去许多年，中国的医疗中介是为中国人赴海外就医单向服务的。蔡强是盛诺一家的董事长，国内最早做跨国医疗服务的创业者之一，在帮助国内企业家到美国就医方面，积累了十五年经验。去年下半年，他看到印尼等周边国家患者来华就医的需求，成立了专门的业务部门，希望吸引他们来华就医。

印度尼西亚每年超过百万人出国就医，主要目的地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中国完全有潜力吸引印尼的中高端客户，医疗水平比印尼高，而且价格也有竞争力。”蔡强说。

Troy也在去年创业，搭建了医疗旅游服务平台。他曾在药企工作。2025年，他观察到，医保改革的大背景下，为了创收，至少有20家公立医院成立了国际部。政策层面，上海批准了22家公立医疗机构为“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单位”。他相信，凭借价格和技术优势，中国能在众多传统医疗旅游目的地中找到一席之地。

尽管在TikTok上，英国博主Amie带火了中国医疗旅游，但蔡强和Troy都认为，中国最大的目标市场不是欧美患者，而是中国周边国家患者。

“你永远看不到比尔·盖茨飞去印度看病。”蔡强说。

他把全球医疗流动，分成两种路径：发达国家的低收入者向下就医，追求更低的价格；医疗欠发达国家的高收入者向上就医，追求更好的品质。他认为，中国的机会，在于后者。

Troy提到孟加拉国。去年8月，孟加拉国政权更替，亲印政府下台，原本赴印度就医的孟加拉患者，转而流向了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每个月大概有几十个孟加拉国患者，到昆明和广州看病。”

重疾治疗“客单价高”，“肿瘤治疗费用基本在20万以上，血液病费用能达到百万”，Troy说，几千位患者来看病，就是很大的市场了。

另一位了解东南亚市场的医疗旅游创业者，也告诉凤凰网，在中医康养方面，国内针对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客户的定制化医疗，客单价收费在8到20万之间。商业价值之高，是他决定在今年2月，进入跨境医疗的原因。

去年9月，那位塞内加尔客户住进广东省中医院第二天，护士拿来了一块穴位贴，埋针扎进皮下。每次做治疗之前，客户都要问魏薇：疼不疼？

这是魏薇第一次意识到，带外国人看病，难的不只是语言。

查房时，医生开出一味叫“僵蚕”的中药——一种以蚕为原料的药材，并问她：病人能不能接受？魏薇解释不了，就去小红书搜了张僵蚕的图片递给患者看。客户盯着屏幕，明显不情愿。魏薇只好笑着补充说，不是生吃，是放到药里煲的，中国人常这么用，不要怕。最终，客户点了头。

朴永镇是上海冬雷脑科医院的全科医生。他是韩国人，精通中日韩英四门语言，在中国医院工作的九年，累计接诊超过4000名外籍患者。对魏薇所体会到的不同国家患者的认知和就医习惯差异，他深有体会。

他以中医举例。欧美患者对针灸接受度较高，但对汤药顾虑重重；而中东地区和部分亚洲患者则有所不同——“只要有效果，他们并不排斥针灸和中药”。说这番话时，朴永镇刚刚查完一位来自中东的住院患者。该患者记忆力减退，在当地求医未果，便专程飞来上海。吸引他的，便是中西医结合的保守治疗。

不过，冬雷脑科院长宋冬雷，则花了更长时间，才理解查房方式的文化差异。

宋冬雷过去是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离开体制后，于2019年创办了冬雷脑科医院。

过去，宋冬雷给中国患者查房，常常是和许多医生护士一起去，阵仗很大，“雄赳赳气昂昂”，患者看到这么多人来关心自己，往往觉得备受重视，会很开心。但同样的阵仗，会让一些外籍患者感到不适：超过三个人进病房，他们就有意见。“对个人隐私和环境的理解，和中国病人完全不一样。”宋冬雷说。

更微妙的是，外籍患者通常要求医生在进入病房前，就掌握所有病情。“不要再反复在病房里面问病情，外籍患者会觉得你什么都不了解，你怎么给我看病？”宋冬雷说。

宋冬雷观察，疫情之前，冬雷医院一天最多有十位外籍患者住院，多以在上海本地生活的外籍人士为主。这一数字在疫情结束后回升，到了去年，开始出现专程来看病的外国人，有来自中东的，东南亚的，还有来自蒙古的。

为了承接国际患者，冬雷医院的调整不仅是医护礼仪层面的，诊疗流程也发生了改变。

在中国，患者通常直接挂专科号。但在国际部，宋冬雷用了西方的方法：全科医生先接诊，再根据情况转专科。朴永镇是这套流程的第一道入口。除了朴永镇，国际部的护士、客服和个案管理师，也都会讲英语。

2020年组建国际部时，宋冬雷给国际部设立了单独的门诊区和病区。他还设计了两间祷告室，平时是空房间，来基督教患者就挂十字架，来伊斯兰教患者就在地上铺地毯，饮食也备有清真选项。

“基本上外国人来看病，可以实现酒店式入住，毛巾、拖鞋、饮水机都有，和五星级酒店配置差不多。”宋冬雷说，“得让他们感觉好像在本国看病一样方便。”手术结束后，如果患者需要回国康复，本院医生会全程陪同转运，送至当地专科医院。

目前，冬雷脑科医院的医保病人占比90%，外籍或商保病人只占比10%左右。不过，宋冬雷表示，他很看好后者。他认为，随着国家“强基层”的战略，未来到上海看病的人会减少，“反过来讲我们就要开拓新的市场，不能光盯着中国的病人，尤其不能光盯着中国的医保病人”。

医疗资源会被挤兑吗？这是外国人来华就医绕不开的拷问。

“中国老百姓总是讲看病难、看病贵，我们的医疗资源能否腾出精力去服务外国人？”蔡强说。

他认为，这是需要国家层面来设计的事。如果确定推动跨境医疗旅游服务，首先要考虑，医疗资源是否有富余，其次，要确定哪些医院可以接收外国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

Troy分析，从广东卫健委等公布的首批国际医疗服务试点来看，官方仍倾向于公立先行：25个试点里，只有2家民营医院。“全部放开，担心会乱。”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首批试点之一。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医院副院长表示，在医疗资源分配方面，目前，中山一院国际医疗部日接诊量为一两百人次，而医院门诊日均总接诊量超过1.5万人次，占比较小。

上海情况也类似。凤凰网联系了两位就职于上海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生，在他们看来，对于顶级医院的头部医生来说，也许存在资源紧张的问题，“大家都在抢他的号”；但对普通医生而言，目前还是有余力接诊更多患者的。

两人都强调，公立医院的特需部或国际部，并非专为外国人设计，而是为有支付能力的人设计。考虑到医护人员英语水平和自助机器的使用门槛，公立医院目前“国际化服务能力有限”。

不过，蔡强的忧虑在于，一旦市场开放，会涌入大量来中国看普通门诊的外国人，但“公立医院最重要的职能是服务本国公民的”。

在这方面，蔡强觉得，日本也许做了一个不错的示范。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这些有20多年医疗旅游经验的国家相比，日本起步得很晚，2011年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才增设医疗签证，允许外国人滞留90天进行治疗。

但通过制度设计，日本在短短七八年做到了“从零开始，却在高端市场上做得非常成功”。

蔡强介绍，国际患者要想到日本就医，必须通过日本政府认证的身元保证机构，即中介机构来安排。只有拿到医院的接诊证明、中介机构的担保书，患者才能申请医疗签证。到日本后，翻译、接机、住宿服务，都由中介机构来负责。

接收国际患者的日本医院绝大多数是私立医院。同时，民间机构MEJ会给日本医院和中介机构评级，替全球患者筛选“优等生”。

“日本政府只用管理签证和中介机构，避免了市场打开后、乌泱泱的人全都来了（的场景）。”蔡强说。

与公立医院目前并不明朗的态度相比，私立医院对国际医疗明显有更高热情。对宋冬雷来说，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吸引外籍患者。

宋冬雷今年60岁，自90年代开始在华山医院工作。当时，在神经外科领域，中国和国际差距很大，他得去欧美学习。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差距几乎没有了”，在产品研发上甚至要领先国外。

但与此同时，海外对中国医疗水平的认知非常有限。宋冬雷想，原因也许部分在于，对他这一代中国医生来讲，语言还是障碍，国际学术会议交流需要争辩，中国医生往往不敢开口，“输在了表达能力上面”。

至于如何做海外宣传，他也在“动脑筋”。“一家医院很难去世界各地做广告”，签证、跨国保险这些涉及政府层面的事，院长说了不算，卫健委说了也不够。

蔡强明知道现在做这件事“赔钱”，仍然在去年底成立了一个小团队，去东南亚访问探路。他的逻辑是：市场迟早会来，先去趟路，积累经验，等国家层面想清楚了，至少还有人知道怎么做。

“如果规划得好，5年能不能做到100万人？”他边想边说，“如果国家出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应对方要求，文中魏薇、丹丹为化名

作者王雯清｜编辑阳千鱼

排版魏蔚